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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传说中唐尧、虞舜和夏禹的时代，基本上还处在原始氏族制度的末期，那时社会生产力不高，个人的生产品大都仅足个人之所需，供他人剥削的剩余部分还不大。所以，当时的氏族酋长的生活情况，与普通人民无多大区别，酋长亦须在田中从事生产劳动。我们且看看尧、舜、禹当时的生活：
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
（大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
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尧、舜、禹的卑宫室和亲自耕稼，实因当时是氏族公社制度，生产力低，产品贫乏，所以，他们虽身为酋长，仍与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在生活上与一般平民差距不甚显著。
《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叙述尧、舜、禹时的王位更替，是实行一种“禅让”制度。据说唐尧不将帝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而咨询四岳（姜姓）。四岳推举虞舜为继位人。舜经受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样不传给他的儿子商均，而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本来也不传其子启。当时众人举皋陶为继位人；不久，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为继位人（似乎已有父死子继之意）。禹死，其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至此废止。
《尧典》的著作时代不会早于春秋、战国，但其中一些术语和制度，合于甲骨卜辞的不少，可见其史料价值，不能忽视。其中关于禅让的故事，也见于孔子以来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墨两家对此极为称道。首先看看儒家的记载：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与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命也。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
墨子也盛道尧、舜的禅让：
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战国末年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实际确如韩非子所言，儒、墨两家同称颂尧、舜的禅让，不过，都是根据自己思想的本体去推衍其内容。儒家主张仁政，所以说他们之所以实行禅让，是为民求贤。墨家主张节约，提倡生产，所以特别强调其亲身参与劳动，与平民无别。这都是借尧、舜禅让的故事，以证实其学说的正确性。
战国时其他各家，如道家
、法家
、杂家
等，亦莫不皆有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述。可见尧、舜的禅让制度，是晚周人一致的传说，必有部分史实根据，而不会完全出于向壁虚造。
但是，尧、舜、禹的“王位”为什么不像后世帝王那样，以自己儿子作为继承人，而是这样大公无私地让位给其他的圣贤呢？后世儒家说什么由于尧、舜、禹是“圣人”，其子丹朱、商均为人不肖，故传贤而不传子。我们今天对这种说法绝对不能轻易相信。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看，当时还属于原始氏族社会，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人们的私有观念还比较缺乏，把首领的职位视为绝对私有的想法还未产生。当时固然已是父系氏族社会，并且已经到了末期，但是，过去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旧传统不是一下子就能铲除干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儿子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儿子与父亲不属于同一个氏族。父亲的财产或职位，当然不能传给异族的人。父亲死后，其财产和职位只有另从父亲的氏族内选举继承人了。所以，各地母系氏族社会里，酋长的更替都是通过氏族成员民主选举产生，而不可能实行传子。尧、舜、禹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可是这种旧传统仍在继续。这就是古代传说中“大同”社会的“选贤与（举）能”
的制度，也是传说中的“传贤”或者“禅让”制度。
在原始氏族制的末期，部落战争已具有掠夺财产的性质。当时有一些军事首长或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增大。他们逐渐由氏族成员的公仆，变成为特殊的显贵。首领职位的继承已不再是氏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而多少是由首领利用职权，把占有的职位当成私产，设法辗转地传给自己的儿子。恩格斯分析这种情况时说：
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
恩格斯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
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恐怕正是处在这个由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的产物。因而，周、秦诸子虽然大都认为尧、舜、禹是实行禅让制，可同时在晚周人中间也流传着与此完全相反的“篡夺”的传说。如《韩非子》就有这样的记载：
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
关于“舜逼尧”，又见于战国时人所写的史书《古本竹书纪年》：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从《山海经·海内南经》称尧之子为“帝丹朱”，可证尧之子丹朱曾一度继父位为帝。总之，《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经》中所引的这些传说，都反映尧在末年把酋长职位传给儿子丹朱，而有势力的有虞氏舜，借口尧破坏了民主选举制，把尧囚起来，又放逐丹朱，把最高领导权篡夺到自己手中。舜临死前也想把酋长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夏禹也借口不能破坏旧传统，逼迫舜把酋长职位让给他。夏禹最后终于占据了这个最高职位。
关于尧、舜、禹职位的继承是“禅让”还是篡夺，周末同时流传着这样完全相反的两种传说，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或者更接近于事实呢？我们认为两种说法同时并存的事实，正是部落酋长由“传贤”制转变为“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两种对立的传说，可能都有几分事实根据。尧、舜、禹处在这两种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民主选举的旧传统“禅让”制虽然仍在执行，但是，这些酋长都已经视其职位为私有，都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显贵，则利用氏族民主选举的传统，作为进行夺权的借口。一旦夺取成功，又效法他的前任，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每经过这样一次反复，传统的氏族民主选举制就进一步遭到削弱。而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就是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逐渐产生和加强的，人们逐渐感觉到“选贤与（举）能”、“天下为公”的旧制度已经过时，于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
的新时代终于正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