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商业的发展和富商大贾的出现

春秋战国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这是早期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一种商品经济，在整个经济当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四方土特产的交流 这时由于人民对山林薮泽的大量开发，四方的土特产已开始大量的交流：

（一）南方的土特产主要为木材、矿产、海产和鸟兽。楚国出产的木材有长松、文梓、楩、柟、豫章等，出产的野兽有犀、兕、麋、鹿（以上出产在云梦泽，见《墨子·公输篇》，云梦在今洞庭湖以北地区）、象（《战国策·楚策三》）。还有羽、翮（大鸟羽）、齿（象牙）、革（犀、兕的皮）等产品（《荀子·王制篇》）。矿产有黄金（《战国策·楚策三》）、铜、锡等。据说：“荆（楚）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 ^[1] ，已有很多人在那里淘金，政府已有“采金之禁”，曾处死了很多人（《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这时南方出产的铜、锡是很著名的，《考工记》曾说：“吴粤（越）之金、锡”，李斯《谏逐客书》也提到“江南金、锡”。水产有鱼、鳖、鼋、鼍，出产在长江汉水中（《墨子·公输篇》）。还有珠、玑等出产（《战国策·楚策三》）。蜀地出产的矿产，著名的有曾青（碳酸铜）、丹砂（硫化汞）等（《荀子·王制篇》），即李斯《谏逐客书》所提到的“西蜀丹、青”。这是当时两种最贵重的矿物质颜料，其中尤以丹砂为贵重。南方的水果以橘、柚最著名。

（二）东方的土特产主要为海产和织物。海产主要为鱼、盐，织物除普通布帛外，有所谓紫、 等（《荀子·王制篇》）。紫是一种紫色的丝织品， 是一种粗的麻织品。

（三）西方的土特产主要为矿产和鸟兽，有皮革、文旄（《荀子·王制篇》）和铁、池盐等。旄是牦牛尾。

（四）北方的土特产主要为家畜和果树。家畜主要为犬、马（《荀子·王制篇》）、橐驼（《战国策·楚策一》）。果树主要为枣、栗（《战国策·燕策一》）。

上述战国时代四方土特产的情况，基本上已和汉代差不多。 ^[2]

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其中所谈到的各州贡品，实际上也就是战国时代各个地区的土特产。我们现在分叙于下：

（一）兖州有漆、丝、织文（染织品）。

（二）青州有丝、檿丝（檿是柞树，檿丝即柞蚕丝）、枲（麻皮）、 （细的麻织品）、盐、各种海产物、松、铅、怪石等。

（三）徐州有 珠（蚌中的珠）、鱼、磬石、桐、染色的羽毛、玄纤缟（黑色细的丝织品）等。

（四）扬州有金三品（金、银、铜）、锡、瑶琨（美玉）、筿 （竹竿）、齿、革、羽毛、草雨衣、织贝（染织品）、橘、柚等。

（五）荆州有金三品、杶、幹（柘幹）、栝、柏、砺砥（磨石）、砮（作箭头用的砮石）、丹（丹砂）、箘、簬（竹名）、楛、菁茅（有毛刺的茅）、玄 （黑色浅赤色丝织品）、玑组（穿珠的丝带）等。

（六）豫州有漆、枲、 、纻（粗麻）、纤纩（细的丝棉）、磬石等。

（七）梁州有璆（美玉）、铁、银、镂（钢铁）、砮、磬、熊、罴、狐狸等。

（八）雍州有球、琳、琅玕等玉石。

《周礼·职方氏》又说：兖州青州“其利蒲、鱼”，扬州“其利金（铜）、锡、竹箭”，荆州“其利丹、锡、齿、革”，豫州“其利林、漆、丝、枲”，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鱼、盐”，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这些记述，和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四方土特产的情况，大体上相同。

商业和交通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发达起来。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经营者，一般可以取得十分之二的利润。据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地主、官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商业市场有很多联系；他们剥削所得的多余农副业产品，也需要通过市场换取大量的奢侈品，这时贩卖奢侈品的利润是最多的。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说：珠玉买卖的利润，可有百倍之多（《战国策·秦策五》）。同时，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农民除了粮食、布匹、菜蔬以外，农具和若干实用物品都需要向市场购置，农民的“余粟”、“余布”已投入交换的领域，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农具、陶器、木器、车辆、皮革器也都投入交换的领域。在这样“以粟易械器”和“以械器易粟”的过程中（见《孟子·滕文公上篇》），商人为了“市贾（价）倍蓰”，也就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而奔走四方了（《墨子·贵义篇》）。

由于各个诸侯国和各个地区间商品交换上的需要，交通工具有了进步。战国中期的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航行于岷江、长江中的舫船（两船相并而组成的大船），能够载运五十人和足够吃三个月的粮食，顺流而下，“一日行三百余里”（《战国策·楚策一》、《史记·张仪列传》）。同时车辆制造技术更有进步，《考工记》的《轮人》已经要求车轮的制造做到“虽有重任，毂不折”。墨翟曾说他制造的车辖，可以“任五十石之重”（《墨子·鲁问篇》）。秦国为了解决从汉中到蜀地交通上的困难，在范雎为秦相期间，已经修筑起架空的栈道，有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战国策·秦策三》、《史记·蔡泽列传》）。桥梁架设的技术也有进步。公元前二八九年（秦昭王十八年）秦将司马错攻魏的垣、河雍，“决桥取之”（《史记·秦本纪》）。河雍即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在黄河北岸，正与黄河南岸的孟津相对。当时河雍和孟津间已架设浮桥，这就是历史上黄河的第一座浮桥，当司马错攻取河雍时，是冲决河桥而取得的。这就是后世富平津的河阳桥的起源。公元前二五七年（秦昭王五十年）秦“初作河桥”（《史记·秦本纪》），用来便利河西和河东的交通，这又是后世蒲津桥的起源。春秋晚期秦后子出奔到晋，“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左传》昭公元年）。但这不是常设的浮桥。黄河上常设浮桥，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这是商业和交通重大发展的结果。公元前二四〇年（赵悼襄王五年）赵国派“庆舍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史记·赵世家·正义》：“河梁，桥也”）。这是赵国在黄河中游设置的浮桥，用以便利东阳和河外的交通的。

这时南方水上交通很有发展。在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的周围，水道纵横，水上交通四通八达。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的交通，都很通畅。同时，由于邗沟和鸿沟等南北向的运河的开凿，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水上交通也大有发展。中原地区的陆路交通，这时也有很大发展，在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交通大道，当时通称为“午道” ^[3] 。“午道”并不是指一条交通大道，而是指许多条交错的交通大道。“午”这个字，就是一纵一横而交错的意思。

当时韩国有一条南北交通要道叫武遂（在今山西垣曲东南），靠黄河北岸。“遂”当读作“隧”，武遂是穿凿山岭地带而成，用以贯通韩国黄河南北两区，并具有关塞的性质。由此北上可以直达韩的故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南下渡黄河可以直达韩的大县宜阳。

从成皋沿黄河到函谷关，有一条交通大道，当时人通称为“成皋之路”（《战国策·秦策三》），东方各国合纵攻秦常常由此进军。在秦国，从汉中越过七盘岭进入蜀地，有一条通道叫做石牛道，也叫牛金道。在三晋地区，通过井陉（今河北井陉西）、轵道（今河南济源西北）、孟门（今河南辉县西）、天门（今山西晋城南天井关），有许多条通道沟通太行山两侧地区。在楚国，从南阳盆地东出伏牛山隘口，有一条通向中原的大道，叫做“夏路”（《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四、《史记·越世家》）。根据鄂君启节铭文，从伏牛山隘口的方城（今河南叶县西南保安）东南向有一条车道，经过象禾（今河南泌阳北象河关）、畐焚（今河南遂平）、繁阳（今河南新蔡北），到达下蔡（今安徽凤台）和居巢（今安徽寿县东南）；水路通过汉水进入长江，东向经过鄂（今湖北武汉东南）、彭 （今湖北湖口东，“ ”通“蠡”），到达松阳（今安徽枞阳）；进入泸江，到达爰陵（今安徽宣城）；向南经过湘水西南向，可以到达 阳（今广西全州北）；经 水（今耒水）南向，可以到达鄙（今湖南永兴）。

当时无论陆路或水路，运输物资的数量是很大的。鄂君启节铭文说：“屯三舟为一舿（舸），五十舿（舸）。”就是说水上运输，集三舟合为一舸，以“五十舸”即一百五十舟为限。鄂君启节铭文又说：“女（如）马，女（如）牛，女（如） （特），屯十台（以）堂（当）一车；女（如） （担）徒，屯二十 （担）台（以）堂（当）一车；台（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这是规定陆上运输以车五十乘为限。如果用马牛等牲畜来驮载货物，则集十匹以当一车；如果用肩挑者（担徒）来挑担，则集二十担以当一车。所谓“以毁于五十乘之中”，就是说必须把牲畜驮载的和用人肩挑的折算好，从规定的五十乘中扣除。这样在运输的通行证上明文规定陆路以五十辆车为限，水路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说明战国中期以后官僚和商人陆运或水运的物资，数量已经很大了。

垄断市场的大商人的出现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垄断市场的情况开始出现了。孟子说：“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孟子·公孙丑下篇》）就是说：在旷野的集市上，有商人登到横断的高岗上，即所谓“垄断”上，临高望远，左顾右盼，见利就网罗，于是把市利全网罗了。这就是“垄断”一词的来历。这样在集市上进行“垄断”，实际上网罗不到大利的。当时富商大贾网罗大利的主要方法，就是囤积居奇，掌握时机。当时依靠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而成为大商人的已经不少，著名的有范蠡、端木赐等人。

范蠡，楚国人，越王勾践的谋臣，帮助越国奋发图强，灭亡吴国，建立霸业。后来离越入齐，又从齐到达当时居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从事经商，号称陶朱公。他采用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越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又继续加以经营，家产富到“巨万”（《史记·货殖列传》）。

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弟子，善于辞令，曾游说齐、吴等国，促使吴救鲁伐齐。孔子说他很有经商的本领，“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篇》），就是说猜测商情往往猜中。他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与时转货资”，很是发财，“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成为孔门七十子中最富的一个。他“连驷结骑”，带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

当时商人采用这种囤积居奇、掌握时机的经商方法，已较普遍。《战国策·赵策三》载希写对建信君说：“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这样讲究囤积居奇和掌握时机，只有在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同时也必须是富商大贾有大本钱才可能这样做的。因而“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已成为当时流行的“鄙谚”（《韩非子·五蠹篇》）。

到战国晚期，投机的商人更为活跃，吕不韦就是当时著名的投机大商人。他原是个“家累千金”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但是他不满足于做商业的投机，要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来，认为做珠玉生意盈利有“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可以盈利“无数”（《战国策·秦策五》）。因而他到赵的国都邯郸经商，结识了作为“质子”留在那里的秦公子异人（即子楚），就认为“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后来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居然成功，异人被接回立为太子，接着继承王位，便是秦庄襄王。吕不韦因此出任秦的相国，封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尊号，一度掌握着秦的大权。

各种巨富的产生 战国时代的巨富，一种是依靠囤积投机起家的，如前面所举的范蠡、端木赐之类。一种是由经营大手工业起家的，如上一章中所举的猗顿、郭纵之类。这类经营大手工业起家的巨富，同时也还有兼营商业的。《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犹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说明猗顿不但由于经营河东的池盐而成巨富，而且兼营贩卖珠宝的商业，因而有高明的“相玉”技能。《淮南子·氾论篇》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碧卢是一种美玉的名称。这是说：只有猗顿才能辨别美玉的真伪。这些巨富的财富是能和诸侯国国君的财富相比的。《韩非子》就曾把“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 之富”相提并论（《解老篇》）。到秦始皇时，更有开发丹穴和从事畜牧成巨富的。据说，巴郡有寡妇名叫清的，曾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发大财。又有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名倮的，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族的戎王，戎王偿还了他大量的家畜，因而由畜牧成为巨富。秦国为了奖励起见，曾“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曾为寡妇清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这时少数巨富的产生，说明当时商业的发展，高利贷的发展，加快了财富的集中，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促使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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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丽江，顾观光《七国地理考》以为即今云南金沙江。按《山海经·南山经》说：“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丽 之水出焉，而西注流于海。”《山海经·大荒东经》又有招摇山，“融水出焉”。《吕氏春秋·本味篇》“招摇之桂”，高注：“招摇，山名，在桂阳。”由此推断，丽 水当即漓水，招摇山当即阳海山（今广西兴安南海洋山），丽江亦当即漓水。

[2] 《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汉代各地物产的情况说：“夫山西饶材、竹、榖（木名）、 （山中纻）、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锡、连（铅）、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毡）、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3] 《战国策·赵策二》载策士所造苏秦游说辞说：“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史记·苏秦列传》同。《赵策二》又载策士所造张仪游说辞说：“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史记·张仪列传》同。《索隐》说：“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郑玄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弋射说楚王道：“朝射东莒，夕发 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索隐》说：“午道当在齐西界，一从一横为午道。”由此可见，午道是魏、赵、齐三国之间交错的交通大道。 gin8FjBWxuh0z9U6WJqK8MpzS23WrD73aFGWtCfiPRTwLxSeaTw0UuTARTXJM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