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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上有关商代的文化遗址，1949年以前，除了安阳殷墟以外，几乎没有发现别的什么重要的商代遗址。因而对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历史，只能凭文献传说和甲骨文的有关记载去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和长江流域，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先后在河南的辉县、安阳、郑州、密县、荥阳、偃师、洛阳、伊川、临汝、巩县、登封、陕县、新郑、永城；河北的磁县、邯郸、武安、邢台、藁城、石家庄；山东的济南、益都、昌乐、寿光、曲阜、胶南；陕西的华县、扶风；山西的夏县、闻喜、永济、芮城、运城、翼城；湖北的江陵、黄陂，以及安徽、江西等省内发现一些商代遗址。这就大大丰富了商代的史料。尤其是补充了盘庚迁殷以前的所谓前期（早商和中商）的一段空白，从而使我们对商代历史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代表商代前期的遗址，又分为二里头文化期和稍后的二里岗、藁城和黄陂等遗址。
商代前期是自商汤灭夏以后开始的。夏王朝晚期的政治中心在河南的伊、洛流域。《史记·吴起列传》载吴起之言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国语·周语》载西周时“三川震”，伯阳父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是谓伊、洛之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黄河之于商，是指京都附近的河流对国家盛衰之影响。可见夏桀亡国时之都城确在伊水、洛水之间。商汤灭夏的用兵路线，是自东而西，先伐韦、顾、昆吾，最后才进军至伊、洛攻灭夏桀。
伊、洛一带的田野考古，主要的发现是1959年春以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一种早期文化。这一类型的遗址，范围大、堆积厚，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很丰富，最具代表性，因而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正处在伊、洛流域，同传说中的夏桀所在中心地区，大致相符。从遗址层位的叠压关系上看，这一文化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堆积。其考古编年共分四期，基本上可以分前后两大期；一、二期为前期，三、四期为后期。一期蚌片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3585±95年（公元前1620±95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80—1690年。三期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90—1300年。一、二期在夏积年之内，三、四期则应是早商阶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从三期开始，政治上便由商汤政权代替了夏桀政权，也就是商文化代替了夏文化。
下面就根据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反映的早商文化，作一个概括的叙述。
从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出这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有了发展。三期文化层中出土的铜渣、坩埚片和铜镞、铜戈、铜爵、铜凿、铜刀、铜鱼钩、铜铃等（参见图38），最具代表性。这些铜器经过鉴定为青铜器
。可知商代早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也是我国中原地区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图38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
1、2.镞 3.鱼钩 4.小刀 5.锛 6.凿 7.锥 8.爵 9.铃
所出的这些青铜器，制作都相当精致，特别是曲内铜戈，制作工整。绿松石镶嵌的圆铜器，制作尤为精美。这种工艺不仅需要熟练的铸造技术，而且需要工艺美术上熟练的镶嵌技术与之相结合。铜爵的铸造工艺更为复杂，它是仿自陶爵，采用多合范（从铸痕上看，至少四块范）铸成。圆形铜器及铜泡形铜器
不知作什么用途，可能是镶嵌在他物之上的饰物。这些铜器反映出商代早期的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青铜铸造业是商代早期极其重要的生产部门。并且从铜镞，尤其是铜容器的出现，可以看出已不是刚刚产生的初级阶段，更不是萌芽时期，而是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因为合范法铸造需要较高的铸铜技术，没有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的积累是不可能办到的。但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发现的数量并不太多，器小而薄，造型简单，几乎全是模仿骨、蚌、陶等器具铸成的。所以这时的铸铜工艺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原始性，似乎距离开始掌握这种新技术还不太久，其发明很可能是在龙山文化晚期。
二里头三、四期的青铜器的出现，意味着农业和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工，意味着农业已能够提供较多的食粮，从而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可能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大概已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铲、斧、刀、镰等。以石器为最多，骨、蚌器次之。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的普遍存在，说明农业在当时整个经济中已占主要的地位。出土的陶器中有大量的酒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已经不低，如果没有较多的粮食，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当时的农业也不应过分夸大。因为从文献记载上看，盘庚迁殷以前还是一种粗耕农业，当时商人仍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从《尚书·无逸》可以看出，商代前期即使身为王或天子，也无例外地杂于“小人”行列，共同劳动。他们当时过着游荡的粗耕农业的艰苦生活
。
1972年到1973年春、秋两季，在二里头基址上进行了三次发掘，主要的收获是一处宫殿基址。宫殿基址的周围还发现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以及铸铜的陶范、坩埚碎片、石料、骨料等等。由此看来，这个二里头遗址已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规模，而不是一般的村落。这个宫殿台基上面有二里头遗址四期的灰坑和墓葬，下面有二里头遗址二期的灰坑，上下地层关系清楚。这座宫殿建筑是在二里头遗址的三期。这一期的绝对年代和文化面貌，也完全符合商代及其特征。《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此后，一两千年来，关于汤都西亳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里头发掘所发现的这个宫殿建筑，为商汤灭夏后都西亳提供了有力的物证（汤在灭夏前所都的亳是今山东曹县的亳）。
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宫殿遗址，也是地下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宫殿遗址。宫殿坐落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面积约1万平方米，占地在15亩以上。台基中部是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殿堂。挑檐柱的存在，说明殿堂的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南面有宽敞的大门，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围绕中心的殿堂，从而组成了一座十分壮观的宫殿建筑。
从各方面进行的研究已经判明：这座宫殿是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所组成，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其平面安排，开我国宫殿建筑之先河。这组宫殿建筑是按一定的营造设计建成的。它的组合、布局和规模，应该说是反映了一定的宫室制度。在台基中部有几个灰坑较大，有的里面还有人骨架。“例如H80口部有三座墓葬，一座是弓身屈肢葬，两座是俯身葬。H108内有具俯身葬的人骨架和一具兽骨。”
这就意味着二里头宫殿基址可能附有宗庙建筑。据《左传》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二里头既有宗庙，说明二里头基址在当时应该是一个都城。这和商汤所都西亳的历史应当是相符的。
二里头文化遗址除出土有造型优美的青铜器外，所出的陶器上，往往刻划或打印各种云雷纹、曲折纹、叶脉纹以及动物形纹等，出土的一件残陶器上有两条浅刻龙蛇纹，其中一条是一首双身，眼珠外凸，身上仰卧一只小兔。这两条龙蛇纹刻划均极生动，是件富有神秘色彩的艺术品。
玉器工艺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件玉戈，双重内，内中部有一单面穿，穿援之间有若干平行浅刻细线。援面一面平，一面略凹下。双面刃，刃与援面有分界线，琢磨精细。另有两件玉柄形饰，外形似鞭，共分六节。节分粗、中、细，三者相互交错，粗节有单线或双线的兽面纹。柄的顶端及其正背两面各有一孔，三孔相通。末端侧面有一对穿孔。它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多种琢制技术。这些技术，据现代一些玉器厂的技术人员说，也是具有较大难度的。“像勾线阴刻和阳刻浮雕工艺，即使在今天要想做出较好的效果，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这件三千多年前制作的玉饰，却把这些技术有效地糅制到一起，光是这一点，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技艺成就。”
还有两件玉钺、一件玉铲形器、两件绿松石饰物等，制作工艺水平也都很高，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其雕琢线条流畅，抛光光洁，看不出雕琢痕迹。这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传统的实物见证。
这些琢制得相当精美的玉饰、玉器，若不是有一批多年从事琢玉、积累了丰富制作经验的专业玉工，是绝不会做出这样的效果来的。
二里头文化除了铜器、玉器之外，还出土有大石磬、布和贝。石磬是这批遗物中形体最大的，当是我国目前发掘出来的最早的石磬，也是我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在一件镶嵌圆铜器上所包裹的四种布中，除最细的那种布未确定性质外，其余都是麻布。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之一。出土贝12枚，当是早商时期的初型货币。还有以骨和石仿制的贝。这些都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生产、交换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这些初型货币，当然并不排斥其仍然作为装饰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