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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的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 春秋后期各国有些卿大夫在变革田亩制度的同时，尽力夺取国家的政权。例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都积极发展小农经济，招揽人才，争取群众，积聚力量，从而夺取政权。
鲁国的三桓，即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首先在鲁国通过“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取得了政权。公元前五六二年，三桓“三分公室”，把公室的军队改编成三军，由一家统辖一军。季孙氏把一军的全部成员包括父兄子弟，连同其提供赋役的乡邑一起归属自己；叔孙氏使一军的子弟臣属自己，把父兄辈保留给国君，就是夺取了一军一半的所有权；而孟孙氏则使一军的子弟一半臣属自己，把一半子弟和父兄保留给国君，就是夺取了一军的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左传》襄公十一年）。其中以季孙氏夺取权力比较全面，因而力量最强。过了二十五年，三家又进一步瓜分国君的权力，把三军改为两军，分成四股，实行“四分公室”，由季孙氏分得两股，并掌握鲁国的大权；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三家都采用了“尽征之”的办法（《左传》昭公五年）。这样，国君的主要权力就被瓜分了，经济上也只能靠三家的进贡来维持。公元前五一七年鲁昭公勾结贵族郈氏和子家氏，袭击季孙氏，被三桓联合击败，鲁昭公因此被赶走。子家氏说：“政自之（指季孙氏）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一方面是“鲁君失民矣”，而另一方面季孙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逃藏之民。公元前四六八年鲁哀公想借助越国力量来除去三桓，也被三桓逐走。到鲁悼公即位，“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史记·鲁世家》）。鲁哀公、悼公、元公三世的政权，都被季孙氏劫持，所谓“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韩非子·难三篇》），直到鲁穆公时，公仪休为相，才重新成为“奉法循理”的政体，而季孙氏据有封邑费（今山东费县北），成为独立小国。
六卿分晋及其改革 春秋晚期，晋国的六卿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和中行氏瓜分了晋国，取得了政权。晋平公时，范宣子执政，驱逐了栾盈，接着平定了栾盈潜回曲沃（今山西闻喜西北）发动的叛乱。后来韩宣子执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史记·赵世家》）。接着魏献子执政，分祁氏地为七县，羊舌氏地为三县，进一步推行县制。公元前五一三年赵简子、中行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造在铁鼎上公布，这是政治上的重大改革措施。
与此同时，晋国六卿进行了经济改革，各自废除了“步百为亩”的井田制，代之以扩大的田亩制和地税制。根据近年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吴问篇》，范氏、中行氏采用最小亩制，以一百六十步为亩；知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韩氏、魏氏采用大亩制，以二百步为亩；而赵氏采用最大亩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同时，赵氏“公无税焉”，不按亩征税，其余五卿都“伍税之”，采用按五分抽一的税制。六卿这样不同程度地扩大亩制，破除“步百为亩”的井田制，势必推广开辟井田原来的封疆阡陌，这是废除井田制的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赵氏的亩制最大，又不征收地税，孙武认为可以“富民”，因而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孙武认为实行最小亩制的范氏、中行氏先亡，其次知氏亡，再次韩氏、魏氏亡，只有赵氏得到成功，“晋国归焉”。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只是韩氏、魏氏没有亡，而造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
田氏代齐
春秋后期齐卿田氏设法争取流亡的民众，逐步取得了政权。当齐景公时，赋敛严重，“民参（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同时刑罚厉害，“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因为受到刖刑的人多，受过刖刑的人所穿的鞋子（踊）就比一般鞋子要贵了。而田桓子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争取民众的措施，用大的“家量”（十斗为一釜）借出，而用小的“公量”（六斗四升为一釜）收回，同时在自己管辖区内控制物价，使得木料和鱼盐海产的价格不超过产地价格（《左传》昭公三年）。一方面是“公（指齐国国君）弃其民”，另一方面是民众归向田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桓子利用“国人”对栾氏、高氏的“多怨”，联合鲍氏，打败消灭了栾氏和高氏。他又召回群公子，向公族讨好，齐景公赏给高唐（今山东高唐东北），于是田氏进一步强大了。接着田釐子（一作陈僖子，即田乞）继续争取民众支持，联合鲍氏和诸大夫，打败消灭了高氏、国氏和晏氏，并且杀死了高、国二氏所拥立的国君荼而拥立阳生（齐景公太子）为君，即齐悼公。从此“田乞为相，专齐政”（《史记·田世家》）。次年，因为鲍氏起来反对，鲍氏这家贵族也被消灭了。公元前四八五年，田乞又把悼公杀死
，立其子壬为君，即齐简公。
齐简公任用监止（一作阚止）为右相，“使为政”，而让田成子（即田恒，一作田常）为左相，企图削弱田氏的权力。田成子继续用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争取平民支持，民间就流传着“妪乎（呜乎）采芑（一种野菜），归乎田成子”的歌谣（《史记·田世家》）。同时，田成子还提拔人才，“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把布帛、牛肉分给士卒，优待士卒（《韩非子·二柄篇》）。公元前四八一年，田成子就打败监止，把监止捉住杀死。齐简公逃到舒州（今河北大城），也被田成子捉住杀死。从此由田成子为相，“专齐之政”，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吴的兴起及其政治改革 在中原鲁、晋、齐等国新兴势力取得政权的同时，南方的吴、越等国的政权也发生了变革。
吴人原是周族的一支，西周初年迁到东南沿海建立国家，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春秋晚期吴国的冶铁技术有了较大发展，相传吴王阖闾曾用“三百人鼓橐装炭”，用铁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近年江苏六合程桥镇吴墓中出土铸铁铸造的铁丸和锻制的铁条，提供了实物的例证
。同时小农经济也开始发展，公元前五二二年伍员（即伍子胥）从楚出奔到吴，曾“与太子建之子胜（即白公胜）耕于野”（《史记·伍子胥列传》）
。后来吴王夫差说他父亲阖闾攻破楚国，开辟疆土，“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国语·吴语》），反映了当时农民向四方开垦荒地的情景。
公元前五一四年公子光乘吴伐楚失利的时机，派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夺取政权，自立为王，他就是吴王阖闾。阖闾起用伍子胥为客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又起用孙武为将军，整顿和改革国政。孙武在对答阖闾的发问中，曾列举晋国六卿进行经济改革情况，并对他们今后的兴亡作出判断。阖闾十分赏识孙武的判断，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王者之道”，是“厚爱其民者也”（《孙子兵法·吴问篇》）。所谓“王者之道”，就是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后来阖闾实行了这个“厚爱其民”的“王者之道”。他“食不二味（吃得与臣下一样），居不重席（坐单层的席），室不崇坛（不筑高坛），器不彤镂（不着红彩不雕刻），宫室不观（不造游玩的楼台），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选取实用而防止浪费）”，遇到天灾疾疫，访问孤寡而救济贫困，“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左传》哀公元年）。
吴国由于进行了政治改革，国力逐渐富强起来。吴王阖闾采用孙武提出的声东击西、轮番出战和迷惑、疲乏楚国的策略，不断削弱楚国。公元前五〇六年，吴国采用乘隙奇袭的战略，深入楚国腹地，直逼汉水，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北）大败楚军，追击到清发水（今鳣水），等楚军半渡时发动进攻，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吴军乘胜继续追击，顺利地攻入了楚都郢城。后来，由于秦兵来救，吴国又发生内乱，楚才得复国。吴便成为南方的强国。公元前四九六年，吴王阖闾在对越战争中受伤，不久病死，其子夫差继位。三年后，吴在夫椒（今太湖中洞庭西山）大败越兵，攻破越都会稽，迫使越国求和。接着吴王夫差就争霸中原。公元前四八五年吴派大夫徐承率水师从海上攻齐，不能得利；次年吴又“发九郡之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鲁军联合，在艾陵（今山东淄博西南）大败齐军，杀死齐军主帅国书。从“发九郡之兵”这件事，可知这时吴国已推行郡县制，并已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公元前四八二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从水路北上，邀集晋定公和其他诸侯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与晋争当盟主。
越的兴起及其政治改革 越国人民原是越族的一支，建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越国从始祖无余起，传了十几代就衰亡了。后来有个夫谭的儿子叫允常的出来重建越国，开始称王 [1] 。公元前四九六年允常去世，勾践即位。越国在公元前四九四年被吴国征服，成为吴的属国，越王勾践入质于吴三年之久。勾践回国后，“省赋敛，劝农桑”，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重用范蠡、计然、文种等人，改革内政，推行“舍其愆令，轻其征赋”，“裕其众庶”的政策，使得“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国语·吴语》）。所有“民”或“众庶”，不但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赋税、兵役的主要负担者。同时，越王勾践针对战败后壮丁不足的状况，下令奖励生育，并规定长子夭折的，“三年释其政”（“政”通“征”，即免除三年赋税）；庶子早亡的，“三月释其政”。勾践还优礼士人，招揽各地人才，“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国语·越语上》）。这样经过“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左传》哀公元年），取得很大成就，“田野开辟，府仓实”（《国语·越语下》）。
公元前四八二年，越王勾践乘吴王夫差在黄池争当盟主、国内空虚的时机，分兵两路袭吴。一路由勾践自己统率，在泓上（今江苏苏州西）大败吴国留守部队，俘虏吴太子友，并乘胜攻占吴都。另一路由大夫范蠡、后庸统率水师从海道进入淮河，切断吴军从黄池撤退的归路。吴王夫差得到消息，在黄池勉强争得霸主后，匆匆回国，同越国讲和。过了四年，吴国发生天灾，越乘机再度伐吴，吴起兵应战，两军在竺泽（今江苏吴江附近）夹水列阵，越王勾践先派两翼佯渡，调动敌人，然后乘其空虚，中央突破，大败吴军。三年后越又大举攻吴，围困吴都达三年之久。公元前四七三年终于攻破吴都，迫使吴王夫差自杀。吴国也就灭亡。越王勾践接着引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号称霸主，把国都迁到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西北）。到战国初期，越王翳又迁都吴。
《史记·货殖列传》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又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可知越国所以能够富强，主要由于采纳了计然之策进行了政治改革。究竟越王勾践用了计然的哪五策呢？从《越绝书》的《计倪内经》来看，主要有下列五点：
（一）任人唯贤，“有道者进”。计然认为国君必须“明其法术”，“守法度，任贤使能”，才能使得“邦富兵强而不衰”。主张选拔“有道者”、“圣者”以及“后生”。他说：“圣主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又说：“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
（二）赏罚分明，奖励忠谏。计然认为，国家所以会“邦贫兵弱致乱”，往往由于国君执法不严，赏罚不明，弄得“谀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主张对忠谏者要“赏其成事，传其验（经验）”。
（三）实行“平粜”法，平衡谷价。计然认为，丰年时谷贱伤农，歉收时谷贵伤末，必须每石粟价“上不过八十〔钱〕，下不减三十〔钱〕”，使得“农末俱利”。
（四）流通物资，发展贸易。计然着眼于发展经济，主张流通国内外物资，调节不足和有余。他认为国君必须任贤使能，使得“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
（五）蓄积“食钱布帛”，防备灾荒。计然主张防备灾荒，必须“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倘若“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
郑国的争夺政权 中原诸侯国除了晋、齐两大国经历过“六卿分晋”、“田氏代齐”及其政治改革的斗争以外，其他如郑、宋等国，也发生过争夺政权和政治改革。
战国初期，郑国曾发生争夺政权的事。郑哀公是被郑人杀死的，哀公之后是共公，共公之后是幽公，幽公是被韩所杀的。此后，
公二十五年（公元前三九八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
公”（《史记·郑世家》）。战国初期，郑国有三个国君被杀，从郑君杀其相子阳到子阳之党杀郑君，前后又经过了三年的分裂内战，所以韩非说：“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韩非子·说疑篇》）鲁阳文君又说：“郑人三世杀其君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墨子·鲁问篇》）
这次郑国发生“子阳身杀，国分为三”的事件，据韩非说，其原因是郑国的贵族公孙申“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揜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说疑篇》）。显然，公孙申等贵族反对“法义”，也反对“贤良”，而子阳正是讲究“法义”的“贤良”的领袖人物，因而遭遇祸难了。《吕氏春秋·适威篇》说：“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猘狗（疯狗）而弑子阳。”《淮南子·氾论训》也说：“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因为子阳极严厉地执行法令，“折弓者”犯了死罪，公孙申便乘机煽动“折弓者”趁疯狗扰乱的当儿把子阳杀死了。他的被杀，是出于贵族的谋害，因而引起了“子阳之党”的分裂和斗争。经过三年的分裂斗争，“子阳之党”取得了胜利，杀死了郑
公。韩非曾把“太宰欣取郑”和“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相提并论（《说疑篇》），太宰欣可能就是“子阳之党”的领袖。
郑国在三年内战中，“子阳之党”虽然取得胜利，但没有能够完成其政治改革，到公元前三七六年就被韩灭亡了。
秦献公的取得政权及其政治改革 秦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迟缓，改革也迟缓，到公元前四〇八年“初租禾”，同时政权操纵在强大的贵族手里，国君的废立，常由庶长做主决定。庶长们常把流亡在外的秦公子迎接回来做国君，而把不称心的国君撤换或逼死。例如秦怀公是从晋国迎入的，又是遭庶长晁与大臣围困而自杀的。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
公元前三八五年，秦简公的孙子秦出子即位，年才两三岁，由他母亲和宦官掌权，结果“群贤不说（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这时出奔在魏的公子连（一名师隰），由于二十多年长期生活在魏国，目睹魏国实行变法所取得的成就，就想回国“因（依靠）群臣与民”夺取政权。他先想从郑所之塞（今陕西华县东）进入秦国，被守塞的右主然拒绝了；接着跑到戎狄去，改从焉氏塞（即乌氏塞，今宁夏固原东南）入境，被庶长菌改迎入。秦出子的母亲就“令吏兴卒”前去讨伐，半路上“卒与吏”改变主意，反而去迎接新的国君（《吕氏春秋·当赏篇》）。公子连于是带着倒戈的军队回到雍，迫使秦出子母亲自杀，并把秦出子杀了。公子连即位，他就是秦献公。秦献公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归根结蒂是由于得到了前此“不说自匿”的“群贤”与“郁怨非上”的“百姓”的支持。
秦献公开始进行政治改革。公元前三八四年，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长达三世纪的杀人殉葬制度。这是对贵族特权的一种限制。公元前三七五年，“为户籍相伍”，把个体小农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的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把栎阳（今陕西临潼北）、蓝田（今陕西蓝田西）、蒲、善明氏建设为县，以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边防。由于这一系列的改革，秦国在兼并战争中开始转败为胜。这样就为此后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打下了基础。
戴氏代宋
至于宋国，也曾发生卿大夫夺取政权的事，不过时间比较迟些。韩非曾把“司城子罕取宋”和“田成子取齐”相提并论（《韩非子·说疑篇》、《二柄篇》、《人主篇》、《外储说右下篇》），又曾把“戴氏夺子氏于宋”和“田氏夺吕氏于齐”相提并论（《忠孝篇》）。到后来被齐灭亡的宋国已经不是子氏而为戴氏，所以《吕氏春秋》论宋被齐灭亡说：“此戴氏之所以绝也。”（《壅塞篇》）《史记·宋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说：“宋剔成肝废其君璧而自立。”这里所说的剔成肝，即司城子罕，司城子罕所废的君名璧，也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的宋桓侯璧兵，璧兵也作辟兵或辟
。宋桓侯在公元前三五六年朝见过魏惠王（《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那末司城子罕逐杀桓侯的事，当在公元前三五六年以后。宋桓侯据说是很奢侈荒唐的，曾大兴土木，建筑苏宫（《太平御览》卷四八八引《庄子》）。司城子罕所以能夺得政权，据韩非说，是由于“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二柄篇》），“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人主篇》），情况是和“田成子取齐”差不多的。由于戴氏夺取了宋国的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宋国也就逐渐富强起来，到宋君偃时也就要行“王政”（《孟子·滕文公下篇》），到公元前三一八年（宋君偃十一年）便和其他各国一样“自称为王”，成为“五千乘之劲宋”了。
燕国的“禅让”事件 战国中期，燕国发生“禅让”君位的事，这也是具有政治改革性质的。
公元前三一六年（燕王哙五年），燕王哙把君位让给了相国子之。子之为相国时，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
，得到燕王哙的赏识和重用。但是朝廷大臣都是贵族（即所谓“太子之人”），而子之所提拔的官吏（即所谓“子之之人”）只是些小官吏，这时燕王哙把三百石俸禄以上大官的玺（官印）全部收回，另由子之任命（《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因年老不再过问政事，从此“国事皆决于子之”（《史记·燕世家》）。这对以太子平为首的贵族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公元前三一四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便结党聚众，“围公宫，攻子之”，连攻几个月没有成功，子之反攻，取得大胜，把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都杀死了。
后来子之的失败，完全由于齐宣王的武装干涉。当时齐宣王派将军匡章带了“五都之兵”和“北地之众”，大举攻燕，五十天就把燕国攻破了。齐宣王在攻破燕国后，也就“禽（擒）子之而醢（作肉酱）其身”（《史记·燕世家·集解》引《竹书纪年》）。由于齐国军队非常残暴，燕国广大人民群起反抗，即所谓“燕人畔”（《孟子·公孙丑下篇》），迫使齐国不得不退兵。结果由赵武灵王把在韩国作人质的燕公子职护送回国即位，即燕昭王。燕王哙和子之想要通过禅让的办法来进行政治改革，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子之在平定太子平等人发动的贵族叛乱中，取得大胜，杀死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狠狠地打击了燕国贵族势力。接着齐宣王进行武装干涉，而在燕国人民群众强烈反抗下被迫退兵，这又磨砺了广大人民的斗志。这样就为后来燕昭王奋发图强，进行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
[1]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又说后来无壬立为越君，无壬生无
，无
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元常（当作“允常”）”。这里说“或为夫谭”，可知夫谭是另外兴起的一支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