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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商代前期文化遗址（或称之为中商文化），以郑州二里岗上下层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和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等为代表。
郑州是商族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1950年在郑州市旧城南的二里岗首次发现商代前期遗址，堆积丰厚。除了居址和墓葬，还发现有铸铜、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1954年在郑州市人民公园的发掘，发现了相当于安阳殷墟的晚商文化层叠压在二里岗类型商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关系，从而肯定了这类遗存的相对年代早于安阳殷墟，并定名为二里岗期早商或中商文化。
二里岗期商文化是由二里头类型商文化发展来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已承认，在文化面貌上两个遗址表现了一脉相承的风格。二里岗文化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一定的进步性。当时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是传统的石、骨、蚌制器。挖土工具是扁平石铲，有时兼用蚌铲和骨铲，主要收割工具是石镰和蚌镰，而石刀和蚌刀很少。在郑州二里岗发掘，仅出土了3把残石刀和9把蚌刀，而石镰却出土了121把
。
农业工具中有一件掘土工具青铜钁。郑州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出土近两千件陶范，其中钁范的数量仅次于镞范，说明这种掘土工具是青铜手工业作坊中主要产品之一，在农业生产上已有相当数量的使用。但是，青铜器因其本身的弱点，从世界各国的历史上看，一般地是不能完全排除石器的，因而我们不能把这些青铜器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估计过高。
在遗址中居址的附近，发现了密集的大型窖穴，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三种，以长方形为最多。这些窖穴有些应是贮藏粮食的仓窖。从当时墓葬中发现的觚、爵、斝等酒器，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已有酿酒和饮酒之风。酒，是粮食的再制品，没有足够的粮食，酿酒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储粮的窖穴和酒器的出现，意味着粮食的生产必然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至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二里头文化。
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长，为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分工提供了基础。到了商代中期，重要的手工业不仅从农业中进一步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内部也有固定的分工。比如青铜器和陶器、骨器、建筑各方面，每种的工序都是比较复杂的，每种手工业必已趋于专门化
。这些手工业的成就，没有细致的分工是办不到的。
传说早在夏代立国之前，就已经发明了城池的建筑
。在1976年田野考古发掘的相当于夏代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据说找到了一座早期城堡。不过后来有的研究者说此不是城墙，而是河堤。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城墙建筑，是郑州的商城和湖北盘龙城的商城。城池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1955年秋在郑州白家庄一带的商代二里岗期文化层下面，发现有叠压的坚硬的夯土层，最初疑为商代墓内填土，后来又认为可能是一般夯土构筑的河堤。1956年春又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钻探，才初步判断它是一座商代城址。从1956年到1973年对商代城墙进行了发掘。在探沟中发现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压着城墙夯土层，在这些文化层中包含有大量的二里岗期下层的陶片和一些石器、骨器、蚌器、卜骨等遗物。还发现有的地方是商代二里岗期上层文化层叠压在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之上，或直接压着城墙夯土层。文化层内包含有大量的以二里岗期上层为主的陶片，以及石器、骨器、蚌器、卜骨等遗物。这种地层关系证明城墙筑成后，从二里岗期下层一直到二里岗期上层时，都有人居住在城内。从层位上观察，这座商城夯土墙晚于洛达庙期，更晚于龙山文化，其上限不会早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下限也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根据城墙探沟内出土的木炭，进行碳14测定，其年代有两个数据：第一，距今3235±90年（公元前1285±9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3570±135年（公元前1620年）；第二，距今3215±90年（公元前1265±9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3545±135年（公元前1595年）
。这种测定年代的方法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是可以给一个大致的年代，郑州商城是属于商代前期。
郑州这座商城，据钻探考查，初步获知夯土城垣周长6960米（将近7公里），在四周城墙上还发现可能是城门的11个缺口。从城遗址规模上看，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能有这样宏大的建筑，不能不说是我国历史上的奇迹。
在商城的探沟中还发现有二里岗期下层和上层的残破房基多座。其中属于二里岗期上层的房基有八座，房基周围多残留有墙壁，部分房门开于南墙。这些房基都是在商代城墙筑成后，居住在城内的人们遗留下来的。
在城内东北部一带，约6万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几处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基，最长的有60余米。有的台基周围还发现不少玉簪、铜簪和玉器等。显然，这很可能是商代前期的宫殿所在。可见郑州商城不是一般的都邑，而是商代早、中期商王朝的都城。有人曾推测可能是商王仲丁所迁的隞都
。城外周围分布有密集的商代遗址，城东南角之外的郊区就是著名的二里岗遗址。这里的房基较小，还有一些窖穴和墓葬
。
城外还发现一批手工业作坊遗址，如铸铜作坊、人骨和兽骨作坊遗址、烧陶作坊遗址等等。从其布局看，已经有了明显的行业分工。有这样的城市，正说明商代早、中期的政治、经济已相当繁荣，开始逐渐步入文明时代。
稍后于郑州商城的，是1963年在湖北黄陂境内发现的盘龙城遗址。1974年的发掘确定了盘龙城古城为商代二里岗期的又一座古老的城址，并发掘出又一座保存很好的商代大型宫殿基址。
这座古城位于今盘龙湖滨的一个小山丘上，三面环水，东北高而西南低。东北隅高地上有密集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盘龙城的规模不大，看来是一个属于宫城性质的古城。郑州商城是二里岗期下层时修筑的，盘龙城则建于二里岗期上层。所以，这是我们已知的我国第二座最早的古城。
这座古城的建筑同郑州商城几乎一样，是用层层水平的夯土筑出城垣的主体部分，其内侧筑出层层斜行夯土，而在两种夯土的交接处，则有垂直的木板朽痕。这样筑起的城墙，自然是主体高耸而内侧为斜坡。古城的城垣是和宫殿建筑群同时营建的。这种营造的顺序关系，既说明了古城是中途才形成的，又可以说明它是属保卫宫殿的宫城性质
。
盘龙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统一性，比如城墙与宫殿的建筑技术几乎完全相同。另外，埋葬的风俗、青铜工艺、制玉技术等等，也极相似。这种现象，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同一渊源或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恐怕是难以形成的。盘龙城这座商城和宫殿是商王朝统治贵族的居地，还是统属于商王朝的方国，现在还不清楚。我们颇倾向于后者。总之，盘龙城商城文化的发现，说明了早在三千多年以前，黄河流域的早商文化已经达到长江之滨，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我们对商文化领域的眼界。
城池的建筑是为了防备别人对自己财产的侵夺，所以，城市、宫殿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标志着当时已经有区域经济中心，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城乡对立已经逐渐形成，氏族制度已到崩溃的边缘，阶级对立也大大增加，恩格斯说：“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
商代前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郑州二里岗期中商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冶铸业是当时最先进的主要生产部门之一。在不少地方都发现了青铜遗物和冶铸青铜留下的铜渣与陶范。这时期不仅能铸造刀、镞、锥、钻之类的小件工具，而且还铸造了斧、钁、戈、矛等较大件的工具和武器，还有鼎、鬲、斝、爵、觚、盘、罍等青铜容器。这说明当时青铜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已经广泛地使用了。
冶铸青铜的技术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青铜是红铜与锡熔成的合金。所以，首先要把矿砂放在坩埚里用火熔化成纯净的红铜，然后再按不同器物加入一定比例的锡，注入陶范，才能制成青铜器物。这时铸造容器已采用三合范或多范。每套陶范有子母口或榫头榫眼，有的留有注铜口和气孔，以便倾入铜液和散发范内的空气。这时期铸造的青铜容器的特点是：器壁较薄，平底器较多，器表花纹简单，以单层凸起的饕餮纹和弦纹为主，没有地纹，形制多模仿陶器。
郑州商代前期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9月在郑州市张寨南街施工过程中，出土的两件商代前期大铜鼎
。这两件方鼎的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均为双耳，斗形方腹，四个圆柱形空足。器表饰饕餮纹与乳钉纹。两鼎出土时保存完整，腹底和足表皆有烟熏痕。通高100厘米，口径横长62.5厘米、纵长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公斤。它虽然没有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的形体大和重，但比司母戊方鼎的时代早。这两件方鼎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1949年以来，在郑州商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在一些冶铸作坊遗址中出土了各种铸造陶范，说明郑州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就是在郑州铸造的。从上述两件青铜器的形制结构和纹饰看，已具备了高度的冶铸水平，反映当时已熟练地掌握了炼铜液、精工制范和浇注等复杂的铸造技术。这两件方鼎是在商代二里岗期上层埋入的，在此之前必然有相当长的冶铸发展过程。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郑州，远在长江流域的湖北黄陂和北到滹沱河流域的河北藁城等地也有发现。
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和墓葬所出青铜器，截止到1976年已达159件，器型有25种之多。这批青铜器无疑是研究我国长江中游商代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从盘龙城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冶炼坩埚和一些孔雀石、木炭、红烧土等，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就地冶铸的。铸造方法，基本上和郑州所出的青铜器一致，也是属陶合范的通体浑铸。如三足器上，从口颈、腹、足的中轴线至器底，有三条铸缝线汇于器底的中心或一侧，这是浑铸的证明。有的器物有附件，如卣的提梁，簋的双耳，应是分铸附件后，再通体合铸。盘龙城的青铜器大小不一，花纹各异，未见过两件完全相同的，可见其铸造是一器一范。这样的生产，其效率是不会高的。
盘龙城与郑州两地相隔千里，两地所出青铜器，在器型、纹饰、制作技术等方面有着大致的统一性，这就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商代前期的疆域和政治、文化影响的认识，改变了过去总认为商文化局限于黄河中游一带的看法。
通过对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等遗址的研究，我们已明确了郑州二里岗的商文化是安阳殷墟文化的前身，盘龙城二里岗期青铜器与殷墟的青铜器相比，也表现出它们的相承的发展关系。如殷墟出土的
、簋、卣、圆流爵，过去一直搞不清它们的渊源，后来在盘龙城找到了它们的祖型。所以，殷墟的大部分器型，是商代二里岗期的继承和发展。
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1972年发现了鼎、瓿、斝、觚、匕、刀、戈、矛等青铜器，还伴出一件铁刃青铜钺，这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次重大收获，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
1973年对台西村商代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在M17墓内所出的铜刀、铜镞、铜钻等青铜器中，有件青铜戟。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一件。过去误认为一直到商代后期还是戈和矛单独使用，到周代才出现“辛村式”的十字形浑铸戟。M17联装戟的发现，恰好补正了上述说法，同时也表明周代的浑铸戟，当是承袭商代分铸联装戟而来的
。
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所出青铜器中意义最大的，是1972年出土的一件商代铁刃青铜钺
。青铜钺的铁刃宽达60毫米，铜外部分已经断失；铜身夹住部分约厚2毫米，深10毫米。残刃已全部氧化，使鉴定极为困难。科学家利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电子探针等工具，对从铁刃断口表面采取的样品进行分析。观察其成分，铁刃中残留有一些含高镍和低镍的铁粒，具有陨铁的特点，说明铁刃的原材料只能是来自天体的碎块，即当时或早些时候陨落的流星铁
。所以，藁城的铁刃青铜钺是用陨铁经过热锻而成的。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也出土一件铁刃铜钺，与藁城出土的形状大体相同，但约小三分之一。根据已有资料对照，估计仍为陨铁锻制。铁刃铜钺的再次发现，说明铁已确被当时人所认识，使用陨铁不是偶然的现象
。
过去，据说在河南浚县还出土过约为商末周初的两件镶铁铜兵器。一件是铁刃铜钺，和藁城的铜钺相似，铁刃保存稍好；另一件是铁援铜戈，铁援局部断失。1949年前，这两件兵器被盗卖后流入美国。最初也被误认为是冶炼的铁，后来经过进一步分析，才得出估计也是陨铁所造的结论
。
陨铁是天空中的陨石铁，数量是很少的，用少量的陨铁制成的工具，当然更少。这些有限的陨铁工具，在生产上当然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但是，这毕竟是铁器，至少可以证明早在大约3300年前，我们的祖先不仅已认识了铁，而且能够用简单的工具铸造成青铜和铁的复合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冶金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商代前期的手工业，当然以青铜冶铸业成就为最大，其他方面，如陶器、骨器、玉石、缝纫
和漆木业等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成就。集中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最高水平的，除了青铜器外，就是藁城台西遗址所发现的漆器。在F6室内外发现了一些漆器残片共26块。其中两块画彩，其他都是先在木胎上用利刃雕成花纹，然后再涂朱、髹漆、镶嵌，表面呈现浮雕式的花纹。发现的器物木胎已腐朽，但据残片观察，有些仍能看出器形，有盘有盒，花纹有饕餮纹、夔纹、雷纹、蕉叶纹等，均为朱红地黑漆花，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磨制成圆形、方圆形、三角形的嫩绿色松石，色彩绚丽鲜明，漆面乌黑发亮，花纹精巧、比例匀称。而且漆器胎薄，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美丽花纹
。这些技艺不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髹漆方面的卓越成就，也说明当时镶嵌艺术的高超水平。从漆器制作的成就看，当时漆工可能已经脱离木工而成为一项专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