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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尧、虞舜和夏禹基本上都还是由氏族民主选举选出的领袖。夏禹和唐尧、虞舜所不同的是：唐尧、虞舜至少在形式上还是执行着民主选举这一古老的制度，而夏禹则经过一段曲折斗争的过程，最后传子制战胜传贤制，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关于夏王朝，古籍上叙述的史实不多。但至迟在周初就有人说过：“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又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足证西周人认为周以前有殷，殷以前有夏。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汉司马迁作《夏本纪》，所载夏世系十七君十四世，世系分明；并且所列诸王名，竟与数百年以后晋人在汲冢所发现的战国时人所撰《竹书纪年》记载的大致相合，可见司马迁作《夏本纪》一定是有所根据的。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夏代，是不容置疑的。
过去有些疑古学派的史学家，往往对夏代的全部传说一概加以怀疑，这种做法，现在看起来是不妥的。又有人疑禹与夏无关，然《墨子》已有“夏禹”二字连用之词
。足证禹为夏祖的传说，出现得很早。
传说夏部落是由包括夏氏族在内的十多个氏族联合发展而来的。其活动地区，西到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与我国其他氏族部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据说在唐尧、虞舜为部落首领时，黄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大地一片汪洋，人们没有住处，扶老携幼，东西游荡，十分艰苦。这时，舜派禹去治理洪水。据说禹在治水期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洫”
。最后，他领导民众用疏导的方法，终于把洪水治平，立了大功。由于当时已是氏族公社制的末期，禹在他个人声威上升当中，拥有了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殊权力。他利用获得的威望和权力，继承舜，当上了部落酋长。在他任酋长期间，又打败了南方的三苗
。这一显赫的战功，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地位。
禹之子为启，晚周文献多有记载。不过，关于启继承禹的传说很不一致。有的说禹当时曾举荐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先卒，又举其子益为继承人，可是禹死后，人民“不归益而归启”
；有的说禹的继承人是益，后来“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有的说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益干启位，启杀之”
。这些都是周末人所记，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是自启开始的。这是古代一大变局。
这个时候在经济方面虽然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引起了“职位”私有的观念，不过旧的“禅让”的传统习惯为启所破坏，一定会有很多思想保守的人起来反对，经过较长时间的动乱，而后安定。据说当时有扈氏就“仗义”起兵，反对启破坏旧制，因而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也就是“传贤”与“传子”的斗争。结果，启战败有扈氏，罚有扈氏做牧奴
。
关于这段历史，各书所记颇有分歧。《尚书》有《甘誓》一篇，即记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而作的誓师辞。从文字很平易这点来看，可知决非夏代的作品。并且有扈究竟是谁？征有扈氏的是夏王朝的哪一个王？扈和甘两地到底在何处？自古即无定说。今文家谓有扈为义而亡，并谓有扈是启的庶兄
；古文家谓有扈为姒姓，并谓有扈为无道国
。有的说《甘誓》是禹伐有扈
；或以此篇为启伐有扈而作
；或以此篇为夏之相伐有扈而作
。扈地，旧注疏家多谓在扶风鄠县
，即今陕西户县。并说甘在有扈南郊，又引《说文·邑部》及《汉书·地理志》扶风鄠县有“扈谷”、“甘亭”为证
。这些说法仅系猜测，并无实证。但较古的文献《左传》以“扈”为夏异姓诸侯，而东夷少昊族有“九扈”
，有的学者认为此即“有扈”。“扈”亦作“雇”
，作为地名见于甲骨文，亦不会西至陕西。
由此可见，由于没有夏代原始史料流传下来，对夏史出现一些传闻异词是毫不足怪的。根据顾颉刚、刘起釪对《甘誓》篇的研究
，与有扈氏作战的是启而不是禹。有扈氏不是夏的同姓部落，而是异姓的东夷少昊族的“九扈”。“扈”就是殷代的雇，在今郑州北原阳一带。“甘”在今洛阳西南。这一说法与传说中夏族活动的地域及发展的路线暗合，是个较妥当的看法。
总之，启战胜了有扈氏，才使夏代的传子制真正巩固下来。传子制的产生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的。因而，有了传子制，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的解体与消灭。不过它表明在“氏族内部已经有了特殊的显贵家庭底最初萌芽”
。也可以说是原始公社解体的一个先行步骤。夏王朝和传子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处在这样一个父系氏族社会刚开始解体状态的夏代，对其社会发展阶段决不能估计过高。我们称夏代为“王朝”是习惯用语，“王朝”不代表阶级社会。现代史学家大多认为夏代已正式进入奴隶社会，我们感觉到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夏王朝自禹和启建立了传子制，于是禅让制终止，出现了夏王朝父子相继的各代世系。司马迁所作《夏本纪》列有十七王的名字，事迹记得很少，大概是只根据《世本》和《谍记》两种材料写成的
。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所列之夏世系，与《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世本》、《谍记》和《竹书纪年》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学者辗转传抄，于是出现了一些分歧。下面，我们根据《夏本纪》所记夏王朝的点滴史迹，略作说明。
据说启死后，继位的是太康、仲康等兄弟五人。《史记》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尚书》中之《五子之歌》已亡佚
。所说的“昆弟五人”，《楚语》作“五观”，《墨子·非乐》作“武观”。于是后人有谓“五子”即“五观”
，亦即“武观”
。其实谓“五子”为“五观”尚可，谓“五子”为“武观”则不可，因《墨子》所说的“武观”似为书名，不是人名。
太康失国的原因，孔安国谓其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
。夏初，游牧经济一定尚处于重要地位。这从后来殷代卜辞中卜猎之多，可以想见在商以前的夏初，游牧、田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一定更大。所以，田猎是当时正当的生产活动，不会构成失国的原因。
《史记》又称太康死，弟仲康立。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曾往征，并作《胤征》誓师词。《胤征》篇久亡，内容不可详知
，而其羲和乱日，则今古文经说相同。伪《古文尚书》有：“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历史上这次日食到底有没有发生？发生在哪年哪月？均无从考定。唐人始明著其事为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
。此又由伪《古文尚书》推演而出。《汉书·律历志》、《晋书·天文志》都未载此日蚀事，可见唐以前尚无此说。而一些中外学者却根据伪《古文尚书》研究这次日蚀，提出了七八种不同的具体日期，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其中持公元前2137年10月22日或公元前2165年5月7日两说的人较多
。但由于所根据的是伪书，所以这些研究可以说毫无价值。
夏代在太康、仲康、相及少康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夏与东夷的斗争。东夷自古居住在今山东全省、江苏北部、安徽东北角、河南东部一带，即所谓太皞、少皞之后。他们的姓氏传说有风、盈、嬴、偃等。《论语》有“九夷”之称。有夏一代长期与他们进行过战争。奇怪的是司马迁写《夏本纪》对此却一字未提。所以，《索隐》、《正义》及《左传疏》都讥太史公此处的疏略。这件史实存在于《左传》（襄公四年、昭公二十八年、哀公元年），《楚辞》（《离骚》、《天问》），《论语》（《宪问》）诸书所载故事中。根据故事传说，夏的太康天天宴饮游乐，不恤民事，引起人民的怨愤。这时，东夷有穷氏的酋长羿知道人民不拥护太康兄弟，就取而代之，“因夏民以代夏政”
，当了夏族的首领。可是为时不久，羿也因荒于田猎，被其大臣寒浞所杀，寒浞占有了羿的妻妾和家业。
后来夏的仲康及其儿子相逃奔同姓部落斟寻与斟灌（今河南巩县西南一带），寒浞来攻，灭相。幸喜相妻后缗方娠，逃奔母家有仍氏（河北任县），生子少康。少康年长，做了有仍的牧正，又被寒浞所逼，逃奔到有虞氏（河南虞县），虞君妻以二女，叫他在纶邑经营。少康后来终于纠合同姓氏族，将寒浞灭掉，恢复故土。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少康中兴”。这次夷夏之争，至少有好几十年，夏王朝经过了三世，其斗争，在那时来说，是相当激烈的。
上面这段故事，当然也跟其他传说一样，其中包含着一些后人附会的成分，甚至还杂有神话传说。但是，其中一定含有真实的历史。首先是启以下还是兄弟相及，这可以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残遗。其次，羿是夷族，他可以当夏族的首领，好像成了部落联盟的酋长。但这要获得夏民的同意，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足见当时人民还有很大的民主权力。其三，寒浞被其父所逐，羿将他收留下来
，这是氏族社会中收养义子的习惯。寒浞既是作为羿的本氏族成员之一，所以他可以“篡”羿之位。因为被收留的义子，其权利与本氏族成员完全平等。他的篡位还是在“外内咸服”的条件下进行的。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窥见夏代的原始公社制虽然正处在逐渐崩溃之中，但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基本的民主权利，其社会性质还应划入原始社会。夏代的农业生产大概有很大发展。传说禹这个尚未脱离生产劳动的酋长，曾大力倡导农业，“躬耕而有天下”
，“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又“尽力乎沟洫”
，变水灾为水利。传说夏时已知造酒
。酒是由谷物制造的，酒的出现，也可说明农作物的产量已大大提高。
少康以后传六世到孔甲，据说他好鬼神，事淫乱，诸侯多叛。又传三世就到了夏的最末一代桀。据说桀是一个有名的昏君，后世几乎把古今所有恶事都推在他的身上。当然其中必有附会不实之词，但他不是受人拥戴的氏族首领则可断言。据传说，人民诅咒桀早死，桀听了，笑着说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什么时候死，他才死哩
。夏民于是指着太阳骂他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破灭呀？我们情愿跟你一同死亡！”
这说明夏末氏族首领职务已在转化为统治权力，一族之长高于一切人之上，已经以统治者自居，甚至自比为永不灭的太阳。不过，桀的罪恶只限于夏邑，与别国或别的氏族没有多大关系，更无关于天下。这时东方与夏并存的商氏族的酋长汤，利用夏民恨桀的心理，率众起而灭夏。《易》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夏代已处在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
有关夏代历史，还有两件事自古聚讼，未能解决：
一事是禹都所在，《诗经》、《尚书》、《左传》、《史记》内均无明确的记载。后人所举有多处：一为阳翟
；一为平阳或安邑或晋阳
。周末人所传，一为阳城
，一为晋阳
。从周初封唐叔于夏墟，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来看，周初人认为在今山西省的晋国为夏之本土。
旧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此皆根据应劭、皇甫谧之说
，古书并无明证。但考《夏书》佚文有：“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
陶唐即尧
，而河内曰冀州
，即指今山西省地。唐尧既居此，唐尧、虞舜、夏禹实行王位禅让制，则夏禹初年亦当居此同一区域为是。
综合诸种说法，则禹都当在今山西境内，似无可疑。不过，到夏代末世，则夏都确已迁至河南河、洛之间（详见本章第三节“考古发掘与夏文化”）。大概夏代初期在山西南部，后来向南、向东发展，于是从山西进到河南省的洛阳一带。
再一事即夏代的历年问题。《古本竹书纪年》一说夏代“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可是又说夏年多于商
；《左传》则说商年多于夏
。这些都是周末人的记载而分歧如此。如果夏年多于商年，则夏年当不止471年，因《古本竹书纪年》谓商用岁496年
。又考汉人或说夏400余年
，或说夏432年
，可见夏代的精确年数久难考定。从禹到桀大概经历了400多年，以公元计算，有夏一代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之间。
夏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渐积累了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春秋时孔子主张“行夏之时”
。大概夏代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已有了简单的历法。现在乡间所流行的阴历名“夏历”，是以月亮环绕地球一周为一月，以十二个月为一年，五年二闰。其所分月份是以月亮的盈亏为准。农民不必计算，一望而知时日。古埃及人也是以一个新月到第二个新月来计算一个月的时间的
。夏历对古人来说，不失为一种较便利的历法。
夏 世 系 表
这种“夏历”在西周时确乎存在，如《诗经·豳风》中各诗、《竹书纪年》和《左传》中之晋地即均用“夏历”。这种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的古历，可能多少保存着一部分夏时的历法。
《大戴礼记》中有一篇《夏小正》，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按十二个月，分别记录各月的物候、气象、星象等。旧说认为这就是夏时的历法。其中“经”部分大多是二字、三字或四字为一独立句，文句极为简奥，其行文不似战国以来的文体。从其所透露的历法上看，只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既无置闰痕迹，又无四时分别，在五月记“时有养日”，在十月记“时有养夜”。什么叫“养”？其“传”解释说，“养者长也”。“经”中此语，谓五月里有白天最长的一天，十月里有夜间最长的一天。这与《礼记·月令》中仲夏之月“日长至”（夏至），仲冬之月“日短至”（冬至），意义是相同的，只不过十月“养夜”比“日短至”（冬至）早了一个月，没有《月令》精确。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夏小正》虽然还没有提出历法上的“二至”，但已有了“一种雏形”，这“说明了《夏小正》产生时代的古老；说明它还只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法”，又说“《夏小正》成书的时代可能是商代或商周之际”
。这个结论虽然证据还感薄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看法是合理的。因之，《夏小正》400多字的“经”和时代稍后的“传”，都成为我们研究先秦史，尤其是古历法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