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计然的贸易理论和商业政策 随着这时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富商大贾的出现，就有人适应时代需要，总结经商的经验，发展成为贸易致富的理论，并创立有关商业政策的学说。当时倡导贸易理论的著名人物有计然和白圭。
计然，一作计研、计倪或计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谋臣
[1]
。他为了预测商情，找寻有关国计民生的年成好坏的规律。这时由于天文学的发展，已利用岁星（即木星）运行十二年一周的规律来纪年，并规定了十二个太岁（即太阴）的五行属性。计然认为农业生产年成的好坏，是跟岁星运行一样有规律。三年岁星属“金”的是“穰”年，即大丰年；三年岁星属“水”的是“毁”年，“毁”年的灾情是毁灭性的，即大荒年；三年岁星属“木”的是“康”年，即小丰年；三年岁星属“火”的是“旱”年，“旱”年灾情要比“毁”年轻些，即小荒年。概括说来，就是每十二年中，六年是丰年，六年是荒年，其中一年是大饥荒
。这样根据岁星运行的自然规律来推算年成的好坏，当然是不科学的。尽管当时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年成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但是与岁星的运行无关。而且这种理论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计然的经济理论，可以用他的两句话概括：“时断则循，知（智）断则备。”
就是说，对天时变化的规律能够作出判断，就必须遵循；智慧能够依据客观规律对商情作出判断，就该预作储备。他把年成好坏说成是自然界循环的规律，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提出的预作储备、以待贫乏的贸易原则，是不同于一般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做法的。一般商人抢购市场上紧张商品加以囤积，以待价格飞涨而牟取暴利，这对国计民生是极其有害的。计然主张当某些物资货源充足而价格便宜时，预先大量收储，待市场上货源匮乏而价格上涨时抛售，例如当大水泛滥时预见到将来车的需要而预作储备，当大旱年成预见到将来舟的需要而预作储备。计然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史记·货殖列传》）这是总结了当时商人贸易的经验而提出的理论。同时越大夫文种也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越语上》）。这种“待乏”的贸易原则，在货源充足时收储，货源匮乏时出售，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
计然把这个“待乏”的贸易原则，运用到政治上，制定为经济政策，就成为“平粜法”。他认为粮价跌到每石二十钱时，就会“病农”，“农病则草不辟”，破坏农业生产；粮价上涨到每石九十钱时，就会“病末（工商业）”，“末病则财不出”，不利于手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实行“平粜法”，粮价跌时由国家以较高价格收购，粮价涨时由国家以较低价格出售，使粮价控制在每石三十钱到八十钱之间，就能使得“农末俱利”。这种平粜政策在供求关系上可以起到“齐物”（平衡物价）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保证市场的供应，不使物资匮乏。因此计然说：“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
计然根据这个“待乏”的贸易原则，制定了一整套经商方法，主要有下列三项：
一、储藏的货物必须妥为保藏，勿使腐败损坏，叫做“务完物”。容易腐败的货物和食品，不能保存收藏。
二、收购和出售商品必须掌握适当时机，不能错过机会。他已经认识到物价贵贱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因而必须从市场供销的有余和不足上判断物价贵贱变化的趋势。同时他还认识到物价涨跌有着相互转化的规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而必须适当地掌握时机来收购或抛售。当某种货物价格涨到适当时机就应该把它看作粪土一样而大量抛出，当某种货物价格跌到适当时机就应该把它看作珠玉一样而大量收购，即所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而且他还主张不能过分等待高价，把货物留在手中不放，即所谓“无敢居贵”。因为过分等待高价，这会错过出售的适当时机。
三、商品和资金都必须周转迅速，即所谓“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无息币”。因为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可以取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计然把这种经商方法，称为“积著之理”。认为它不仅适用于商人，也还适用于当时各国政府。国家设立官市，在粮价贱时收购粮食，售出牲畜及其他货物；在粮价贵时出售粮食，收买田宅、牛马，积聚货物，这样既可以稳定粮价，国家又可获利十倍（《越绝书·计倪内经》）。
计然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判断物价贵贱变化趋势，确定了“待乏”的贸易原则，制定了经商方法和商业政策。虽然他不能正确认识经济规律，但是这种试图探索并遵循经济规律来办事的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
白圭的贸易致富理论
白圭，名丹，周人，与惠施、孟轲同时
。曾为魏惠王的相国，以善于治水和筑堤防著称。主张减轻土地税率，二十而取一；讲究贸易致富理论，成为当时商人崇奉的祖师，所谓“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史记·货殖列传》）。
白圭和计然一样认为年成好坏与岁星运行有关。这时天文学上已用十二地支作为太岁的简称，用来纪年。他说：“太阴（即太岁）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白圭所说年成好坏的循环规律比计然更为详细，在每十二年中，有“穰”年（大丰年）两年，“美”年（丰年）四年，“衰恶”年（坏年成）四年，“旱”年一年，“大旱”年一年。同计然一样认为六年丰年，六年荒年，其中一年大荒年。至于所谓“积著率岁倍”，就是说掌握这个规律进行贸易，可以得到加倍的利润。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列为一表如下：
白圭和计然一样讲究贸易致富，但是两人的重点有所不同。计然在讲求个人致富的同时，还制定经济政策，谋求平衡物价，充实财政，从而巩固国家统治。而白圭只讲求个人致富，追求商业利润。白圭和计然一样主张掌握贸易的时机，但是两人的贸易原则也有所不同。正因为计然要兼顾平衡物价和巩固国家统治，他的贸易原则是“待乏”，主张在市上某种货源充足时收进，等到匮乏时售出，把货源的充足和匮乏作为买进卖出的时机。正因为白圭只讲求个人致富，他的贸易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把广大人民的“弃”与“取”作为买进卖出的时机。这样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就可以从广大人民那里掠夺得大量财富。
白圭的贸易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因此他的经商方法就是囤积居奇。能预见到年成好坏，固然能大得其利。即使不管年成好坏，当五谷成熟时收进谷类农产品，而出售丝、漆等手工业品；当蚕茧成熟时收进帛、絮等手工业品，而出售谷类农业品；只要掌握时机，也能得到很多利润。白圭说：“欲长钱，取下谷。”（《史记·货殖列传》）因为下等谷类是广大贫苦人民生活上最普遍的必需品，贸易上成交的数量最多，可以从中取得巨额利润。
白圭也和计然一样不但主张“时断”，还主张“知（智）断”。他主张经商要节约开支，刻苦耐劳，“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自认为他的“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还说经商的要诀就是“智”、“勇”、“仁”、“强”四字，“智”就是要有权变，“勇”就是要有决断，“仁”就是要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就是要能坚守时机。他说：如果做不到这四点，“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矣”。白圭根据他贸易致富的理论，对“智”、“勇”、“仁”、“强”等道德观念，作出了这样新的解释，充分反映了当时商人贱买贵卖、巧取豪夺的本色。
农家和法家的抑商主张 当时商人的贱买贵卖，巧取豪夺，不但破坏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又妨碍小农经济的成长发展。因此当时的农家和法家都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
与孟轲同时的农家代表许行，一方面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反对统治者“厉民而以自养”；另一方面主张“市贾（价）不贰，国中无伪”，反对商人欺诈性质的买卖。他提出了等量商品等价交换的贸易原则，要求做到即使小孩到市上也“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篇》）。这个贸易原则没有考虑到商品质量的差别和价格的关系，当然是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卫鞅一派的法家也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他们为了富国强兵，奖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加战争，反对人民去当游士、商贾和手工业工人。认为如果听任游士可以“尊身”，商贾可以“富家”，技艺可以“糊口”，人民就会逃避耕战（《商君书·农战篇》）。因此他们认为“能事本（农业）而禁末（工商业）者，富”（《商君书·壹言篇》）。这样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是对的，当时的主要生产事业是农业，财富的累积必须依靠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依靠商品交换。但是这个主张有片面性，因为他们完全忽视了手工业的作用，看不到商品流通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卫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就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的。关于卫鞅重农抑商的政策，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讲到卫鞅变法时再谈。
战国末年集大成的法家韩非，进一步发展了卫鞅一派法家的主张。韩非在鼓吹农业生产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正常的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韩非在批驳儒家李克的言论中，不但多方面说明农业生产能够“入多”（增多收入），同时指出手工业为农业提供运输工具和生产工具，也能提高生产而使得“入多”；商业上互通有无，从事对外贸易，节俭而“不事玩好”，也能使得“入多”（《韩非子·难二篇》）。韩非肯定的是这种能够使得“入多”的手工业和商业，而反对制作奢侈品和粗劣品的手工业主以及采用欺诈手段剥削农民的商人。他说：“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费）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牟）农夫之利”，因而是国家的“五蠹”之一（《韩非子·五蠹篇》）。这是说，一些投机取巧的工商业主，制作粗劣的器具，积聚大量奢侈品，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就损害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破坏小农经济，成为当时国家的蛀虫。因为当时各国政权是以小农经济为立国基础的。
[1]
《史记·货殖列传》说：“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从来对计然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人名，《汉书古今人表》把计然列为第四等；一种以为是范蠡所著篇名，见《汉书·货殖传》颜注引蔡谟说。近人更有认为计然即越大夫文种的，见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光明日报》所载赵捷民《计然即文种》。按篇名之说不足信。《太平御览》卷七四引《鲁连子》说：“淄渑之沙，计兒（倪）不能数。”《汉书·叙传》说：“研、桑心计于无垠。”研即计然，桑即桑弘羊，同以善于计算著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作计
（同“研”），《越绝书·计倪内经》又作计倪。《史记集解》引《范子》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郑樵《通志·氏族略》“宰氏”注引《范蠡传》说：“范蠡师事计然，姓宰氏，字子文。”马国翰所辑《范子·计然序》又以为“辛氏”是“宰氏”之误，《汉书·艺文志》农家有《宰氏》十七篇，或即计然著作。按《越绝书·计倪内经》记载计然言论，与《史记·货殖列传》基本一致，当采自先秦古书。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有《计然七策考》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