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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夏的商族最初在哪里活动？商族的来源，在文献上可征信的史实不多。我们只能根据有关商族的传说和考古收获来研究这个问题。
商族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部族。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商族的始祖契大致与夏禹同时。相传他曾跟禹一同治水，被舜任命为“司徒”，说明当时他们共处于一个部落联盟中。传说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遂“取吞之，因孕生契”。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说明商族当时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大概在契时，商族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契以下的世系是按父系排列的。从契至大乙（即汤）传了14世。到汤时，才完成了灭夏的事业。史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汤以前的先公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从汤至最末的王帝辛，即历史上的商王朝。《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自契以来的先公先王，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基本上都得到了证实。
众所周知，安阳是考古界所公认的盘庚以后的殷商都城，晚商文化即以安阳小屯的殷墟为代表。1954年在郑州市人民公园发现了相当于殷墟的晚商文化层，叠压在二里岗期文化之上的地层关系，又确定了二里岗期商文化早于殷墟期的关系。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文化属于夏文化，而第三、四期文化是早商文化。二里头第三、四期从时期上说，又早于二里岗的商文化。二里头第三期文化无论从年代或陶器上看，都与二里岗下层近似，在文化面貌上表现了一脉相承的风格，陶器的制法都是以轮制、模制和轮模合制为主，都流行圜底，纹饰都以绳纹为主。可以推测二里岗下层文化是继二里头第三、四期类型文化发展起来的。
从考古学上看，清楚地表明商族在灭夏后最初阶段的活动地域，主要是在今河南的洛阳、郑州和安阳一带。但先商时期的商族，在灭夏之前是从何处来到河南的呢？这是史学界一个长期聚讼不决的学术问题。
关于商族最早的地望，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商始祖契被封在商。郑玄说这个商“在太华之阳”。皇甫谧谓即“上洛商是也”
。这就是说，商族的始居地在今陕西。《殷本纪》又说商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可见亳也是商族最早的居地。司马迁还说过：“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这几句话明确指出汤所居之亳在西方。此后，许慎的《说文》称：“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之说：“京兆杜县有亳亭。”总之，司马迁、许慎、郑玄、皇甫谧、徐广等人，无一不说商族的兴起地商和亳在西土。
近代王国维则一反旧说，明确地指出商族早期的居留地商和亳两地决不在关中，而认为商是河南的商丘，亳则位于今山东的曹县
。丁山不同意王氏的说法，而谓商地“当在漳水流域，决非两周时代宋人所居之商丘”。又谓：“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
徐中舒从1930年起就坚决地打破商族西来说，而谓：“古代环渤海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后五。就其迁徙之迹观之，似有由东而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而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
王、丁、徐三家虽各不相同，但均主商族起于东方。
金景芳又提出商人起源于北方，谓商远祖昭明所居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今昭乌达盟克腾旗的白岔山
。邹衡则说：“商文化是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
商族起源于何地，是西方，东方，还是北方，或是来自冀州？揆之于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材料，觉得还是东方说最为合理。下面根据具体的史料，加以分析证明。
1.东方古民族一般都有鸟降生的神话传说
《诗经·商颂·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商颂》是春秋时殷商后裔宋人的诗，宋人用玄鸟生商来歌颂其祖先。《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也是较早的商族鸟降神话传说。这个故事，《吕氏春秋》和《史记》所记比较详细，撮录于下：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这两段记载所构成的完整故事是说，商族的始祖是玄鸟卵生的。这类神话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反映。马克思说：“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
大概商族在先公时代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各种自然的外在力量在威胁着他们。所以，他们崇拜自然，并产生某一氏族同某种动物或植物存在着血缘联系的幻想，从而把它作为氏族的图腾，幻想它是这个氏族的祖先、保护神或标记。
商族在上古时代曾以鸟为图腾，不但见于文献传说，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可以找到直接可靠的证据。胡厚宣曾从甲骨卜辞中找到一些祭祀商的远祖王亥的卜辞。王亥之“亥”字，有些作
（《宁》1.141、《京》3926）、
（《佚》888）。这个亥字从亥从鸟或从隹，隹也是鸟形。胡先生认为这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确证
。
我们从古文献上看到，以鸟为图腾的古部族，除了商族以外，还有淮夷、夫馀、高句丽、嬴秦等族：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如大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名东明……东明善射……南至掩淲水……因都王夫馀。故北夷有夫馀国焉。
高句丽者，出于夫馀。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朱蒙遂至普述水……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夫馀、高句丽都是东方之族，惟嬴秦自西周以来即在西土，因而学术界有些人就认为秦是西方土著民族
。其实秦为嬴姓，传说为少皞的后代，而少皞之墟在今山东曲阜。嬴姓诸族如奄、郯、徐、费、莒、黄、江、终黎氏、菟裘氏等等都分布在今山东南部、河南东端及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则《史记·秦本纪》所述秦的远祖从东方逐渐西迁的史实必为可信
。如此可知，以鸟为图腾的秦、夫馀、高句丽等同为东方的部族。这些以鸟为图腾的古部落都地处东方，商族既然也以鸟为图腾，因而我们推测，商在远古时也同样是东方的氏族部落。
2.商的远祖居地近海
《诗经·商颂·长发》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为先商甚早之先公，竟能戡定海外，可以推想当时商族决不会远在西方的关中。其居地很可能在东方滨海一带，才能声威远震海外。《商颂》为春秋时商的后裔宋人歌颂其祖宗而作，其追述先人掌故当有所根据。又考《商书·尹告》佚文称：“尹躬先见于西邑夏”
。夏晚期的都邑在今河南中部洛阳、偃师一带，商人称之为“西邑”，则商族当时的根据地在今河南省之东，当无问题。
3.王恒、王亥与有易的斗争
《山海经·大荒东经》谓：“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緜臣也。”王国维认为，《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的王亥与《楚辞·天问》所说的“该”，是同一人、同一故事。《天问》说：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
这里的“该”，据王氏说，就是王亥，也是《史记·殷本纪》中的王振。王亥、王恒之名亦见于殷墟卜辞，故知该、振均为“亥”字之讹。这里的“有扈”、“有狄”，就是《山海经》和《竹书纪年》中的“有易”。“扈”是“易”字之误
。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王恒、王亥当为兄弟，同为王季之子，昏微则是王季之孙。商的远祖，祖孙三代都与有易进行了斗争。最后，上甲微假师于河伯，才战胜有易。可知这时的商必为有易之邻国。据王国维的说法，有易地处今天河北省的易水流域。则商必在今河北省的中部或南部。
4.从商和亳的地望定商为东土之族
从文献上可知，商的先世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族，汉张衡《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同。较古的文献所记自契至汤八迁，其具体的地名不多，计有：
商：《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史记·殷本纪》也称契封于商。
商丘：《左传》襄公九年谓：“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世本》：“相土徙商丘，本颛顼之虚。”
蕃：《世本》：“契居蕃”
。
砥石：《世本》：“昭明居砥石”。又见《荀子·成相》，前已引。
亳：《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据较古的文献所记商族居住的地名，很难凑成八迁。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作过具体考证，近代王国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作了考证。他认为契自亳居蕃为一迁；昭明居砥石，又迁于商为二迁、三迁；相土东徙泰山下，复归商丘为四迁、五迁；《今本竹书纪年》谓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为六迁；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为七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为八迁
。王氏的考证很不科学，因为有的记载说契居商，有的又说契居蕃。商和蕃是一地而二名呢？还是其中有一个记载失实呢？另外，商与商丘是否一地，昭明、阏伯是否一人？等等，这些问题王氏均置而不论。马马虎虎地凑成八迁之数，未免太轻率了。尤其是《今本竹书纪年》出于明人伪撰，没有史料价值，王氏本人已有详考，不应该再利用。因而，我们就不能完全依靠他们所考证的迁移路线，来证明商人的来源了。
商汤以前所居留之地，我们认为主要是商和亳两地，下面将分别讨论。
先说商，《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老祖宗契封于商。《荀子·成相》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传》则说相土居商丘
。这就是说，商人最早的先王居地是“商”。然而《诗经·商颂》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称：“帝立子生商”。则“商”又不像地名，而似人名，或者是族名。从文献和卜辞中看，从未见商的始祖有名商的。所以，我们推测“商”是族名。这就是说，商人认为他们的族是玄鸟生的。玄鸟是他们所崇拜的图腾。甲骨文中“商”字作
等形，上面的
即鳯字上面的鸟冠。所以，“商”字上面的
代表他们所崇拜的鸟图腾。“商”字下面的
形是什么意思呢？徐中舒说似穴居形
。因此我们说，“商”字是商族的族名，后人就把商族居处之地也名之为“商”了。
商和商丘是两个地方，还是一地二名呢？自来众说纷纭无定论。《诗经·商颂》正义谓：“经典之言商者，皆单谓之商，未有称为商丘者”。这是主张商和商丘为二地。杜预《春秋释地》则说：“宋、商、商丘三名一地”。王国维也说，古之宋国，实名商丘，就是今河南省之商丘。现代学者多信从之。但是，宋地在微子未封前名宋，不名商丘。这已清楚地记载于《史记·宋世家》。文、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宋伯歪”，如“……取宋〔伯〕歪……”（《铁》38.3）；“己卯卜王贞，鼓其取宋伯歪……”（《佚》106）；“……于宋亾
”（《南无》500）；“丙子……又子宋”（《人》3171）；“乙巳卜□王
子宋”（《京》2094）。卜辞中这个“宋”是否指今河南商丘虽不能定，但由此可知在晚商时期已有“宋”之名。故不得把灭夏前的商或商丘说成是今河南之商丘
。
《水经注·瓠子河》说：
河水旧东决，迁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
这是说濮阳也有商丘，又名帝丘。岑仲勉认为，《水经注》所说的濮阳之商丘才是灭夏前的商丘
。奇怪的是，相传夏后相也曾居住过这个地方。皇甫谧说：“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
商丘又名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即《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的卫、颛顼之虚者。而《太平御览》引《世本》曰：“相徙商丘，颛顼之虚”，则商丘、帝丘为一地。不过从时间上说，相是夏启之孙，相土是商契之孙，两人是同时代的人，夏、商两族怎么可能同时建都于一地？此地很可能本名帝丘，夏后相曾居住过，后来商人也曾住过，因而又有商丘之名。相土所居，可能是另外一个商丘。因为相土与夏后相名字相近，因而附会成相土也曾居住过帝丘这个地方。
《史记·郑世家》记述唐尧迁其火正阏伯于商丘，“集解”引贾逵曰：“商丘，在漳南。”这个“漳”，指河北省南部的漳水。可见这个商丘在河北省的漳水旁。
总之，从古文献上看，古代地名叫“商”或“商丘”的不止一处。河南旧归德地有商丘（即今商丘市），黄河北的濮阳有商丘，河北漳水流域也有商丘。
殷墟卜辞是晚商的遗物，卜辞中的地名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丘商等。这些地名可能不是一地。罗振玉谓卜辞中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又谓“天邑商”即“大邑商”之讹
。董作宾以为大邑商是商丘
，他又见《殷虚书契后编》有一片有“才商贞，今日步于亳”一语，因知商与亳相近，故认为商是今河南商丘，亳是谷熟之南亳
。陈梦家综合有关的卜辞而推论商之地望
如下：
商、丘商——今商丘附近；
大邑商——今沁阳附近；
天邑商——可能为朝歌之商邑，今淇县东北；
中商——可能在今安阳。
陈先生所考的诸商地望，虽然未必都正确（如商、丘商恐怕不在今商丘，天邑商也未必是朝歌的一个小地名），但他指出名商者不是一地，则合乎史实。丁山说，商代可能有两个以上的都城。“大邑商”是首都，那末，“中商”该是陪都。无论首都、陪都，总是名商。《史记》称卫为“商墟”，正是应用商代的本名，比“殷墟”要合理
。
这些称“商”的地名，大概是出自商族最早的一个名商的居地，随着他们的后裔移徙各处，把“商”的地名也带到各处。
较早的“商”或“商丘”在什么地方呢？丁山认为“商”地得名于滳水。卜辞中有此水：
王涉滳，射，又鹿、
。（《续》3.44.3）
涉滳，至
，射左豕、
。（《粹》950）
葛毅卿有《说滳》一文，将“滳”读为“漳”
。杨树达有《释滳》
，也是以滳为漳水。“滳”与“漳”从声类上说，是可以通转的。古书上往往“商”与“章”通用
。所以，卜辞中的“滳”字是可以解为“漳水”的。
文献上，漳水始见于《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衡漳，《汉书·地理志》作浊漳水，谓浊漳水出自山西省，“东至邺，入清漳”。《水经注·河水》：“又东北过高唐县东，又东北过杨虚县东，商河出焉。”这条商河俗称小漳河或称清水（实即清漳水），也就是《史记·苏秦列传》中所谓：“赵，南有河漳，东有清河”的“清河”，即清漳水。漳水下游，丁山说分为两支：“一支由滹沱入海，所谓浊漳也；一支由绛河故渎，张甲河左渎，屯氏河故渎，入小漳河，所谓清漳也。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
明白了滳水与漳水、滹沱河的支干系统关系，又知道了“商”地最初可能是以鸟为图腾的商族所处之地，乃名之为商。这商地之水名之为滳水，就使我们推想，商族最早的发祥地，当在今河北省中南部滹沱河与漳河流域一带。契被封于商，昭明所迁之商和相土“因之”的商丘，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以指实其地，但必不出这个范围。《左传》定公九年说：“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郑笺以为东都当在泰山下。则相土所居之商丘，必在泰山之西。这与上面我们所划定的范围，也是相合的。
再说商汤在灭夏前所居之亳。《史记》称商开国祖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可见亳不但是商迁居之地，而且是其祖先较早居住过的地方。考古地名以“亳”名者甚多，故汤所居之亳究在何地？自汉起，古今聚讼了两千年，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主要的有六说：
关中说：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谓：“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集解”引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许慎《说文·高部》也说：“亳，京兆杜陵亭也。”
偃师西亳说：《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殷汤所都。”《尚书正义》引郑玄谓：“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
河南商丘南亳说：《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山东曹县北亳（又称景亳或蒙亳）说：《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蒙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引臣瓒注：“汤所都。”薄、亳二字通用。此亳地在今山东曹县南20里。王国维主此说。
河南内黄说：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提出（第99—100页）。
郑州说：邹衡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中提出。
以上这六种说法的六个地方，确乎都名为亳，但其中有些并不是汤所居的亳。《孟子·滕文公》说汤居亳，与葛为邻。又说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为今河南宁陵。若汤居关中的亳，或居偃师西亳，都距宁陵八九百里，怎能使亳众去为之耕呢？这一点，前人皆已指出，故关中说和西亳说早已不为人所信。孙星衍（见《外集·汤都考》）、胡天游（见《石笥山房集》）、郝懿行（见《山海经笺疏》）、金鹗（见《求古录·礼说》）、毕亨（见《九水山房文存》）、王国维（见《观堂集林》）都主张汤始都应在东方。《尚书·尹告》佚文说：“尹躬先见于西邑夏”
，则此时亳在桀都之东可知。至于今商丘之南亳说，1936年考古学者曾在商丘搜访南亳遗址，毫无线索
。可见此说也不可信。
内黄说和郑州说，至多只能证明这两地也有亳称，至于是否就是汤之所居，实在也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如内黄之亳，岑仲勉所根据的材料是明、清的文献，可靠性已成问题。何况这也和“与葛为邻”不合。邹衡的郑州说，虽然提出了四条证据
，可惜都经不住推敲。比如说郑州发现了东周时期的“亳”字的陶文，的确可以证明“郑州商城在东周时仍名亳”。但它能说明的问题，也就止于此矣。至于是不是汤都？却帮不了多大忙，因为历史上名为亳的地名太多了。
郑州距宁陵的葛也相当遥远，邹衡因而不得不又在郑州南找到名长葛和葛伯城两个含有葛字的地名，以弥补其“与葛为邻”的缺陷。可是长葛北距郑州至少也有一百六七十里，葛伯城北距郑州更在三百里左右，“使亳众往为之耕”，也很不合情理。
根据《尚书·尹告》佚文“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则当时汤所居之亳在夏桀都之东，夏桀亡国时确在伊、洛流域，汤之用兵次序，《尚书》称“汤一征自葛始”
，《诗经·商颂·长发》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葛在今河南宁陵，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即卜辞中之雇，在今黄河北岸的原武、原阳一带，昆吾在今河北濮阳县一带。这些与夏同盟的小氏族都处在夏和亳之间，商汤用兵，自东徂西，首先征服他们，为征夏扫清障碍，最后才一举灭夏。若汤所居之亳在郑州，则葛、韦、顾、昆吾都在郑州的东面和东北面，有的比距夏都还远，汤何以不直接西征夏，而先用兵郑州的东面、东北面？这是与汤的用兵路线不合的。
汤在灭夏以前所居之亳，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很多说法都有不可掩饰的缺点。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以《尚书》、《诗经》和《孟子》所反映的情况为主要依据。凡与此不合的，都必须抛弃。检验的结果，诸说中以第四说即今山东曹县的北亳说比较合理。王国维的《说亳》从三方面加以证实
，其中固有一些可商之处，但基本的结论还是难以动摇的。
最后，再谈谈偃师西亳。我们已经否定了它是汤在灭夏前所居之亳，可是自汉班固、郑玄以来，都说这个地方是汤都，还是事出有因的。
前面已讲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文化堆积层分为四期，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的早期文化。并且二里头三期层中还发现了宫殿遗址。这期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00—1300年
，正相当于商代早期。毫无疑问，这座宫殿遗址是商代早期的。
由于这个早商遗址的发现，有些考古学者又提出了关于汤都西亳的问题。他们说这是汤都西亳有力的实物证据
。我们认为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虽然是早商文化，但是从地区上看，它不可能是汤灭夏前汤所居之亳，已辨如前。但是汤灭夏之后，很可能即把商都从东方的亳迁到夏都，又把“亳”这个名带到新都。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也就是夏晚期的政治中心，二里头三、四期便是商的新都亳了。《齐侯镈》铭文：“
成唐（汤），又严在帝所，尊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这是汤灭夏而移居其地的明证。此器做于春秋中世，其传说可能较古。再从二里头的宫殿遗址的年代和规模上看，和汤早期的亳都是相符合的。
所以，说偃师西亳是汤灭夏前所居之亳是不确的，但若说偃师西亳是汤灭夏后的商都，可能是真实的（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综合以上商和亳的地望，均说明商为东方之族。
5.蕃、蒲、薄、蒲姑、番吾均为“亳”音之转
前面讨论汤都亳的问题时，已经看到名“亳”的地名有六个之多。其实若在文献中仔细搜索统计一下，实际数字大大超过此数。如《左传》昭公九年云：“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近于幽、燕之亳，可能在易水流域。《春秋》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此为郑地之亳。《左传》定公六年谓：“盟国人于亳社”，此鲁国之亳。同名“亳”的地名这么多，当然不会所有名“亳”者都与商汤有直接关系。可是，名“亳”的地名如此之多，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商族在古时频繁迁徙造成的。
先商时代的商族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过着粗放的农业或畜牧经济生活。他们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无一定的久居之地，史称商汤以前八迁无定处。我们从历史的惯例看，迁徙的民族，往往以其旧居的地名，名新迁至的新土。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如周的京都原在陕西为宗周，东迁河南洛阳附近为成周；鲁原在河南鲁山，后徙封于山东名鲁；燕原本在山西，后徙封于河北北境，仍名燕。战国时的魏，本在河东，迁都河南开封后，仍号魏。又如南北朝时，有所谓侨州、侨县。许多北方人民跟随东晋南迁，所住的新地仍依他们的旧日家乡名来命名，从冀州南迁的叫做南冀州，从雍州南迁的叫做东雍州。
世界史上如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人到了中美、南美，于是就名其地为新西班牙；英人到了北美中部东陲，于是就号其地为新英伦。英、美同名的地名相当多，如波士顿、牛津、剑桥等地名，都是英美两国都有。
像这种以旧地名重名新地的民族习惯，古今中外，大致相同。商族的祖先最初居地可能名“亳”，后来他们由于生活的需要，而逐渐迁于其他地方。他们当然也会沿此习惯，把“亳”的地名带到新居地去。于是随着他们的迁徙，以“亳”为名的地名，也就散而之四方。从亳地名的蔓延上，我们可以考见当时商族的发祥地，以及他们的迁徙路线和活动范围。
《史记》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说汤的先王所居之地也名亳，可能是异地同名。汤最早的先王是契，《世本》称“契居蕃”，或作“番”
。这里的“蕃”或“番”据丁山说是“亳字音讹”
。这很可能。二字古韵部虽然不易通转（蕃、番二字在段氏十四部，而亳则在段氏第五部），但声纽上是可通的。由此可证“契居蕃”，就是“契居亳”。《左传》昭公九年所记的北土的“肃慎、燕、亳”的“亳”，与肃慎、燕连言，三地必为近邻。肃慎地在东北，燕在今北京，则此“亳”必在今河北省北部。丁山认为“在易水流域”，这可能就是契所居之地。
商的始祖居于河北易水流域的亳地，其后世子孙散而他迁，于是以“亳”为名的地名遗留于各地。
我们从历史地理上看，在河北省的中南部，山东省的河水、济水流域内，有一些与“亳”名有关联的地名和水名。如：
博水、博陵、蒲水、蒲阴《水经》：“滱水又东，过博陵县南。”注云：“滱水东北，径陵阳亭东，又北，左会博水。……博水又东北，左则濡水注之。水出蒲阴县西昌安郭南。……濡水又东得蒲水口。……《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阴。……《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东至高阳……”
蒲吾、番吾《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有蒲吾县；《史记·赵世家》与《苏秦列传》作“番吾”。
蒲姑、薄姑《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左传》昭公二十年谓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史记·周本纪》谓周公东征，“残奄，迁其君薄姑。”《尚书序》作“蒲姑”。
文献上这些古地名中的“博”、“蒲”、“薄”、“番”等字，以声类韵部求之，可能都是“亳”字一音之转。“亳”字为并纽铎韵字，上古声为
]，段玉裁定为五部。“薄”与“亳”声完全相同，可以不论。而“博”
字与“亳”仅清浊不同，均为五部字。“蒲”为模韵，《切韵》音为
，但模部字上古音应有一个浊纽
的韵尾辅音。段玉裁也定为五部字，故与“亳”相通。“番”的韵部虽然与“亳”字音较远（番字是段氏十四部），但其声母与“亳”也是可以通转的。
至于两字名的“薄姑”、“蒲姑”、“蒲吾”与“番吾”中的“姑”和“吾”两字，一为见纽，一为疑纽，都是舌根音，发音部位相同。所以，“蒲吾”、“番吾”也就是“薄姑”。这些名字虽然写法不同，但实际上都来源于“亳”字。因为“亳”上古音是
，若缓读之，韵尾辅音
用见纽的“姑”或疑纽的“吾”字标出，即构成“薄姑”、“蒲姑”、“蒲吾”、“番吾”等两字之词。“亳”字的古音仍保存于日本，日语的吴音读“亳”为
，与“薄姑”两字音极为相近。
由此观之，则博水、蒲水、蒲吾、番吾都可能是商族最早居地“亳”字一音之变，是商契后裔移徙时带到各地的遗迹。博水、蒲水、蒲吾等地名、水名大致的分布地域，和前面我们讨论的商、滳水、漳水、滹沱的地域也大致相同，我们认为商族最早生活在河北省中南部一带，若合符节。
《世本》和《荀子·成相》都说商的远祖昭明居砥石。这个砥石之所在，也应当不出这个范围。丁山说，“砥为泜字传写之误”，又谓砥石即泜水与石济水的混名。《山海经·北山经》：出于敦与之山的有泜水。又《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流入泜。由于石济水入泜水，泜水自可名为泜石水。所以，砥石应在今河北省的元氏、平山一带
。1978年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出土一批有铭文的西周铜器。其中的《叔
父卣》铭文有“女期用乡乃辟侯”的文字，《臣谏簋》铭文有“隹戎大出〔于〕”、“亚旅处于”。这里的“”可能就是“砥石”的“砥”，而侯或即西周封于“”的贵族
。李学勤、唐云明也认为这里的“”，就是“泜”，“国实由地处泜水流域而得名”
。这种论断非常正确。有的研究者以《淮南子·墬形训》的“辽出砥石”的“砥石”说商祖昭明所居之砥石
，恐怕失之过远了。
又《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尚书·康诰》：“文王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沈子也簋》：“念自先王先公迺
克衣”，这些“衣”即“殷”。故知殷、衣、郼三字古通用。郼即卫字，“卫”为康侯所封之国，地在卫辉、大名一带。古时豕韦所居。《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谓：“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晋之白马县当在今滑县东。《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过去的学者早已提出殷、衣、郼、韦、卫、兖诸字，从音韵学上看，可能出于一源，后世逐渐分化为不同之名
。这个所谓殷、衣、卫、兖的地望，大概就在大河与济水之间。现在所熟悉的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盘庚迁都以后的事。
考察一下博水、蒲吾、砥石及韦、兖、殷诸地的分布情况，则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的踪迹历历在目。
至于蒲姑、薄姑的地望，据春秋时王使詹桓伯说，“蒲姑、商奄，吾东土也”
。这个周东土的蒲姑，杜注：“乐安博昌县北有薄姑城。”《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有博昌县，即今山东的博兴县。《左传》哀公十一年有鲁伐齐“克博”。杜注：博，齐邑也，在齐的西南境。战国时齐有博邑（见《齐策》），有博陵（见《史记·田齐世家》），有博关（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这些地名，在山东西北部。两周时齐国的南面是鲁国。《左传》定公六年谓鲁国阳虎“盟国人于亳社”。《春秋》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公羊传》作“蒲社”，并谓：“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周人所谓“亡国之社”，当然是指商社。可见鲁地也有“亳”称。《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景公曰：“薄，宗邑也。”薄即亳，即春秋末年宋亦有“亳”。
总之，与商族古史有关的亳、博、薄姑之古地名，均分布在今山东、河北的河、济之间。则商族远古居留移徙之迹，可推知矣。
从考古学上论证商族的来源，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首先确定，哪些是属于商人的古代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自1928年以来历次的考古发掘，由于出土了大批甲骨，这些甲骨文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证明这个遗址确是属于商人的，是盘庚所迁的殷都。并且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知道“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小屯殷墟只是商代后期的遗址，对商代前期、中期300多年的文化遗存，过去人们了解得很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郑州发现了以二里岗期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面积约有25平方公里，埋藏着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这处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证明，相当于殷墟的晚商文化层叠压在二里岗期商文化层之上。从而确定了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比安阳殷墟的年代早
。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心，还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墙遗址
。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是早商还是中商，在学术界是有分歧的
。属于这一时期的商代遗存，还有1973年在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发掘的商代遗址
，和1963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所发掘的商代遗址
。我们赞成把这同一时期的三个遗址（郑州、藁城、盘龙城）定在商代的中期阶段，因为从郑州地区一个遗址的发掘，已确证其层位关系是：龙山晚期早于二里头，二里头期早于二里岗期。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二里头三、四期是商汤灭夏以后的早商文化，则在其后的郑州二里岗期文化自然是属于中商文化了。
商汤以前的先商文化遗址，为考古界所一致明确承认的，还一个也没有。像商这样一个泱泱大族，当然不会是自建立商王朝以后才出现的。但是，他们在先商阶段，为什么没有一点踪迹呢？恐怕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尚埋在地下未被发现，一个是已经发现了，只是尚未被认识。
从文献上看，商汤的灭夏是从东向西征伐的。他们又称夏为“西邑夏”，则先商的文化遗址，应当在夏的政治中心——伊、洛、偃师的东面，也就是到河南的东北部和山东的西部去找。这一带的史前新石器文化遗址，现在已发现的有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
山东的龙山文化，除了与河南龙山文化的一支有联系和影响之外，似乎有一个本地的来源，夏鼐说：“最近几年的新发现，证明这个本地的来源便是大汶口文化”
。这个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十几年来积累的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两个文化共有的代表性器物——鬶和蛋壳黑陶杯，一脉相承，吻合无间，其渊源关系十分清楚。山东日照东海峪的遗址，第一次揭示了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过渡地层。因为上层属山东龙山文化早期，下层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层具有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向山东龙山文化早期过渡的性质
。这就可以说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的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
我们感觉到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与一支河南龙山文化有一些共同特点，都与商代文化有关联。如白陶、黑陶及大量的专用酒器成组随葬，玉器装饰、象牙雕刻、卜骨等等，都是商文化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基本上也都出现在上面提到的这三种文化的遗存中。根据这些现象，是否允许这样的推想，就是说，河南地区偏东部的一支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就是远古的先商文化呢？考古界的学者们是有这种想法的
。
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就是说，先商的部落在远古的母系氏族时期可能是在山东一带生活的。后来，大概有一支向南移徙，就构成了苏北和皖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包有部分青莲岗文化），可能就是古文献上记载的远古的东夷族文化。此后，仍在山东的先商文化发展到山东龙山文化的晚期，又有一支向北发展，到河北省的北部与辽宁一带，构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通过辽宁省敖汉旗白斯朗营子、辽宁北票丰下遗址和赤峰四分地遗址的发掘，认识逐步明确。夏家店早期的文化遗存包含的龙山文化因素较为明显。在这类遗址和墓葬中，越是早期，磨光黑陶占的比重就越大，并且都有卜骨的出现。这也反映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承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估计它的主要堆积时代，根据碳14的测定在距今3500—4000年左右，即跨越我国历史的夏到早商阶段
。1972年在辽宁北票丰下遗址出土的彩绘黑陶器上，那种由曲折而相互勾连的类似云雷纹的母题构成的复杂图案，暗示其与商代青铜器花纹的内在联系。1974年在辽宁省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出土的彩绘陶器，上面的花纹与商代青铜器花纹有密切关系。总的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既包含有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又具有商文化因素和特点
。当然，这不是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代文化的前身，而只是说，它和中原的商代文化可能有着共同的根源（在夏家店文化大甸子墓葬中发现两件小青铜器。赤峰四分地同一类型文化遗址的一座窖穴中，出土一件刻有合范符号的铸铜小陶范。夏家店文化中的这些现象，都是应当注意的）。
山东的龙山文化还有一支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在夏前）向西北进入到河北省的中部。这一支可能就是商文化的正身。因为在古史传说上，这一带正是商的远祖契、昭明、相土、王恒、王亥等所居留过的地域（已详前）。那时先商氏族部落过着粗放农业和游牧生活，居依水草，迁徙无常。古人类文化的发展，不能不在河流附近。商部族的踪迹，似乎就在黄河入渤海的三角洲上。易水、清漳水（滳水）、浊漳水、泜水、博水等纵横其间。古黄河也经这一带入海。古黄河的入海处，由于文献不足，久已失考。《禹贡》在导河一节里，也语焉不详。前人已有“自大伾以下，水道难考”之叹。《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郑注：“恶当为呼，声之误也。”《释文》：“池，大河反。”所以“恶池”实即“滹沱”，而“滹沱”二字《切韵》音为
。古汉语中浊纽的
易于失落。有的学者主张“滹沱”二字急读即“河”
字一音
。所以河北省的滹沱河可能是古黄河的故道，一直流经河北省的北方入海。有易之国距河不远，因而才有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灭有易的故事。
上面从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两方面考查，我们认为商族最远的祖居可能是山东，后来才西到河北省中部，即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等流域，到夏的末叶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部，卒能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当然，在河北省中部居留的先商氏族逐渐南迁时，总会有一部分人未跟着迁徙，而仍居留原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石家庄、保定、满城、蠡县、平山、获鹿、赵县、安新、曲阳、定县、邢台、隆尧、内丘、宁晋、藁城等地，发现了商代中、后期的遗址和墓地达40多处。所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古朴，与殷墟遗物风格基本相似）。
商族的先世，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凡十四世而至汤。此说与《周语》及《荀子·成相》正同。司马迁所根据之书，大概是《世本》及《谍记》，而《世本》、《谍记》所据何书，今已无考。《殷本纪》记载这一阶段的历史传说和世系，非常简略。过去的学者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后来甲骨卜辞出世，竟能基本上为之证实。因之，《殷本纪》的真实性就不容怀疑了。
现在先把《史记·殷本纪》所载商汤以前的世系列出，并以其他材料校正之：
喾《三代世表》作“俈”；《山海经》作“俊”；《帝王世纪》曰：“帝喾名夋”。
契《三代世表》作：“
”；《诗经·商颂·长发》称“玄王”；《荀子·成相》谓：“契玄王”。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殷本纪》索隐引《世本》作“粮圉”；《礼记·祭法》正义引《世本》作：曹圉—根国—冥，则多出“根国”一世；《古今人表》、《鲁语上》韦昭注作“根圉”，则“根国”盖为曹圉之讹，并非多出一世。
冥《天问》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则王亥、王恒之父名“季”，不名“冥”，与《殷本纪》异。
振《殷本纪》索隐引《世本》作“核”；《世本·作篇》则作“胲”；《天问》作“该”；《古今人表》作“垓”；《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作“王亥”，与卜辞合；而《吕氏春秋·审分览·勿穷》王亥讹作“王冰”。
微《鲁语》作上甲微；卜辞作“上甲”。
报丁“报”卜辞作“匚”；《鲁语》：“商人报上甲微”，报乃祭祀之名。卜辞中的次序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误倒。
报乙
报丙
主壬 卜辞作“示壬”，当以示壬为正。
主癸 卜辞作“示癸”。
天乙 卜辞作“大乙”，也作“天乙”。天、大在古文字上是一字。天乙即汤。
图36 商世系三片缀合。
《殷本纪》自契到汤十四世，与《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合。《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也与《史记》合。足证《殷本纪》上所载商之世系及其先公，必有所本，不会是出于虚构。尤其是自振（即王亥）以后，都见于殷墟卜辞。王国维根据卜辞对《殷本纪》的世系作过系统的研究，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可以说对《殷商史》有划时代之功。王氏曾以《殷虚书契后编》所载一骨与戬寿堂所藏刘铁云旧藏一甲骨合之，乃知系一骨之折为二者。此后董作宾又取善斋所藏甲骨中一骨合之，知为该骨之第三段（见图36）。此实一重大之发现。商之先公先王部分世次井然不紊。殷先公先王自上甲至大庚之名俱在。其文为：“乙未
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
王国维谓
即上甲。田狩之田作“田”，而人名之上甲作“
”，亦有作
为报乙、报丙、报丁。《鲁语》称：“商人报上甲微。”《说文》：“匚，受物之器，读若方……”方与报古为双声，故
为报。此三片缀合后之全文，既可以证明《史记》中报丁、报乙、报丙次序错排，当以此片报乙、报丙、报丁为是，又可以证实《世本》、《殷本纪》所载之先公世系为实录。
《殷本纪》世系中自振以上的先公名，在甲骨文中还找不到确实可信的史料，用以互相印证。卜辞中有“
”（《后》下14.5），王国维释为
，因卜辞称“高祖
”，谓即帝喾或作俈，亦即《山海经》中之帝俊，《史记·五帝本纪》注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王氏此论，作为一说，本无不可。但还不能认为是信史。
卜辞中有对土的祭祀：
贞尞于土三小
，卯一牛，沈十牛。（《前》1.24.3）
贞勿
年于
土。（《前》4.17.3）
王国维以为所祭之土即社，并
土为邦社。后来又以为是相土，没有取得学术界的承认，恐不可靠。
《天问》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王国维因此认为“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卜辞。则卜辞中之季当是王亥之父冥矣”。并谓《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之昏微为上甲微
。王氏以卜辞中之季、王亥、上甲即典籍上的季、该（振）、上甲（微）是正确的。王氏以《天问》和卜辞中的“季”即本纪中的“冥”，则有可商之处。因为“季”与“冥”字形既不类，古音亦难通。过去笔者曾提出《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王亥（该）称“季”为父，也可能是“诸父”之意，未必是亲生父。并谓卜辞与《天问》中之“季”，疑为“冥”之兄弟。“昏微遵迹”之昏微当为二人，微为上甲之名，不应又名“昏”。疑“昏”为上甲微之兄弟。《天问》说的是昏和微兄弟二人相继即位，率循其先人之迹，使有狄（即有易）因以不宁。
另外，还有一些商族的远祖先公见于甲骨卜辞，但不见于文献记载。如：
辛亥卜，又尞于
。辛亥卜又尞于
。（《续》1.50.1）
孙诒让释“岳”（《举例》上20），罗振玉释“羔”。
董作宾释兕，以为即契。所释虽未必确，但岳和兕必皆为商族的远祖。
卜辞中还有一个“河”字，旧误释为“妣乙”合文
，郭沫若释为“汅”，谓即河之初文
。有卜辞作：
辛未贞，
禾于高祖河，辛巳
。（《摭续》1）
贞于南方□河宗。（《续》1.38.3）
卜辞中既称河为高祖，而又与义为祖庙的“宗”连文，则“河”必为先公名，而非河水之河。
总之，商族的先公先王在振以前是很渺茫的，可以说是神话传说时代，自王振以后已见于卜辞的系统祀典，并且从上甲微开始有了以日为名的特点。郭沫若说：“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
王国维谓：“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父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适与十日之次同（按此指先公中最后的自上甲、报乙下至示癸六世），否则不应如此巧合也。”
董作宾也说：“我疑心这是武丁时代重修祀典时所定……至于成汤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武丁乃以十干之首尾名此六世……观于甲乙丙丁壬癸的命名次第，并列十干首尾，可知如此命名，实有整齐划一之意。不然，无论此六世先公生日死日，皆不能够如此巧合。”
于省吾则说：“王、董二氏之说，二示的庙号既然为后世所追定，当然二示配偶的庙号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二示庙号之上省掉戊、己、庚、辛四个日干不和报丁衔接呢？为什么二示配偶的庙号妣庚、妣甲不按照日干的次序拟定呢？为什么甲骨文周祭中的先妣自二示的配偶开始呢？这只能说，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庙号，自二示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而已。”
其实于先生所提出的疑问，董氏已于1951年所作的《论商人以十日为名》一文中，早已解释清楚。他说：“成汤的父母祖妣死日当能知之。再上四世，便无从查考，不得已乃借用甲乙丙丁的次序以为代表。”“无论以生日或以死日为名的成汤的祖母庚、母亲辛，必是真有其日，因而祖壬、父癸，也必有其日，妣庚以上的高祖母、曾祖母、高祖、曾祖等四代，当然不会知道。因此只把甲乙丙丁作为前四世的神主代表，而不再造四世先妣的神主了。”又说“……真日名的神主壬癸，叫作示壬示癸（主壬主癸），先妣也就从真神主开始祭祀，称为妣庚、妣甲，壬、癸偶然两天相连，是可能的（如祖己、祖庚……）”
。根据王、董、于三先生的研究，说商人的典册，自夏代末期开始已经有了简单的记事，这种论断应当是有一定道理的。
商族的始祖契和唐尧、虞舜、夏禹同时，《史记·殷本纪》说他曾“佐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说明他们曾共处于一个部落联盟中。传说契的母亲简狄吞玄鸟卵，“因孕生契”。这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阶段的反映。但是，自契开始已完成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因为契以下的世系分明，都是按父系排列的。
自契到汤的前一代示癸为先公时期，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由汤灭夏之后，一直到最末的商王帝辛，是历史上的商王朝。《史记·殷本纪》、《世本》、《竹书纪年》所载的一系列的父系商世系，大部分在甲骨文中基本得到证实。父系氏族社会的建立，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相联系的。
商族在先商时期，一直有着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历史记载的古代传说中，有关这方面的反映不少。如说商的远祖“相土作乘马”、“胲（亥）作服牛”
。王亥是先商时代最显赫之祖，卜辞称他为高祖。这个故事，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王亥带着牛羊到有易去从事放牧，被有易的酋长杀掉，牛羊也被掠夺了。《易经·大壮》爻辞说：“丧羊于易”，《旅》爻辞说：“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这也是说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同一个故事。可是汉以来的经学家却把“有易”之“易”都错误地说成难易之易。足证这个故事，至迟到汉代已经不清楚了。
《楚辞·天问》和《古本竹书纪年》也有这个记载：
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有易），牧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而逢？……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天问》）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上面引的这两段记载，透露了先商时期的经济生活，在相土、王亥时代，他们还处在一种游牧经济比重很大的社会。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开始利用畜力为人类服务，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生活自然也有了改善。王国维认为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夏代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途益广。又引《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可见相土、王亥对先商畜牧经济作出了贡献。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人与有易发生激烈的冲突，王亥被杀，上甲微复仇。可见他们三人都是对商族的生存有大功的人。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他们都特别得到其后世子孙的崇敬。见于甲骨卜辞的有下列诸辞：
贞
于王亥
三百牛。（《后》上28.1）
贞
于王亥
牛，辛亥用。（《前》4.8）
癸丑卜，争，贞
□伐自上甲至于多
。（《前》5.42.5）
乙未贞，其
自上甲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后》上28）对王亥一次要用40头牛，甚至300头牛来祭祀，可见其隆重程度。祭上甲而曰“自上甲”，足证上甲微实居先公先王之首。《国语·鲁语》也谓：“上甲微能师契者也，商人报焉。”《天问》对先商历史的记述，也是从王亥、上甲微开始。可以推测，先商历史在王亥、上甲微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是神话传说，自此以下可能便逐渐进入信史时代。
前面我们曾说到商族在建立王朝以前，是一个迁徙频繁的氏族或部落。史称汤以前凡八迁，是否确为八次，倒不必拘泥，意思是说屡迁而已。为什么屡迁？前人有谓避河患。但是他们迁徙的地址，总不出沿着河水、济水两旁的区域，若真的是为避河患，前车之鉴，自应远离河、济。为什么搬来搬去，总不肯远离这个“河患”泛滥之区呢？对于他们屡徙的根源，还是要用社会经济的眼光去看待。
我们已经说过先商的氏族还在过着游牧或游农经济生活。这个时期他们尚停滞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游牧或游农氏族社会与城郭居民的社会不同，他们随水草而居，不能长期定居于一处，这恐怕就是“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