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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手工业，有和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内手工业，有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各国政府的官营手工业，也有民营的某些大手工业。
与小农结合的家内手工业普遍存在 这时有些地区还沿袭着过去“村社”集体劳动的习俗，保留有妇女集体纺织的方式，例如秦丞相甘茂曾经讲过当时楚国江上“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的故事（《史记·甘茂列传》），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时农民的家内手工业已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男耕女织”已成为农村中普遍的现象，养蚕、缫丝、治麻葛、纺织布帛，是每家农妇的经常工作（《墨子》的《非乐上篇》、《非命下篇》）。卫鞅在秦所下的变法令，对农民的耕和织是同样奖励的。各诸侯国向农民征收地租，也有“粟米之征”和“布缕之征”（《孟子·尽心下篇》）。这时家内手工业生产出来的布帛，已有小部分带有商品性质，所以农妇所织的布帛和其他织物也已有一定的规格。据说吴起使其妻织“组”，因为“幅狭于度”，就把她赶走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此外，农民的家内手工业还编织草鞋、结网等，《吕氏春秋》曾把“织萉屦，结罝网”和“力耕耘，事五谷”相提并论（《尊师篇》）。
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普遍存在 这时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已有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木工等（《墨子·节用中篇》、《孟子·滕文公上下篇》）。他们把制成品放在“肆”上出卖，即所谓“百工居肆”（《论语·子张篇》）。这些个体手工业者，当时或称为“百工”，或称为“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篇》）。《孟子》曾说：如果不是“通功易事”，就会使得“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如果有无相通，梓匠（木工）、轮舆（车工）便能得食。又说：农夫“以粟易械器”，陶（陶工）冶（冶金工）“以其械器易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滕文公篇》）。足以说明这时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已很密切，所有农民所用的铁器、陶器、木器和车辆，都是依靠这些个体手工业者供给的；而个体手工业者也是主要依靠出卖制成品给农民以维持生活的。所以《韩非子》说：“舆人（车工）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亡征篇》）又说：工人造恶劣的器械，“侔农夫之利”（《五蠹篇》）。这时个体手工业者数量一定不少，生产品也一定很多。
这些个体手工业者有时也被官府所雇用，在楚国铜器铭文中常见有所谓“铸客”的，该是这种被雇用的个体手工业者。楚国铜器上常有“铸客为某某为之”的铭刻：
铸客为王后六室为之。
铸客为王后七府为之。
铸客为大后脰官为之。
铸客为集脰为之。
铸客为御臸为之。
这种铭刻和官营手工业任用“冶师”铸造的铜器铭刻不同。“王后六室”和“王后七府”当是王后所属的官府，“大后脰官”当是太后所属的官府，“集脰”和“御臸”也该是官府名称。 [1]
官营手工业的规模
战国时各诸侯国中央和郡县一级地方政权，都拥有各种官营手工业的作坊，并有一定的管理监造制度。根据已发现的兵器铭刻来看，秦和三晋的官营手工业的制造，一般分为造者、主造者和监造者三级。秦国兵器的制造，由工师、丞、士上造、工大人等主造，中央一级由相邦（即相国）监造，郡一级由郡守监造，而直接制造者叫做“工”，“工”是具有自由身分的工匠，其中也包括有鬼薪、城旦等刑徒，也有服兵役的更卒。秦国漆器的制作，大体上也采用同样的管理监造制度。
[2]
三晋兵器的制造，主要由中央或县的武库所属作坊制造，由工师、冶尹、左右校等主造，中央一级由相邦、守相、邦司寇、大攻（工）尹等监造，县一级由令、司寇监造，而直接制造者叫做“冶”。司寇原是掌管刑法的官，三晋官营手工业常用司寇来监造，说明所属工匠中必然也和秦一样使用着刑徒。齐国官营手工业同样有三级监造的制度，除直接生产者外，由“立（莅）事”者监造，工师主造。例如陈纯釜的制造，立事者陈犹，左关工师
，敦者陈纯。楚国官营手工业的情况稍有不同，所制造的铜器一般只刻上“冶师”以及“差（佐）”的姓名，没有直接制造者的名字。这种三级管理监造制度，后来为秦汉王朝继续采用。汉代铜器和漆器的制造，也分为“造”、“主”、“省”三级，“省”或称为“监”、“临”、“监省”、“监作”。
这时的府库，不仅是官府储藏财物的场所，而且有附属的作坊，成为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机构。不但国君所属的大府或少府，设有各种作坊制造国君和宗室所需用的各种器物服饰，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府库也都设有相关的各种作坊。出土的战国时代铜器和银器，常有“中府”和“少府”的刻铭。韩国的强弓劲弩就有以“少府”为名的（《战国策·韩策一》）。三晋的兵器都由武库制造，主要设在各国的国都，韩有武、左、右等库，魏有左、右、上等库。地方也设有库，有左、右、上、下等名目。这类府库所属作坊，都有一定数量的职官和工技人员。从赵国兵器铭刻常常署名工师某、冶尹某“执齐（剂）”看来，主造的工师、冶尹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参与技术设计。从《礼记·月令篇》所载季春之月和孟冬之月命令工师办理的事看来，工师还负有审核库藏原料、监督工匠操作、检查产品质量和上报劳动成果的责任。审核库藏铜、铁、皮革、筋、角、齿（象牙）、羽、箭杆、脂胶、丹、漆等原料，必须“毋或不良”；监督工匠操作，要做到“百工咸理”，“毋悖于时”；检查产品质量，必须“案度程”，“必功致为上”。这时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所以都要“物勒工名”，刻上制造者姓名，为的是“以考其诚”，如果“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秦国官营手工业中经常使用刑徒和服兵役的更卒，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例如齐国陶器铭文，陶工在自己籍贯、姓氏之前有称“王卒左
”或“王卒右
”的，说明这些陶工是以“王卒”的身分参与制陶官营手工业的。
当时各国都有各种重要官营手工业的地点。根据秦国由相邦监造的戈来看，其冶铸地点有雍（今陕西凤翔东）、栎阳（今陕西临潼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等，都是秦国曾经建都的地方。根据秦国上郡守监造的戈来看，其铸地有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和漆垣（或简称漆，今陕西铜川西北）。从三晋制造铜币的地点和铸造兵器的地点来看，多数制造兵器的地点也制造铜币，是当时冶铸手工业的中心。例如魏国的梁（今河南开封）、宁（今河南获嘉）、共（今河南辉县）、阴晋（今陕西华阴东）、宅阳（今河南郑州北）等等，赵的邯郸（今河北邯郸）、武平（今河北霸县北）、兹氏（今山西汾阳东南）等，韩的郑（今河南新郑）、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阳人（今河南临汝西北）、彘（今山西霍县）等。
豪民所经营的大手工业 至于这种民营的大手工业，主要是冶铁业和煮盐业。《管子·轻重乙篇》的作者曾说：官营的冶铁手工业如果强迫“徒隶”去做，要“逃亡而不守”，如果征发人民去干，又要“下疾怨上，边竟（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因而只有用抽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来让“民”去经营。但是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农民和工商业者，而是一种豪民。这种情况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是如此，所谓“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盐铁论·禁耕篇》）。战国时代经营池盐成巨富的猗顿，经营冶铁成巨富的郭纵，其经营的手工业一定有相当的规模，必然都是豪民性质的。赵国人卓氏，“用铁冶富”，在秦破赵以后，被迫流徙到临邛（今四川邛崃）。魏国人孔氏，经营冶铁业，当秦伐魏时，迁到南阳（今河南南阳附近），后来继续经营冶铁业成为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这些人在没有被徙之前，也应该属于豪民性质。
这时豪民所使用的劳动力，“大抵尽收放流人民”（《盐铁论·复古篇》），也还有奴隶性质的“僮”。豪民所开发的矿山和海池，大体上向官府租借而缴纳一定的租金。董仲舒说：卫鞅变法以后，“又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所说“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该是由于盐铁业发达，经营盐铁业的豪民缴纳的租金很多。所说“汉兴循而未改”，是说汉代初年还是沿用这种办法。例如汉文帝把铜铁矿赐给邓通，邓通把它租借给卓王孙，“岁取千匹”作为租金，由卓王孙加以经营，因而卓王孙“货累巨万亿”，而邓通所铸钱也遍布天下（《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临邛县条）。看来战国时代以经营盐铁业成为巨富的豪民，是和卓王孙差不多的。
[1]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一九七二年第一期），认为“脰”即“厨”字，太后脰官即太后厨官；集脰即集厨，是楚王室厨官名称；“臸”当读“
”，御
是楚王御用的驿传。
[2]
一九七五年内蒙古勿尔图沟以北上塔墓地出土铜戈，铭文作：“十二年上郡守寿造，漆垣工师
，工更长（张）
。”所谓“工更”的“更”，当即服役的更卒。四十年代传长沙出土漆奁铭文：“廿九年六月己丑，乍告，吏丞向，右工师象，工大人台。”工大人为秦官名，此器当是秦占领长沙后官工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