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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如大汶口、龙山、齐家和良渚等文化时期，都出现了经济的大发展。“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
这时，总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就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前提。
以大汶口文化为例，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不仅减轻了使用时的劳动强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所以，农业、手工业方面的产品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因为农业的发展，使饲料增多，促进了家畜饲养业。从大汶口墓葬中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人们饲养家畜很兴盛。如大汶口的墓葬三分之一以上都用猪骨随葬。有的用半只猪架（六〇号墓），有的用猪下颌骨，也有的把猪蹄放在鼎中（三十五号墓），最多的是用完整的猪头随葬，43座墓中有93个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个
。
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大何庄，三十四号墓中有36件猪腭骨，六十三号墓中有16件猪腭骨。秦魏家的墓中也随葬猪下腭骨，有的达68件之多
。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墓葬中的猪骨，除了反映那时的一种葬俗外，在所有制方面所反映的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
家猪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的一项重要的动产。所以，这些随葬的猪，应当是墓主生前的私产。这些家畜最初是归氏族所有的，可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动产，后来逐渐被有势力的人物据为己有，变成个别家庭的私有财产了。
伴随着猪等动产变为私有，经过一段时间，私有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如生产工具、陶器和各种装饰品等也成为财富积聚的对象。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中，常常随葬成百件的物品。如西夏侯一号墓有陶器119件，大汶口十号墓有陶器93件，野店六十二号墓有陶器66件。很明显，这些随葬的陶器大大超过了墓主实际生活的需要，意味着是私有财产的聚敛。大汶口二十五号墓有石铲6件，玉笄1件，臂玉环1件，指环2件，骨、角、牙器12件；一二五号墓有石器19件，骨、角、牙器26件，陶器19件
。这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一定都是墓主生前的私有财产。
从上面所列举的材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已经产生了私有制。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氏族内部出现了富有者和贫穷者。随葬品的不均在大汶口早期墓中已经显示出来，其中有两组墓相当明显：十二、十三、二十六、五十四、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三号七座早期墓随葬品较丰富，以十三、二十六、五十九号三座为最多，早期的象牙器也仅见于这三座墓中；相邻的一组墓则十分贫乏，一一四、一一五、一一九、一二〇号四座墓中仅有陶器10件，骨、牙器3件，还有1件獐牙。可见，随葬品的贫富之别，在大汶口早期墓中就已经出现了
。贫富分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墓葬中更加明显，其中十号墓随葬的陶器就有93件，二十五、四十七号墓每座都有陶器57件，一二六号墓有陶器71件
。这说明当时少数人已集中了大量的财富。
1974年到1975年在青海乐都柳湾发现规模很大的齐家文化氏族公共墓地
。据统计，一九七号墓随葬器物共66件，其中有斧、锛、凿等生产工具，有罐、壶等彩陶；二一一号墓随葬品共66件；五六四号墓随葬品共95件。这三座墓随葬的陶器，都远远超出死者生前生活所必需，这显然代表死者所拥有的财富。与大墓形成对比的是小墓，如一七〇号墓随葬的陶器仅有灰罐1件，粗双耳罐2件；一七六号墓随葬的陶器仅有小垂罐、侈口罐各1件；二四三号墓随葬彩陶壶1件、侈口罐1件及一残陶器底部。这些贫乏的小墓和那些丰富多采的大墓，形成贫富悬殊的对照。
通过这些不同的墓葬可以了解到，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私有制已经产生，私有制的出现是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此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奴役和掠夺。于是，阶级和奴隶的出现，便成为必然的事了。
原始氏族社会的中、后期，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劳动分工的出现，引起交换的增长，并促进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更大提高，从而使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增多，这就赋予劳动力以特殊的价值，并且对它的需要也扩大了。人剥削人的奴隶制，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便产生了。
过去生产力低下，一个人的劳动所能生产的东西，仅能维持他个人及其子女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必要的劳动，还没有剩余劳动。战争时捉住俘虏，一般是把他杀掉。后来，由于生产力提高，有了剩余劳动，战俘才被保留下来，强迫他们从事劳动，以榨取其剩余产品。不仅他们的劳动力及其劳动成果全部归主人支配，连他们本身也如同牛马一样，成了主人的财产。主人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主人死时还往往用他们殉葬。这些人就是奴隶，主人便是奴隶主。两个对抗的阶级出现了。
阶级的出现，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文化遗存中也表现出来，如邯郸涧沟龙山文化的一个房基内和一个乱葬坑内，有砍伤的人头骨；一个圆坑里杂乱地埋着10具人骨，男女老少都有；还有一个水井被废弃后，埋有五层人骨架，也是男女老少都有，或者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
。这些死者不是葬于公共墓地，而是男女老少同埋一处，显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由于一种外来强加的暴力致死。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中的乱葬坑，有的人骨架呈单膝跪的样子，并与狗埋在一起
，可见他们地位低下。
乱葬坑中的尸骨，生前当是俘虏或奴隶。恩格斯说：“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
奴隶制最初仅限于奴役战争中的俘虏，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内部出现贫富分化，一些贫穷者也逐渐沦为奴隶。
父系氏族公社的大家族内部，与丈夫奴役妻子的情况并存，出现了家内奴隶。奴隶是父家长和父系氏族首领的财产。这些富有的父家长或氏族首领，逐渐成为氏族部落的显贵，成为支配氏族部落的力量。他们凭借职权，用各种手段侵占氏族财产，将战争掠夺或对外交换等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途径。
氏族显贵、奴隶和剥削等的出现，破坏了全族共同生产劳动、共同分配、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社会的一些特征，使氏族制度逐渐走向解体。
处在大汶口晚期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阶段的氏族，虽然已出现了奴隶，但由于当时奴隶在生产劳动中并没有构成主力，奴隶和主人还没有形成两大对抗阶级，因此只能说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
。奴隶劳动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经济体系。从一些大墓中出土了生产工具，说明大墓主人还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劳动。氏族制度虽已处于解体阶段，还不能说已达到完全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