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人”时期的文化与氏族的产生

一、新人时期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特征

大约从四五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阶段，人类学家把他们命名为“新智人”。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大量发现这个时期人类的遗迹。其中主要有广西柳江的“柳江人” 和来宾县的“麒麟山人” ，四川资阳县的“资阳人” ，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河套人” ，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 ，山西朔县的“峙峪人”等。

这个时期的人类，在体质形态上，“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已经逐渐消失。他们的相貌身材，大体上已接近现代人。比如他们的肢骨管壁逐渐变薄，髓腔扩大了。脑量逐渐增大，如北京猿人的脑量平均为1075毫升，而柳江人、山顶洞人则为1300—1500毫升，已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头颅骨的厚度也逐渐变薄，最宽处由耳孔上方移到顶骨结节附近，前额的倾斜也逐渐减小，额部逐渐丰满。上下颌骨已后缩，形成如现代人那样的下颏。总之，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的头骨，都已具备现代人头骨的基本特征。

在劳动技能上，这时的人类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劳动，双手愈加灵巧，头脑的思维能力也发展起来。他们的劳动工具有了显著的进步，改善了打击和修理石器的方法，制造出的石器类型更明显，形状对称均匀，刃部锋利适用。器物的种类也增多了，如尖状器就有双刃带尖的或三棱长尖的；刃器有凹刃、凸刃、圆刃和双刃的刮削器。尤其是这一阶段的人类已初步学会挖孔和初步磨制技术。这种类型的石器文化，考古学者划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步磨制技术在石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飞跃，它标志着打制技术的旧石器时代行将为磨制技术的新石器时代所取代。

（一）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化石

河套人　其遗址在河套地区发现，所以叫做河套人。主要的遗址有两个：一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东南灵武的水洞沟，一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的萨拉乌苏河（又称无定河或红柳河，即榆林河的上游）小桥畔村附近。在前一地点，发现了很多石器；在后一地点，发现了很多动物化石，石器较少，但是其中有一枚人类的牙齿，据专家研究，认为是一枚左上侧门牙，保存极好，毫无残损，齿冠无磨蚀的痕迹，齿根尚未生长成熟，是一个八九岁幼童的恒齿。另外还发现了三件肢骨，其中两件是大腿骨，一件是上臂骨。这三件肢骨，原先有些人认为是属于河套人的，后来经过科学家的分析，证明这三件肢骨不属于河套人 。

1957年又在萨拉乌苏河滴哨沟湾村发现了河套人顶骨和股骨化石。发现这两件人骨化石的地址，同1923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发现那枚河套人门牙化石的地址相隔仅2公里多，骨化石和牙化石的颜色也一样。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专家鉴定，这块顶骨有四个角。每个角的平均厚度达6.85毫米，比现代人顶骨厚度的平均数5.2毫米厚，比猿人头骨平均厚度薄。在这块顶骨化石的里层，还遗留着动脉分支的痕迹，着重在前半部的中间——猿人的动脉分支着重在中部，现代人着重在前部。这些充分表明河套人处在猿人与现代人之间 。

水洞沟的石器大部分用硅质灰岩和石英岩制成。当时河套人已能打出一定数量的长石片。石器以刮削器为最多，尖状器的制作比较精致，还有带半圆形缺口的刮削器。有一部分石器的刃缘较为平整（见图13）。值得注意的是，在水洞沟遗址发现了一件用鸵鸟蛋壳穿孔制成的装饰品，四周边缘有磨平的痕迹，代表了当时发展了的技术水平。在萨拉乌苏河遗址发现的石器不多，其中有一部分石器系用小砾石制成，还有可以确定的细石器（见图14）。

河套人也是生活在野兽出没的地域。从动物化石看，已知者有40多种，以偶蹄类为多，奇蹄类次之，食肉类再次之。其中有很多是已经灭绝的兽类，如巨齿象、披毛犀、巨鹿、巨鸵鸟等。河套人在这里从事狩猎，羚羊、野马、骆驼和水牛是他们的主要猎取对象。

峙峪人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山西朔县峙峪村发掘了一个古文化遗址。这个遗址坐落在桑干河的发源地——黑驼山的东麓，位于朔县城西北15公里，在峙峪河和小泉沟汇流处的一个沙丘中。遗址的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经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约为28945±1370年（半衰期值5730年）。遗址中发现一块人类枕骨和大批石器。这一带有山陵和草原，当时的动物大体上与萨拉乌苏河相当。峙峪人经常猎取草原上的野马。根据所获得的全部材料，野马总数至少有120匹，所以有人称峙峪人为“猎马人”。

峙峪人制作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硅灰岩和黑色火成岩。器型细小精致，种类有砍砸器、尖状器、各类刮削器。有些已具有原始细石器的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发现雕刻器多种，有一件由一面钻孔的石墨片装饰品（山顶洞发现过一个两面对钻孔的小砾石）。另外还发现原始的石镞 。可以推想峙峪人已发明了弓箭，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等于把手延长了几十米，在当时来说是最有威力的狩猎工具。

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许多被打碎的骨片，有很清楚的加工痕迹，显然是打制成的骨器，包括尖状器和作工具用的骨片。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的新的进步。

山顶洞人　1933年我国考古学家为了继续探寻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穴的顶部遗存，结果发现另外一个人类穴居遗址的人类化石，因为在北京猿人洞穴的顶部发现，所以定名为“山顶洞人”。遗址的绝对年代，过去定为10万年左右，后来根据碳14测定，为距今18865bp±420（ZK136—0；半衰期值5730年），即距今约在18445—19285年之间。从10万年左右缩短到19000年左右。

山顶洞人已经能够制作比较精致的各式各样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绿色砂岩打制成的巨大敲砸器，石英、火石、燧石的碎片（见图15）。骨器内有一件骨针，长82毫米，眼部残破，针眼是刮挖而成的，整个针身圆滑，是磨制而成的较精致的骨器（见图16）。可以推测当时人类已有连缀兽皮作为衣服的能力，不再完全赤身露体了。

山顶洞里发现了火烧的灰烬，大约这时的人类已学会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因为这时初步的钻磨技术已经出现，而磨擦技术是磨擦取火的基础。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 的古代传说，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人工取火的反映。人工取火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在山顶洞遗址还发现了很多晶莹美丽的石器，可见这时的人类对于工具的取材，除注意到实用价值外，同时顾及颜色的美观。而且他们已知道佩带装饰品，因为我们在洞中发现很多有孔的鹿、狐、獾的犬齿（见图17）；还有带孔的石珠、钻孔的小砾石、骨坠等一系列装饰品（见图18）。此类装饰物，大概都用皮革穿起来，系于衣服或项、臂之上。这说明当时的人已有一定的爱美观念；也反映出当时生产力有了提高，人们的生活因之丰富起来。

渔猎是山顶洞人的主要经济行为。洞穴的东南方不远处有池塘，其中的大草鱼是他们的捕捞对象。在平原草地上生活着野马、羚羊和野兔等。山顶洞人猎取最多的是鹿、野牛、野猪、羚羊等。这时，他们和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大大提高了。

山顶洞中又发现一些异乡之物，如海蚶、厚壳蚌及鱼卵状之赤铁矿（即赭石）等。海蚶产于东南海中，厚壳蚌产于黄河以南，赤铁矿产于宣、龙地区（距周口店约有300里）。得来之法，或与他族“以物易物”交换而来，或从他族掠夺而来，想必当时人类已有些直接或间接的交通能力。

资阳人　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时，在四川省资阳黄鳝溪桥基旁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颅底除左侧颞骨岩部保存外，其余大部分残缺；上腭的牙齿全部脱落，仅保存上左第一前臼齿的第一个牙根。经学者初步鉴定，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性个体 ，但也有人认为是一老年女性个体 。头骨较小，表面光滑，额部较丰满，顶结节也很明显。但眉骨较发达，两内侧端几乎相连，前囟点位置较现代人靠后，颞骨蝶部较低缓而平整，弯曲度不如现代人。资阳人的头骨较高，最宽处在两侧顶结节的地方。冠状缝和矢状缝的锯齿纹较简单，与现代人很相似。尽管目前考古学界对于资阳人的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从这些体质特征来看，肯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类型”。其伴出物有骨锥、三棱形骨片等骨器以及东方剑齿象、中国犀、水鹿、猛犸象等动物化石。

广西的“新人”化石　广西是发现这一时期人类化石较多的地区，说明该地区是古人类活动和生活的重要地区。该地区发现的“新人”化石计有：麒麟人、柳江人、灵山人、荔浦人、干淹人、九 山人、都乐人、白莲洞人等。

1956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麒麟山盖头洞发现一个人头骨化石，包括颅骨的一部分、上颌骨、腭骨、右侧颧骨和大部分枕骨，是一个男性个体。特征近似现代人。伴出物有石英岩砾石打制的刮削器，以及剑齿象、熊猫、鹿、猪等动物化石 。

1958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通天岩山洞内发现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四个下胸椎骨（连有五股肋骨）、全部腰椎及骶骨、髋骨和一段肢骨，骨骼多呈灰白色，石化程度中等。其中除股骨属女性外，其余皆属于4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柳江人头骨没有现代人高，股骨之壁较厚，中段髓骨比山顶洞人还小，说明具有原始性。但柳江人颧骨高而大，鼻骨低而宽，有蒙古人种特征 。

1960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马鞍山附近的三个洞穴中，发现了三个人头骨碎片和一些牙齿、股骨和髋骨等，代表四五个不同的个体。体质形态和柳江人相似，具有蒙古人种特征。伴出的动物化石有熊、獏、中国犀、豪猪、牛、鹿等 。

196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苏村岩东洞，发现一颗小孩的左下第二前臼齿，个体粗大，带有一定的原始性 。

1972年和1977年，分别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加贵乡干淹岩发现两颗人牙化石，在地苏乡九 山溶洞中发现四颗人牙化石。伴出物有大熊猫、剑齿象等动物化石。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1] 。

1975年和1980年分别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东南部的都乐岩蘑菇洞发现一颗人的臼齿和一段臼齿化石，在市西南白面山白莲洞发现一颗人的第三个臼齿化石，其特征和现代人近似，并伴出打制石器和一件骨针、一件骨锥 。

西畴人和丽江人　在云南省西畴孤峰仙人洞发现五颗牙齿，其特征接近现代人，但伴出的32种动物化石中有六种已经灭绝。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即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云南省丽江木家桥发现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和三段股骨。头骨为一女性个体，特征虽近似现代人，但仍具有原始性，表现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 。

下草湾人　1954年在江苏省泗洪下草湾发现古人类右侧股骨上半段化石。股骨较直，骨壁较厚，其支数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接近，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 。

建平人　1958年在辽宁省建平搜集到一块古人类右侧肋骨化石，据鉴定属男性骨骼化石。从骨骼表面桡神经沟较浅和骨干中部的前后径大于横径看，与山顶洞人的肋骨相似 。

榆树人　1951年在吉林省榆树周家油坊一带，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其中有人头骨碎片两块、胫骨一块和幼儿臼齿一颗。1977年又在此发掘到一些打制石器和用动物骨片制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动物化石有猛犸象和披毛犀等 。

左镇人　在台南左镇乡莱察溪发现“左镇人”头盖骨化石，系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个体头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与山顶洞人同时 。

另外，在山东新泰乌珠台溶洞、贵州兴义猫猫山岩洞、陕西蓝田涝池河沟（上层）、浙江建江乌龟洞等地，也都发现了新人化石。

（二）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除了上面所述的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西起新疆、宁夏、青藏高原，东到江苏、台湾，北自黑龙江、辽宁，南达广东、云南的广袤地域，发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安阳小南海遗址　1960年在河南省安阳小南海附近的一个石灰岩洞里，发现一些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器和灰烬。据碳14测定，距今13075±220年（ZK170—0；半衰期值5730年）。这里发现的石器，经过精致加工的有石核、敲砸器和各种石片石器，如尖状器、刮削器等。还发现一件带孔石饰。石料主要是燧石，其次是脉石英。这些石器有的类似细石器，这是我国中石器及新石器的先驱 。

阳原虎头梁遗址　虎头梁遗址发现于河北省阳原桑干河左岸的虎头梁村一带，共有九个旧石器地点。比较重要的是七三〇一地点，发现三处篝火遗迹，有木炭和烧过的兽骨、鸵鸟蛋以及打制石器，还发现穿孔贝和赤铁矿块。打制石器以石英岩为主，以楔形石核为代表，品种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伴出动物化石有鼢鼠、野马、野驴、普氏羚羊、披毛犀、猛犸象等 。

呼和浩特大窑石器制造场　该遗址有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南山和前门莫板村脑包梁两说。发现大量的打制石器，以小型石片为主，制作技术高，有半圆形石锤和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球等 。

宁夏水洞沟遗址　该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东南的黄河东岸。遗址中打制石器石质为各种颜色的石英岩和砂质灰岩。制法以锤击法为主。器型有石核、柱状石器、长而宽的石片，制作较规整。以圆头刮削器为代表。另有磨制骨锥和用鸵鸟蛋壳磨制的穿孔装饰品以及动物化石伴出 。

西藏旧石器遗址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和申扎、双湖一带发现旧石器遗址。石器多为打制的石片，石片厚大，石质多为角岩。石片上多保留原砾石面。第二步加工多从劈裂面的背面锤击加工，修整比较细致。石器种类有长刮器、圆头刮器、双边刮器和尖状石器等。石器的有些特征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为一个形制系统 。

台湾旧石器遗址　地质学研究表明，在第三纪和第四纪之间，台湾与大陆相连。台湾发现的第四纪地层中的动物化石与福建、广东同期的动物化石相同。发现于台东长滨乡樟原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打制石器6000多件，骨、角器100多件。石器石质为矽质砂岩、辉长岩、石英岩和玉髓。器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和石片。打制方法和形制，基本上和大陆同时期的石器相同 。

此外，见于发表的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还有黑龙江呼玛十八里站遗址、辽宁省凌源西八间房遗址、山西省沁水下川村历山遗址、河南省灵宝函谷关遗址、洛阳市凯旋路遗址、陕西省韩城禹门口遗址、山西省阳城固隆集遗址、四川省汉源富林镇遗址、重庆市西北铜梁张二塘遗址、贵州省兴义猫猫山洞穴遗址、云南省洛南地区北盘江两岸七处遗址、元谋白龙江两岸四处遗址、广西百色盆地和右江两岸十余处遗址等等。

这个时期的人类，虽然能够制造比较复杂的石器，但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他们还不知道把石器磨光滑；不知道制造陶器；他们喜好打猎，但还不知道把野兽驯养成为家畜；他们会采集植物的果实，但不知道种植的方法。这就是那时候的人类生活。

从出土材料来看，第一，当时盛行狩猎生活，兽骨的运用渐广，骨器普遍起来。第二，旧石器时代发明了用火，随着狩猎生活的愈加进步，用火的机会就愈多、愈普遍。第三，这些原始人群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流徙在一定的食物区，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第四，这一时期人类的分布相当广泛，从其体质及文化遗物特征的大致相同来看，当是同一种族的分化，但此时已有一定的地方性特征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二、新人时期原始氏族和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生

新人时期生产工具的逐渐改进，劳动技能的日积月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认识的加强等等，都说明这时的生产力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集体生产的扩大，要求人们有比较稳定和持久结合的群体，并要求群与群之间发生一定的联系，以便保持继续不断的社会生产的劳动经验。这就和当时那种松散的原始群发生了矛盾。长期的矛盾斗争的结果，引起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基于共同劳动的需要，劳动时逐渐按年龄组合分工，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转变成比较固定而持久的团体。婚姻方面，也逐渐脱离从前那种乱婚状态，而进入血缘群婚阶段。就是按照同一辈分来婚配，同一辈分的男女构成共同夫妻，这时不排除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这种婚姻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们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较固定的血缘关系的团体，取代了松散的原始群。

此后，原始人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发现这种按辈分的血缘群婚，即直系血缘近亲的通婚，给第二代或更远的后代的身体发育带来许多缺陷。于是逐渐改进婚配关系，进一步排除了直系父母兄弟姐妹间的婚配，而实行一个集团的众兄弟和另一个集团的众姐妹间的群婚，虽然最初还不是稳固的，但这种族外婚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氏族形成的契机和重要因素。恩格斯说：“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 从血缘群婚过渡到原始氏族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看，我国的原始人，到新人阶段可能已产生了原始氏族组织。这与恩格斯所说的“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 的论断也是相合的。

据山顶洞人文化遗址所反映的情况，可以推测当时已有氏族的萌芽。氏族社会存在着按性别、年龄的不稳定的简单分工。男子多从事狩猎、捕鱼以及防御猛兽等；妇女则多采集果实、看守住所、缝制衣服、养老抚幼等；老人和儿童从事辅助劳动。山顶洞人住的穴洞，长约12米，宽约9米，面积90多平方米，可容十几人到几十人。洞内有上室和下室。上室在洞口处，是他们的公共住室；下室在洞的深处，是他们的公共墓地。墓里埋葬着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他们的尸体上撒着赤铁矿的粉粒，随葬的有燧石器和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这意味着对所有氏族成员同样看待，不分厚薄。下室墓地对死者的安排，正是上室活着的人的生活写照。这种男女老少埋在一起，反映着血缘亲族关系的密切，反映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集体已正式出现。他们在随葬品的分配上没有多大差别，这意味着氏族成员的生活是平等的。

附：中国原始社会史表

从死者身上撒布赤铁矿的粉粒和随葬物品来看，当时人类已经有了灵魂观念。近代一些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氏族部落，往往认为红色代表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而且认为人死后，灵魂离开肉体到另一个世界去，过着和人世间同样的生活。这就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宗教是现实生活在人们意识中的虚幻而且歪曲的反映。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斗争软弱无力，他们在无法有效地制服自然界的时候，就会在精神世界中产生出这样一种幻觉。 lmhG/qL92kDlsJg+1VZYHicTVx3f4AiFtCDp5UVTZ+2dsILwcALf5HgrxpPifb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