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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本理论的产生 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成为各国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保护和发展小农经济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相应地，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提出了以农为“本业”的主张。
战国早期的墨家，已经指出农业生产既可以提供人民衣食，又可以充足国家财用，因此“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说：“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篇》）所谓“固本”的“本”，就是指“以时生财”。这种“固本”主张，可以说是农本理论的萌芽。
战国初期法家李悝在魏国变法，为了富国强兵，实行“尽地力之教”，就是一种体现以农为本业的政策措施。战国中期法家卫鞅在秦国变法，就明确以“耕织”为“本业”而以手工业商业为“末利”，并采取政策措施来奖励“本业”而抑制“末利”。卫鞅一派法家编著的《商君书》，就发挥了农本理论。他们认为人民务农除了提供人民粮食和为国家积累财富以外，还有利于对外取得战争胜利，对内巩固统治。因为农业不但可以为战争提供军需品，而且农民就是战斗的主力。他们说：“事本抟（专），则民喜农而乐战。”（《商君书·壹言篇》）他们还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而恶出”，“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篇》），可以使“奸不生”（《商君书·农战篇》）。
战国晚期儒家荀子提出了人力战胜自然的见解，更加积极主张“强本节用”。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还认为“本事不理”，和“政令不明，举错（措）不时”同样是人祸（《荀子·天论篇》）。他强调说：“臣下职（守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篇》）就是说，努力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就能使得国家积累起无穷的财富。
战国末年的农家，和法家同样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他们着重指出人民务农对地主政权有三点好处：一是“朴则易用”，就是朴实而易于使用，可以依靠他们守战；二是“重则少私义”，就是稳重而少发表私见，便于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三是“其产复则重徙”，就是财产累赘而难于迁移，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吕氏春秋·上农篇》）。
十分清楚，所有法家、儒家和农家的农本理论，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增强国力，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在兼并战争中得胜。
管理农业生产的政策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已实施一些管理农业、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的政策。阴阳五行家所设计的十二个月行事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同），就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我们以《秦律》的《田律》与《月令》作比较，可以看到《秦律》也有类似《月令》那样保护生产的禁止或限止的规定，可知《月令》的种种规定不是毫无根据的，就是汇集当时各国这方面的规定而制订的。
《秦律》和《月令》都规定：在春夏两季禁止进入山林伐木，禁止捕捉初生鸟兽，不准竭泽而渔，不准用毒药捕捉鱼鳖，不准堵塞水道流通，不准烧野草灰等等，从而保护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月令》还规定孟春之月要命令田官“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孟夏之月要命令野虞“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令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季夏之月为了防止妨害农事，规定“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孟秋之月命令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仲秋之月命令官吏“趣民收敛”，“多积聚”；孟冬之月“劳农以休息之”；季冬之月“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一系列的规定，就是当时政府管理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秦律》的《田律》还规定：由于雨水而农田受害和受益的，由于旱灾、暴风雨、水潦、螽虫以及其他原因而造成庄稼损害的，都必须把受益和受害面积于八月上报，近县派人步行上报，远县用邮（传递文书的驿站）上报。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为年终征收地税和“上计”作好准备。
《秦律》的《仓律》还有对每亩农田施播种子数量的规定：“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小豆），亩大半斗；叔（菽，大豆），亩半斗。”这个每亩下种量的规定，除了豆类以外，远较西汉《氾胜之书》为高
。
农业科学的兴起 战国时代农业有了显著的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从事研究农业技术的科学也就兴起，这就是所谓农家之学。据《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时已有专门讲究农家之学的专门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篇。据颜师古注，《神农》是战国时诸子“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是战国时齐、楚间人著作。可惜这些书已散失。《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就保存了当时农家之学的一部分。《任地篇》一开头就假借周族祖先后稷名义，提出了十个问题，包括使用土地、整地做畦、灭草保墒、中耕除草等方面，可能这四篇就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的农书。
农家之学很注意到土性的分辨、土壤的改造和保养。《禹贡》和《周礼·草人》曾列举各种不同的土壤，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他们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从而适当地改造土壤。他们注意到土壤的质地、结构、含水量等各方面的保养，一共有五个方面：“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吕氏春秋·任地篇》）“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是说土壤结构粘重板结难于垦耕的要使它疏松，太疏松不能持水保肥的要使它结实。“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是说休闲过的田地要耕种，耕种久的田地要休闲，休闲是为了改良土壤、恢复地力。“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是说地力瘦薄的要增施肥料，施肥过多而引起所谓“华而不实”现象的要适当降低肥力。“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是土壤质地粗散、失水太快的要使它细密，细密得很难透水的要使它松散。“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是说地势低而过分潮湿的要使它干燥，地势高而过分干燥的要使它潮润。这样从五个方面讲究对土壤的保养，是比较全面的，该是总结当时生产经验的结果。他们还注意到对不同土壤的耕作的先后程序，认为必须先耕垆土，因为垆土性质粘重，水分一经散失，便坚硬无法耕种；然后再耕弱土，因为弱土松散，迟耕也还来得及。
农家之学还注意到耕作及时和产量、质量的关系。《吕氏春秋·审时篇》专门分析了六种主要农作物——禾（稷）、黍、稻、麻、菽（豆）、麦耕作“得时”、“先时”、“后时”三种情况，从其生长、收获、品味三个方面加以比较，用来说明掌握耕作时节的重要性。例如耕作“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皮薄而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容易受病虫害的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他们根据实际观察的结果，强调耕作必须及时，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农家之学更十分重视栽培技术。这时已创造了畦种法。就是把低地做成高垄和低沟，利用沟间排水，利用高垄播种作物，这叫做“下田弃甽”。同样地把高地做成高垄和低沟，利用沟间播种，利用高垄挡风保墒，这叫做“上田弃亩”。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优良条件，他们对开沟作垄、除草、播种、匀苗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他们认为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种得排列成行，不能“既种而无行”；要“衡（横）行必得，纵（直）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苗要种得不密不疏，出苗以后培根要细碎而均匀。要多耕多锄，除去害草，还要除去妨害大苗生长的小苗。肥地留苗要密些，薄地留苗要稀些，匀苗、定苗的距离必须根据地力肥薄而定。因为“肥而扶疏则多粃，
而专居则多死”（《吕氏春秋·辩土篇》）。肥地种得稀疏，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过于密植，常因水分、肥分供应不上而夭折。所有这些栽培技术，都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经验得来的，都是符合农业科学的理论的。
值得重视的是，农家之学不是单纯地讲究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已经开始把农业科学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他们说：“上田弃亩，下田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吕氏春秋·任地篇》）所谓“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就是说深耕一定要到达表土下层水墒部分，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下文说“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说明他们已认识到通过深耕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的效果。他们又说：“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吕氏春秋·辩土篇》）所谓“下得阴”，是指农作物从地下吸取水分和肥分；所谓“上得阳”，是指农作物从天上吸取阳光；所谓“然后咸生”，就是说只有通过“下得阴，上得阳”的作用，才能使农作物生长发育。在这里他们用阴阳学说作为农业科学的理论依据，具有朴素唯物论的观点。
这时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鼓吹贸易致富的白圭曾以“长斗石，取上种”，和“欲长钱，取下谷”相提并论（《史记·货殖列传》）。“长斗石”是说增长粮食的产量，“取上种”是说必须选取上等品种。这说明至少到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