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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野”对立的制度和井田制度
西周、春秋间，天子的王畿和诸侯的封国，都有“国”和“野”对立的制度（或称乡遂制度）。国是指都城及其周围地区，都城里主要住的是各级贵族；都城的近郊往往分成若干“乡”，住着贵族的下层，统称为“国人”。国人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利，国家有大事常常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同时他们耕种着平均分配的“份地”，有缴纳军赋（贡献军需品）和充当甲士的责任，成为国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柱。野也称“鄙”或“遂”，是指广大农村地区，主要住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平民，称为“庶人”或“野人”。当时的农村中常常保留有“村社”的组织，用作劳动编组的形式。
古代的井田制度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村社制度演变而成。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村社组织。在村社中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公田”，由村社成员集体耕作，收获储藏起来用于祭祖、聚餐、救济等公共开支；另一部分为“私田”，按土地质量差别平均分配给各个家庭，由各家自己耕作，自己收获，用来维持全家生活。为了保持收入的均衡，私田每隔一年或几年重新分配和更换一次。公田上的集体耕作，由村社中的长老带头进行，每年春耕开始时由长老主持春耕仪式，先由长老做几下象征性的耕田动作，用来鼓励和组织村社成员全体耕作。当春秋中期以前，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保留有村社的组织形式，保留有这种村社的土地制度，被各级贵族用作“分田制禄”的手段，成为所谓井田制。
我国古代确实存在这种整齐划分田地，按家分配份地的井田制。战国时代井田制已经破坏，但是战国早期的李悝、中期的孟子和后期的荀子，他们谈到农户耕田，总是说“百亩”。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孟子》中常说到八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荀子》也说：“农分田而耕”，“百亩一守”（《荀子·王霸篇》），又说：“家五亩宅，百亩田”（《荀子·大略篇》），几乎众口一词。这就是古代长期推行井田制、实行“一夫百亩”的份地分配的遗存。当时一尺合今零点二三米，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百亩合今三十一点二亩。这样大的面积的田亩，正适合当时生产力情况下一家农户耕作，足以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和日耳曼人的马克公社一样，为了平均分配好坏的田地，有定期平均更换份地的制度。古代叫作“换土易居”，或称“
田易居”（《说文解字》中对“
”的解释）。《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井田制实行“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这是事实，得到了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田法》的证实。《田法》作“三年壹更赋田”，“赋”即授与之意，“一更赋田”就是说一律更换授与的田亩
。根据《田法》，平均分配份地，按每家人口数，分为上家、中家、下家，又按田亩的平均年产量，分为上田、中田、下田。十分明显，这种平均分配份地的办法，是从原始的村社制度蜕变而来。同时所有农户必须首先集体耕作于“公田”，就是《夏小正》说：“初服于公田。古者有公田焉，古者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孟子所谓“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公田”又称“籍田”。籍田的生产归各级贵族所有，按礼是用于祭祀的。“《礼》曰：诸侯耕助（籍），以供粢盛”（《孟子·滕文公下篇》所引）。每年春耕以前，统治者要举行“亲耕”的仪式，叫做“籍礼”，规定籍礼完毕后，要进行广泛的巡查，并监督庶人耕作。“籍”原来应作“耤”，原是耕作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金文“租”字写作“且”（见
攸从鼎铭文），与“祖”作“且”相同。看来“且”原是指籍田上集体生产的粮食用来祭祀祖宗的，犹如海南岛黎族原始风俗，把集体生产出来的祭祖用的稻子，称为“稻公稻母”一样。这样的集体耕作称为“籍法”，又称为“助法”。“助”从“且”从“力”，原是指“公田”上集体的协作劳动，为了提供祭祖用的粮食的。这时“公田”上的收获，实际已被各级贵族所占有，贵族依然把“用于祭祀”作为幌子。这种井田制是从原始村社的土地制度转变而来，很是明显。
何休说“三年一换土易居”，是按田的高下善恶而分为三品来分配的，“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银雀山竹简《田法》说：“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太上与太下相覆以为率。”按三等授田制的规定，上田不必休耕，中田每年要休耕三分之一，下田每年要休耕三分之二，因此平均授田，上田百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实际耕作都是百亩。但是上田岁收有二百七十石，中田岁收有二百石，下田岁收一百三十石，很不平均，因此必须“三年一换土易居”。
在这种井田制的基础上，依然保存有村社共同生活的习俗。《孟子》有所谓“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记载。《逸周书·大聚篇》更有具体的描写：“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百草以备五味。”所谓“兴弹”，就是汉代流行的“弹劝”，是指乡官组织和监督农业集体劳动的习俗。所谓“兴弹相庸，耦耕俱耘”，就是《周礼》的里宰的“合耦于耡”，指“公田”上的集体劳动。村社每年春季有祭社的群众集会，用以祈求丰年；收获以后又有腊祭的群众集会，用以庆祝丰收，都是男女老少一起欢乐的节日。
井田制度的逐步瓦解和田地逐步私有化 西周后期井田制已开始瓦解，周宣王就不举行王畿的公田的籍礼，废止集体耕作的籍田，即所谓“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到春秋时代，中原各诸侯国“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例如春秋初期，齐国的“甫田”（大田）上已经野草丛生，《诗经·齐风·甫田》描写当时齐国“甫田”上“维莠（野草）骄骄”，“维莠桀桀”，“骄骄”和“桀桀”，都是形容野草丛生。陈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当周定王派单襄公去宋国，路过陈国的时候，看到那里“垦田若蓻”（“蓻”是野草丛生的意思），“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野有庾积，场功未毕”（《国语·周语中》）。秦国经济发展迟缓，到战国时代农田上“公作”和“私作”还并存，《商君书·垦令篇》讲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但是“公作”必然要被“私作”代替，《吕氏春秋·审分篇》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
井田制的瓦解，一方面表现为“公田不治”，“公田”上的农业生产逐渐没落；另一方面表现为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不断增多。这种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性质就不同于井田制的所谓私田。公元前六四五年，秦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东）大败晋军，晋惠公被秦军俘虏。晋国为了挽救战败的局势，采取了“作爰田”和“作州兵”两项措施。作爰田，就是承认国人已经开垦的私田为合法，承认他们为了开垦私田而新变动的田地疆界。
“州”是指国和野的中间地带
。原来国人都住在国中，野人都住在野里，这时为了开垦私田，有些国人和一部分野人就到州里去开垦荒地。作州兵就是既然承认民众在州里开垦荒田的合法性，又要他们同国人一样负担军赋，其目的就是使“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三》）。晋国当时所以会采用这两种措施来挽救战败局势，就是因为在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数量不少，用这两种措施可以调动开垦私田的民众的力量，来增强晋国的实力。
春秋时代井田以外的郊野，已有私自开垦的小农存在。有些卿大夫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他们的宗族有流亡到别国成为小农的。例如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被赵氏战败后流亡齐国，其子孙就“耕于齐”（《国语·晋语九》）。又如楚国大夫伍奢次子伍员在其父被杀后出奔到吴，一度“耕于鄙”（《左传》昭公二十年）。个别失意的卿大夫也有参加雇佣劳动的。例如齐国崔杼杀死齐庄公，庄公的亲信申鲜虞出奔到鲁，曾“仆赁于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仆赁”该是雇佣劳动。这些事实，表明当时小农已较多，否则这些出奔的卿大夫不可能插足其间。到春秋战国之际，这种小农经济就逐渐发展。例如鲁国的南边有个“鄙人”叫吴虑的，“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墨子·鲁问篇》），这个“自比于舜”而“冬陶夏耕”的“鄙人”，显然属于小农性质。
春秋时代居住在国都郊区“乡”间的“国人”是贵族的下层，属于“士”一级，具有自由公民的性质，有参与政治、教育、选拔的权利，有提供军赋和服兵役的责任。在实行井田制的时期，也平均分配得质量相同的一份耕地，平时从事于农业生产，战时就充当“甲士”，成为保卫国家的军队的主力。
春秋时期所有“国人”的耕地，首先私有化。公元前五六三年郑国执政子驷“为田洫”，整顿郊区井田的水利系统，使得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田”，尉氏因为和子驷有矛盾，联合四族起来作乱，杀死子驷等人。《春秋》把这些作乱的“国人”称为“盗”，《左传》解释说：“书曰盗，言无大夫焉。”（《左传》襄公十年）由此可见当郑国的“国人”已把分配的耕地看作私有，执政者为了水利而整顿河道，使四族“国人”耕地受到损失，四族“国人”竟因此起来作乱。公元前五四三年郑国执政子产继续进行整顿，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年之后“国人”歌诵道：“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之后又歌诵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吕氏春秋·乐成篇》载有相同的歌诵，惟“褚”作“贮”，“伍”作“赋”。“贮”是征收财物税，“赋”是征收田税。“田畴”就是耕地（《一切经音义》引《仓颉篇》说：“畴，耕地也”）。“殖”是说增加产量，子产整顿治理农田水利，“国人”最初认为侵犯了“我田畴”的所有权，增加了田税的负担。事实上，子产使农田水利得到很大改善，韩非曾把这和夏禹治水相提并论，并说是“开亩树桑”（《韩非子·显学篇》）。三年之后，农田产量增多，“国人”因而作歌大为称颂。
到春秋末年各国的“国人”，大都已成为拥有耕地的小农。公元前四九四年，吴国要陈国人随同攻楚，陈怀公为此召见“国人”，要求“国人”表态，凡是愿意从楚的站到右边，愿意从吴的站到左边，结果是“陈人从田，无田从党”（《左传》哀公元年）。就是说，“国人”有田的按照田亩所在的方位去站，没有田亩的按照族党所在的方向去站。说明这时陈国的国人首先重视的是他们所有的田地，同时也已有失去田地而成为“无田”的了。这说明到春秋晚期，“国人”正进一步分化，但是多数已成为拥有耕地的小农了。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国人”耕作的“份地”首先私有化，于是住屋和耕地开始买卖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载，春秋末年赵襄子因中牟令王登的推荐，“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中牟原是赵的国都所在，所谓“中牟之人”就是那里的“国人”，“国人”原为贵族下层“士”一级，受过“六艺”的教育，见到当时君主尊敬重用贤士，因而要“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弃其田耘”和“卖宅圃”原是连带的事。看来所耕“份地”私有化是“国人”开创而推广的，耕地和住屋的买卖也是“国人”开始的。
总的看来，田地私有化，首先是原来井田制所分配的“私田”（即份地）的私有化，先从“国人”开始，后来推广到“野人”（即庶人）的。这种耕地的私有权，往往是执政者为争取民众力量支持而特别赐予的。前面讲到春秋中期晋国以“君命赏”而“作爰田”，就是为了“赏以悦众”。“爰田”或作“辕田”，“辕”当为“爰”的通假。从来对“爰田”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废止了原来井田制“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定期更换耕地的办法，改为各自在三年中轮流休耕，即《汉书·食货志》所说：“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实质上就是准许耕者长期占用耕地，包括轮流休耕的所谓“莱田”。另一种解释，认为“爰”就是“易”，指“易其疆畔”而言，便是开拓原有封疆阡陌，确认原有耕地和新开垦田地的私有权。《汉书·地理志》说：“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可知秦国商君变法，“开阡陌封疆”，扩大田亩面积，就是“制辕田”。看来两种解释并不矛盾，“爰田”就是肯定耕者原有耕地和新开垦田地的私有权，包括轮流休耕的“莱田”在内，因为新开垦的田地必须轮流休耕，才能保持产量。
春秋末年晋国六卿首先分别改革田制，推行扩大的亩制，其中赵氏所用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赵襄子相国张孟谈，“既固赵宗，广封疆，发千（阡）百（陌）”（《战国策·赵策一》，“千”原误作“五”，从日本横田惟孝《战国策正解》改正）。所谓“广封疆，发阡陌”，就是后来商鞅在秦变法所推行的“开阡陌封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二一六年）“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说），命令全国有田的人上报实际数目，确认耕地的私有权。次年秦始皇在《碣石门刻石》中说：“惠被诸产，久並（并）来（莱）田，莫不安所。”就是对“使黔首自实田”的歌颂，这是说恩惠遍及许多产业，轮流休耕的“莱田”也可永久占有。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田地私有制，包括小农世代耕种的国家授给的“份地”在内。
田亩的租税制度的推行 《春秋》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初税亩”，就是开始按田亩的多少征收租税。《左传》解释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公羊传》解释说：“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穀梁传》也说：“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礼也。”三《传》都以为鲁国从这年开始用按亩征税的办法，代替原来井田制的“籍法”，也就是废弃了“公田”和庶人在“公田”上的集体耕作。这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
到春秋后期，中原各国都已采用按亩征税的制度。例如“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左传》哀公二年）。又如“赵简主出，税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若轻则利归于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银雀山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篇》列举当时晋国六卿所推行的不同亩制和税制，除了赵氏“公无税焉”，其余五卿都是“伍税之”，采用五分抽一的税制。
到春秋战国间，田地租税的征收已很普遍。《墨子》一书有两处提到租税。《辞过篇》认为“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可知当时“租税”已经成为“常征”，“常征”有一定的税率，一般说来不是太沉重的。《贵义篇》又说：“今农夫入其利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可知当时租税都是由“贱人”“农夫”纳入的，作为统治者的王公大人还是声称征收租税，是用于祭祀的。
随着征收地税办法的推行，征收军赋的办法也开始改变。郑国在子产“作封洫”、对私田开始征税以后的第六年，即公元前五三八年，又“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鲁国在“初税亩”以后的第五年，即公元前五九〇年，又“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丘甲”和“丘赋”的性质相同。“丘”是地区单位。军赋原来是在井田范围内，按井田的数目来征收的。“丘赋”和“丘甲”就是改为按地区范围来征收，这样就对私田所有者开始征收军赋，其目的在于增加国家的军赋收入。这种征赋办法，也称为“丘役”。孙武说：“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竭，百姓竭则急于丘役。”（《孙子兵法·作战篇》）这是说百姓穷了就难于完成“丘役”，说明“丘役”已是春秋晚期普遍采用的征赋办法。
秦国在中原各诸侯国中，经济发展是比较迟缓的，直到公元前四〇八年（秦简公七年）才实行“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初租禾”和“初税亩”的性质相同，就是按照地主所有田地面积征收一定数量的谷子作为地税，这比鲁国“初税亩”要迟一百八十六年。这是秦国在对外战争步步失利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改变措施。这时魏国由于实行变法，国力富强，正不断攻取秦的河西地，就在“初租禾”的同年，秦的河西已完全失守，退守到洛水（北洛水），在洛水旁边修筑防御工程。这样才迫使秦国不得不进行改革，实行“初租禾”，废止了井田制的“籍法”，用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这是秦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开端。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征收田亩的租税，大体上是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鲁哀公曾说：“二吾犹不足。”当战国初期李悝变法时，已推行“什一之税”，“什一”是当时最低的田税。魏惠王的相国白圭，曾主张“二十而税一”。他问孟子：“吾欲二十而税一何如？”孟子认为这是“貉道”，只有北方原始部族“貉”（同“貊”）那样“无百官有司”才能够用（《孟子·告子下篇》）。
田亩的租税，原是耕种国家分配“份地”的庶人（农民）向政府缴纳的。由于土地的赏赐、特别是军功赏赐，或者由于土地买卖，造成官僚地主或一般地主，耕种地主所有田地的农民就必须向地主缴纳租税了。《商君书·垦令篇》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就是指俸禄厚而收入田税多的官僚地主而言。同时地主就必须按照占有田亩数量，向政府缴纳法定的田税了。例如赵国平原君家不肯出田税，赵奢为赵田部吏，“以法治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这是平原君家凭藉权势，不肯出田税，赵奢作为主管征收田税的田部吏，依法查办了平原君家的用事者。
魏、秦等国的身分制和授田制 战国时代魏、秦等国都有按户籍身分授田的制度。一九七五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载有这种授田制的法令。《魏户律》（《为吏之道》附录）记载：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王）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贾）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闾）赘婿某叟之乃（曾）孙。”
“廿五年”是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二五二年）。这是把魏安釐王给相邦的命令，用作《魏户律》的条文。从这道命令，可知战国晚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田野的开发，原来住在都邑的庶民，有“弃邑居野”，进入孤寡之家，做人家的赘婿的。魏国政府为了维护“邦之故”制，规定从今以后，做买卖的“贾门”，经营“逆旅”的店主，招赘于人家的“赘婿”，招赘给有儿子的寡妇的“后父”，都作为身分低下的人，不准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地房宅基。按此规定，不属于这类身分低下的人，便可以立户，得到受田的权利。可知当时的授田制度，是根据户籍上所立的户，按户授给田地和宅基的。根据这条命令，这类身分低下的人，要三代以后才能改变身分。而且三代以后，改变了身分，要做官的，还得在官籍上写明是：“故某闾赘婿某叟之曾孙。”
同时魏安釐王还有一道给将军的命令，载在《魏奔命律》（《为吏之道》附录）内，谈到了派遣这类身分低下的人从军的规定：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王）告将军：叚（贾）门逆
（旅），赘婿后父，或
（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
这道命令指出，所有这些身分低下的人以及“率民不作，不治室屋”的人，原来都是要杀的，因为不忍连累他们的同族兄弟没有杀，现在派遣他们从军，将军不必怜惜。在烹牛赏给士兵吃的时候，只赏给吃三分之一斗的饭，不要给肉吃。在攻城的时候，哪里需要就派用他们到哪里，将军可以使用他们平填沟壕。说明这类身分低下的人从军，如同罪犯一样属于惩罚性质，在军队中待遇要比一般士兵低一等，在战斗中要担任攻城等艰巨的任务，在行军或防守中要担任平填沟壕等较苦的劳役。魏王这道给将军的命令和前一道给相邦的命令，是同时发出的，都是为了维护“邦之故”制，把这类人作为身分低下的人，作出了剥夺原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并进一步加以惩罚的规定，包括不准在户籍上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宅在内。
魏律把这类身分低下的人，分为“贾门逆旅”，“赘婿后父”和“率民不作，不治室屋”三类。其实，经营“逆旅”的店主，就是“贾门”的一种，“后父”也就是“赘婿”的一种。这三类人，在秦国同样是身分低下而作为贬斥惩罚的对象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鞅在变法令中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事末利”，就是魏律所说的“贾门”。《商君书·垦令篇》中就有不少限制商贾的规定，也还有“废逆旅”的主张，认为“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赘婿和后父，也是秦国惩罚的对象。《秦会稽刻石》上明确指出：“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背）死不贞。……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不但反对有儿子的妇女再嫁，规定改嫁的妇女，儿子不得承认是母亲；而且宣布对于寄居在妇女家中的“后父”杀之无罪。所谓“率民不作，不治室屋”者，就是《商君书》中主张极力排斥的不定居、不务农的“游食之民”。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把“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作为谪发从军的对象，这与《魏奔命律》命令派遣这类身分低下的人从军是一致的。“赘婿”即是“赘婿后父”，“贾人”即是“贾门逆旅”，“尝逋亡人”就是“率民不作、不治室屋”者，也就是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也即所谓“亡命”。汉文帝时，晁错上书讲到秦的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从入闾取其左。”（《汉书·晁错传》）汉代初年实行“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汉书·武帝纪》颜注引张晏说）就是沿用秦的谪发制度。为什么谪发“有市籍者”，不但追溯到父母尝有市籍者，还要追溯到大父母（即祖父母）尝有市籍者呢？看来秦法又是和魏法相同的，这类身分低下的人，要三世以后才能改变身分，就是《魏户律》所说：“三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所有这些身分低下的人，秦既然作为排斥和谪发的对象，当然也会和魏一样“勿令为户，勿予田宇”。
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与魏国同样实行按户籍身分的授田制，规定“百亩给一夫”（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耕作者必须每年按授田之数上缴定量的租税，包括禾稼（粮食）、刍（饲料）和稾（禾秆）。《秦律》的《田律》规定：“入顷（即一百亩）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仓律》又规定：“入禾稼、刍、稾，辄为
籍，上内史。”规定所收入的粮食、饲料、禾秆进入仓库，必须登记簿籍，上报到内史（《秦律》当有每顷上缴一定数量的禾稼的规定，可惜所发现的《秦律》中没有述及）。由于这种按户籍身分的授田制的推行，自耕小农就在各国领域内普遍地存在，这种小农经济就成为各国君主政权的立国基础。
名田制度和地主的成长
名田制度是从军功赏田逐渐形成的。春秋末年晋国已开始有军功赏田，公元前四九三年赵简子讨伐范氏、中行氏，誓师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左传》哀公二年）“士田十万”是军功赏田的性质。公元前三六二年，魏将公孙痤战胜赵、韩，魏惠王赏以田百万，公孙痤辞谢，认为这是由于“吴起余教”，于是魏王赏吴起的后代田二十万，巴宁、爨襄各田十万，并增赏给公孙痤田四十万，共赏田一百四十万（《战国策·魏策一》）。秦国商鞅变法，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以率受上爵”，就是按军功的等级授与爵位和田宅。《商君书·境内篇》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赏田一顷，益宅九亩。”所谓“名田宅”，就是准许受赏者可以个人名义占有田宅。这种赏得的田宅是可以传给子孙的。秦将王翦在奉命出征前，多次向秦始皇请赏“田宅为子孙业”（《史记·王翦列传》）。这就是西汉名田制度的开端。
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魏国早就实行。吴起为西河郡守，为攻克秦的小亭，曾悬赏“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国大夫”，《吕氏春秋·慎小篇》作“长大夫”，这是魏的爵位。商鞅在秦变法，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是从魏国那里学来的。名田制度可能魏国也早已开始推行了。
这时地主的成长，还由于田地开始买卖。名田制度既然确认赏得田宅得以个人名义占有，确认其私有而得传子孙，于是就可以公开买卖了。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在商鞅的变法令中并没有规定“民得买卖”，只是确认了名田制度，董仲舒所说“民得买卖”，是指后果而言。长平之战时，赵起用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就曾指摘赵括说：“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赵奢列传》）这样随时可以挑选收买田地，说明当时田宅的买卖已较流行。战国末年纵横家编造的苏秦故事，说苏秦讲：“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负郭田是比较好的。苏秦原是洛阳农民出身，他是说：如果他是有洛阳负郭田二顷的地主，就不会出来游说和谋求官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