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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都成周的营建和中央政权的创设

一 迁移殷贵族到洛邑

(一)周公推行迁移殷贵族的政策

原来武王设置三监,目的在于监督“殷臣”,防止殷贵族的叛乱,但是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地,到一定时机,三监就与殷贵族一起发动叛乱了。周公在平定三监和武庚的叛乱之后,就接受这个教训,决定改变对殷及多方贵族就地监督的办法,把他们集中迁移到一定的地点,以便加强监督、管理和利用。因此,大规模地强迫迁移殷贵族以及多方的贵族,就成为周公巩固周朝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周公把殷贵族迁到洛邑一带,是在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之后就进行的,并不是在建筑成周大城以后才进行的。关于这点,《逸周书·作雒解》讲得很明确。《作雒解》说周公在击溃殷的叛乱之后,在征熊盈族十七国的同时,“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孔晁注:“九里,成周之地。” 九里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嵩山西北,在成周的东南。洛阳以东,汉魏故城的东北,相传又是殷贵族迁移地区。《东观汉记·鲍永传》说:“赐洛阳上商里宅”(清代武英殿刊本卷十四)。《后汉书·鲍永传》也说:“赐永洛阳商里宅”。李注:《东汉记》曰:赐洛阳上商里宅。陆机《洛阳记》曰: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说明成周的东北郊外,也是殷贵族徙居之地。

一九五二年洛阳东郊进行考古发掘,在摆驾路口、下瑶村西区和东大寺区,都发现了殷人墓葬。一共发掘了二十座墓葬,多数是中型墓,都被盗掘过,遗物大部被盗。从其出土陶器(如鬲、豆、罍、瓿、盂等)器型来看,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晚期殷墓、洛阳西郊及陕西长安普渡村的早期周墓出土的相同。可以断定为西周早期的墓葬。从其墓形、椁顶的画幔、墓底的腰坑埋有犬骨以及出土铜弓饰、铜铲、铅戈等物来看,是沿袭殷的礼俗的。但是,墓室作覆斗形,墓道方折作曲尺形、两旁有耳室,墓室倒向(墓室在南而墓道在北),是殷墟墓葬中所不见的,是迁居洛邑的殷人墓的特点。下瑶村西区的一五九号墓,出土有铜铲一件和铅戈(残)四件。铜铲与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的形式全同,惟较小而铜质不精,不能实用。铅戈也属殷的形式,但是不可实用的明器。这些墓中显然缺乏觚、爵之类酒器的随葬品,陶器中也没有酒器式样。因此推定这些墓葬属于迁到洛阳的“殷顽民”的。

《汉书·地理志》沿用《公羊传》之说,以为周的王城即汉的河南县,周的成周即汉的洛阳,成周是“周公迁殷民”之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成周是周的东都的名称,王城只是成周城西边的宫城,因有周王所居王宫而得名。王城与成周不该相距四五十里。在周公未主持营建成周大城以前,此地早有洛邑存在。依据《逸周书·度邑解》,武王早就有在此营建东都的计划,《史记·周本纪》还说: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当时洛邑又称洛师。《召诰》谓三月乙卯“周公朝(早)至于洛”,《洛诰》又记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洛邑之所以又称洛师,当是由于周朝于此驻屯大军的缘故。周公在这里主持营建新邑,主要依靠迁来的殷贵族的力量。《召诰》说周公曾“用书命(即册命)庶殷”“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庶殷”即指殷贵族。说明在成周末营建以前,“庶殷”早已被迁到洛邑的郊外地区,包括《逸周书·作雒解》所说的九里在内。

周公在摄政第三年平定东夷,特别是“践奄”以后,加紧进行迁移殷贵族及多方贵族的工作。《书序》说:“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史记·周本纪》也说:“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说明当时迁移殷及多方贵族的地点有多处,洛邑只是比较集中之处。正因为当时大量迁移殷及多方贵族,成王和周公从“践奄”回来,在镐京作《多方》,着重对被迁多方贵族诰诫。《书序》说:“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所谓“多方”,主要是指殷所属许多方国诸侯及其贵族。《多方》开头说:“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殷侯”指殷之诸侯。“尹民”可能是“尹氏”之误,指一般官长。《召诰》载:“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早)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说明当时被迁居到洛邑,参与兴建成周大城的“庶殷”,其首领,就是各种等级的殷的诸侯,包括“侯、甸、男、邦伯”等级称谓。《尚书·酒诰》中追述到殷的贵族,有所谓“外服”和“内服”:“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君”原误作“居”,从王国维改正)。”所谓“外服”,是指分封在外的各种等级的诸侯。所谓“内服”,是指在京畿任职的各种官员。大盂鼎载:“惟殷边侯田(甸), (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所谓“殷边”即指殷的“外服”,“侯田(甸)”也指殷的诸侯;所谓“殷正百辟”,就是泛指殷的“内服”的百官。从此可知,当时迁移到洛邑的殷贵族中包括许多“外服”的贵族,就是分封在外的诸侯及其所属的贵族。

迁移到洛邑的殷贵族,也包括一部分殷的“内服”的贵族,在人数比例上,恐怕只占少数。《多士》一篇,先后有两段诰命,每一段诰命之首都有“王若曰”或“王曰”。第一段诰命是“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明确指“四国多方”的殷贵族;第二段诰命是“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把“有方多士”放在“殷多士”的前面。“有方多士”是指殷所封方国的贵族,也就是“外服”的贵族;“殷多士”是指“内服”的贵族。所谓“多士”,是对贵族的泛称,包括各等贵族在内。

周公迁移殷贵族的地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的,把他们集中迁移到洛邑;另一方面,就是分批配给主要的姬姓贵族的封君,让封君带往远处的封国去。关于这点留待后面讲分封制的时候再说。周公推行这种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殷贵族发动叛乱,削除殷贵族在原住址的势力,减少他们对周朝的威胁,而且是为了利用殷贵族,作为加强周朝在东方以及分封出去的封君的统治力量。

(二)告诫迁居洛邑的殷贵族的《多方》和《多士》

周公迁移殷贵族到洛邑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周公用“王命”诰诫殷贵族的《多方》和《多士》中看到。《多方》作于周公摄政三年,是成王和周公“践奄”之后,回到宗周(镐京),对迁移的四国(指四方)多方(指诸侯)及殷贵族发出的诰诫。《多士》则作于周公归政之后一年,周公奉命留守成周、主持东都政务以后,在成周对殷贵族用王命发出的诰诫,具有重申前命的性质。《多士》谈到“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就是指前三年发布的《多方》。《多士》又说:“予惟不尔杀,惟时(是)命有申(申谓重申)。”很明白地指出这点。所以《多士》和《多方》的内容基本相同,有不少重复的训话。《书序》和《周本纪》都把《多士》的著作列在《多方》之前。《书序》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事实上,成周未建成以前,早就迁殷贵族到这一带地方,建成以后又有更多的殷贵族被迁来。郑玄说:“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众士以抚安之”(孔颖达《正义》所引)。郑氏以为周公归政成王后一年,成王曾改元,所以说成王元年。伪《孔传》说:“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众士。”与郑玄说相同。看来郑玄所说当时周公从王城“初往成周之邑”不确。《多士》开头说:“惟三月周公初于(往也)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结合《洛诰》来看,周公摄政五年成周建成,举行庆功的“殷见之礼”。在这年年底,成王回归镐京,准备即王位,周公该回到镐京参与成王即位典礼。到三月周公初次往成周,开始主持东都政务,为了安抚迁居到成周四郊的殷贵族,重复宣布周王朝对待殷贵族的安抚政策。

周公所反复宣布的对待殷贵族的政策,对西周初年巩固统治和发展社会经济以及完成全国的统一,都是起着重大作用的。从《多方》和《多士》两篇内容来看,当时对待殷贵族的政策,主要有下列四点:

(1)为了从思想上安定殷贵族,宣称周之代殷,出于天命,并提出了一套贵族的“革命”理论,“革命”是指天命的变革。

《多方》和《多士》都把周之代殷,和殷之代夏,相提并论。《多方》把王朝的君王称为“民主”(谓民之主),认为作为“民主”是由天命的,是由天选定的。因为夏的“大淫昏”和“甲(狎)于内乱”,“乃胥(胥谓相互)惟虐于民”,天就更求新的“民主”来代替(“天惟时求民主”),降天命给成汤,伐灭夏桀,由成汤“简代夏作民主”。同样的,因为“商后王(指纣)逸厥逸(逸谓荒淫),图(谋也)厥其政不蠲烝(不清明)”,天给予五年的等待,终于由夏(周自称为夏)的子孙作“民主” 。五年是指文王七年去世,到十一年(即武王四年)灭商,首尾五年。

《多方》提出了贵族的“民主”理论,认为作为“民主”的君王出于天命选定,而天选定的“民主”是要变革的,主要看君王的行为如何。《多方》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人和狂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圣人不恭敬从事可以变为狂人,狂人能恭敬从事就变成圣人。原来因为是圣人而由天授命作“民主”的,变成狂人就得改换“民主”了。

《多士》又提出了贵族的“革命”理论,认为夏“大淫泆有辞(有辞谓有罪状)”,天就命令“成汤革夏”;而且“殷革夏命”,载在殷的典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同样的,周革殷命,出于“我有周佑命(佑命谓助行天命),将(将谓奉行)天明威”,“非我小国敢弋(弋谓夺取)殷命”;就是把殷贵族从东迁居到西(指迁居洛邑),也是出于天命。《多士》说:“予惟时(是)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不康宁谓使你们不安定),时(是)惟天命。”

(2)为了从经济上安定殷贵族,宣称给予永久的住宅和田地,勉励他们努力经营,保持长久的事业。

《多方》说:“今尔尚宅(居住)尔宅,畋(耕治)尔田,尔曷(何)不惠(顺从)王熙(光大)天之命。”又说:“尔乃自时(是)洛邑,尚永力(努力)畋尔田,天惟畀矜(怜悯)尔,我有周(指周朝)惟其大介(善也)赉(赏赐)尔。”前一段是说,有了宅田,应该顺从王命和天命;后一段是说,努力经营田地,将得到天的爱怜和周朝的奖赏。说明当时周朝对迁到洛邑的殷贵族都分配有田宅,从而争取他们服从和效劳。《多士》最后有一大段讲到这点:

今朕作大邑于兹洛(指建成成周大城),予惟四方罔攸宾(“宾”通“摈”,“罔攸宾”是说不会有所摈弃)。亦惟尔多士(指殷贵族),攸服奔走(服役而效劳),臣(臣服)我多逊(顺从)。尔乃尚有尔土(指得有土地),尔乃尚宁幹止(安于事业与居处)。……今尔惟时(是)宅尔邑,继尔居,尔厥(其)有幹(事业)有年(丰收)于兹洛,尔小子(子孙)乃兴(兴旺),从尔迁。

这一段诰诫的话,说明成周大城建成以后,不会对殷贵族摈弃的,只要殷贵族能够服役而效劳,可以继续居住,得有土地,保有事业而得到丰收。

(3)为了在政治上安定殷贵族,宣称如果努力经营田地,勤于事业,可以选拔到朝廷担任官职。

《多士》说:“今尔又曰:夏迪(进也)简(选择)在王庭,有服(官职)在百僚(官署)。予一人惟听用德(谓只用有德之人),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天邑商”即大邑商,指商的京畿)。”说明当时一些被迁的殷贵族对周朝表示不满,认为过去殷灭夏之后,夏贵族还有被进选到殷的王廷任职的,也有任职于许多官署的。现在成王给予答复,表示只能选用有德之人,将从商京畿的贵族中选拔。《多方》还明确指出:“尔惟克勤乃事”(能勤于职守),“穆穆(恭敬地)在乃位”,“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这是说,殷贵族如果能够勤劳而忠于职守,努力经营田地,就可得周朝的嘉奖,选拔到王廷任官职,在大官署中担任工作。这是安抚和利用殷贵族来加强周朝统治的政策手段。

(4)为了防止殷贵族不听命,宣布对不听命的,将要判处刑罚,或流放远处。

《多方》说:“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指不服从下达的命令的),我乃其大罚殛之(殛谓诛杀)。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谓不是我们周朝不使你们安宁),乃惟尔自速辜(谓是你们自己招来祸害)。”又说:“尔乃惟逸(放荡)惟颇(歪邪),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自取)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远徙)尔土。”前一段是说不服从命令将要诛杀,这是自己招罪。后一段是说不听王命,将要处罚,剥夺土地,流放远处。《多士》所说,没有像《多方》那么严厉,也还说:“尔不克敬,尔不啻(不但)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这是说,不恭敬从事,不但不给田宅,还要处罚。

从上述四点看来,当时周朝对待殷贵族,采用了迁移、集中管理和安抚、使用相结合的政策。

(三)对殷贵族的管理和使用

周朝建设东都成周,由周公坐镇,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同时也加强了对迁到洛邑附近的殷贵族的监督和管理。《书序》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郑玄信从成周在王城之东五十里之说,说“东郊成周”是指“成周在近郊五十里”(《周礼·地官·载师》正义引),是错误的。君陈是周公的次子(《坊记》郑注),伯禽封于鲁,由君陈“世守采地”(郑玄《诗谱》),也就是说世袭了周公的封爵。君陈的“君”是尊称,犹如召公奭又称君奭。周公死后,成王重视对成周东郊所住殷贵族的管理工作,所以继续命令君陈在成周“分正东郊”。伪《孔传》解释“分正东郊”说:“命君陈分居正东郊成周之邑里官司。”成周东郊正是殷贵族集中居住之地,“分正”当是分设长官加强管理的意思。《礼记·坊记》引《君陈》说:“尔有嘉谋嘉猷(猷,道也),入告尔君于内,女(汝)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于是乎惟良显哉。”这是成王命令君陈,加强对成周东郊的官长的教导,要做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礼记·坊记》)。

《书序》又说:“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史记·周本纪》相同,惟“作册”作“作策”,《书序》原脱“公”字,从《周本纪》校补)。毕公即毕公高,文王之子,封于毕(今陕西咸阳东北),这时任太史之职,作册原是史官之名。伪《孔传》解释“分居里成周郊”说:“分别民之居里,异其善恶,成定东周郊境,使有保护。”这样把“成周郊”解释为“成定东周郊境”,显然不妥。“成周郊”即指成周的郊区,也当指殷贵族集中居住之处。“分居里”当指编制殷贵族分别居住的乡里的簿册,以便加强管理。当时已有按里登记居民的制度。《国语·周语上》记载仲山父谏周宣王的话,讲到“司民协孤终”,韦昭注:“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如果此说确实,司民当是太史寮所属官员。

西周时代王朝的国都和诸侯的国都,都有征收军赋、征发兵役的制度。王朝的军队有三支,即“西六 ”、“成周八 ”和“殷八 ”。“西六 ”屯驻于西都丰镐,“殷八 ”屯驻于牧 (即牧野附近的牧邑),“成周八 ”屯驻于成周,亦称“成 ”。“成周八 ”的骨干,当然是周贵族。周在克殷以后,就在洛邑驻屯有军队,所以洛邑又称洛师。成周八 的大多数甲士,当是就地征发迁居洛邑的殷贵族编成。前引《多士》,勉励殷的“多士”能服役“奔走”。充当“成周八 ”的甲士,重要任务就是需要他们服役“奔走”。当时“成周八 ”的甲士的编制,如同其他国都的军队编制一样,是和郊区的乡里编制密切结合的。前引《多方》和《多士》,讲到迁居洛邑的殷贵族都是分配有田宅的,都是要“畋尔田”的,这种分配田地以及耕作的工作是由司土的官掌管的。因此“成周八 ”中,就设有“冢司土”的官。曶壶载:“王乎(呼)尹氏(史官)册命曶曰:更(赓)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 。”

前引《多方》和《多士》,周朝表示要从殷贵族中选拔人才到朝廷任职,而且要选到“大僚”任职。的确,西周初年曾选拔一些殷贵族中知识分子到周的太史寮任职。例如制作令簋的作册 令,和制作作册大方鼎的作册大,是父子关系,这些铜器铭文的末尾都有“ 册”图像作为族徽。他们是殷贵族,世代担任“作册”之职。又如一九七六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窖藏微氏家族铜器,许多器铭有“ ”族徽,其中史墙盘记述到他们原是殷贵族,武王克殷以后,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命令周公把他收留于周(岐周),此后世代在周朝担任官职。史墙盘记述:“ (粤)武王既伐殷, (微)史(使)剌(烈)祖迺(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命)周公舍 (宇)于周卑处。” 钟有铭文大体相同,只是“于周卑处”作“以五十颂处”。唐兰以为“颂”与“通”同音通用,《司马法》:“井十为通”,“颂”即十井之地,五十颂即五百井,也即五百方里(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未必确切,周朝收容投靠的亡国之臣,固然有“畋尔田”、“宅尔邑”的优待,但不可能分配给面积如此大的土地。

重用投奔来的殷贵族中知识分子,是周朝从文王以来的一贯政策。文王任用殷臣辛甲为太史,武王接纳殷内史向挚,就是显著的例子(见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诗经·大雅·文王》说:

穆穆(仪表端庄)文王,於(叹词)缉熙(奋发前进)敬止(语词)。假(大也)哉天命,有商(商朝)孙子。商之孙子,其丽(数目)不亿(十万为亿)。上帝既命(谓上帝既命文王),侯(乃)于周服(服从于周)。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靡常谓无常)。殷士(士谓“多士”)肤敏(黾勉努力),裸(灌酒于神前)将(献上祭品)于京(镐京)。厥作裸将,常服黼(绣有黑白相间花纹的礼服)冔(礼帽)。王之荩(进用)臣(指被进用为周臣的殷贵族),无念尔祖(要求殷贵族不再思念其祖先)。

无念尔祖,聿(惟)修厥德。永言(读为“焉”)配命(合于天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未丧师是指未失败,即国家兴盛时期),克(能)配上帝,宜鉴于殷(谓应以殷朝灭亡为鉴戒),骏(大也)命不易(谓天命不可改易)。

这是一首祭祀文王的诗,一方面歌颂文王的得到代替殷朝的天命,得到“济济多士”的帮助,称赞“多士”是“维周之桢”(骨干);另一方面如上文所引,诰诫已经成为“王之荩臣”的“殷士”,要求他们勉力祭祀于周朝的宗庙,不再思念自己的祖先,要以殷朝灭亡为鉴戒,认识到天命不可改易,遵照天命而臣服于周。由此可知,西周初期镐京朝廷里所使用的殷贵族的数量是不少的,周朝一方面使用他们,一方面对他们还颇有戒心。

二 东都成周的营建及其政治设施

(一)东都成周的营建

武王克殷后,为了统治东方地区,防止殷贵族的叛乱,就有在洛邑创建新都的计划,并且把这件事嘱托于周公。等到周公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之后,更加认识到加强东方统治的重要性,因此成王和周公都要遵照武王的遗愿,开始在伊、洛地区大规模营建新邑,作为东都,称为成周。

东都成周的兴建,《尚书大传》说在周公摄政第五年,而《史记·周本纪》说在“周公行政七年”,《鲁世家》也说在“成王七年”。成王七年即是周公行政七年。《史记》定在周公行政七年,是根据《洛诰》末二句“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尚书》有《召诰》和《洛诰》两篇,是记述关于营建洛邑的事的。司马迁、刘歆认为两篇都作于周公摄政七年,而郑玄以为《召诰》作于周公摄政五年(《周礼·地官·大司徒》正义引)。皮锡瑞认为从两篇内容来看,“文势相接,不得以为相隔二年”,但是“营洛大事非一时所能办,《大传》言其始,《史记》要其终,两说可互相明”。也就是说,从五年开始,到七年完成(《今文尚书考证》卷十七)。我们认为,当以《尚书大传》为是,成周兴建于周公摄政五年。《史记》所说在周公行政七年或成王七年,是出于对《洛诰》末二句的误解。

殷、周贵族的纪年,很不统一。有以君王嗣位之年开始计算的,也有以某一特大事件发生之年开始计算的,更有以当年发生的大事作纪年标志的。西周初期纪年,以文王受命(接受克殷的天命)称王之年开始计算,这到武王和成王初年还沿用,所以武王克殷在武王即位之后四年,而《书序》和《史记》都说在十一年(文王受命称王之后十一年)。武王克殷之后,或者用“既克商”纪年。例如武王六年“访问箕子”,《尚书·洪范》称“惟十有三祀”,即文王受命称王之后十三年;《史记·周本纪》又说:“武王既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同年武王发病而死,《尚书·金 》又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商代末年艅鼎:“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廿有五祀。”上一句是用“征人方”这件大事作为纪年标志,下一句是指商王即位年数。《尚书·洛诰》末二句:“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卷一)以艅鼎纪年作对比,认为“上纪事,下纪年”,就是上一句是用当年大事作为纪年标志,下一句是用某一特大事件发生之年开始计数的。王氏依据上文,认为“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是指周公“留洛邑、监东土之事”,是正确的。上文记载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成周,主持此后东都政务,“监我士、师、工(指文武百官),诞保文武受民(保安好文王、武王所受于天的人民)”。而周公的对答,一开头就说:“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可知“惟周公诞保文武命”,确指受命留守成周主持政务的事。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认为“惟七年”是用“既克商”纪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很是确切。这年是周公摄政五年,也是成王五年,从“既克商”起算则为“惟七年”。

根据《召诰》记载,这年二月乙未(二十一日),成王从宗周(镐京)到丰,派遣太保召公先于周公前往洛邑“相宅”(勘察建都基地)。三月戊申(初五)召公在早晨到洛邑“卜宅”(占卜建都基地是否吉利),得到吉兆便开始“经营”,庚戌(初七)召公“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就是使用许多殷贵族在洛水入黄河处营建地基,经过五天,到甲寅(十一日)地基建成。次日乙卯(十二日)周公到洛邑,全面观察新邑经营的规模。过三天,到丁巳(十四日),举行郊祭(祭天神),用牛两头;次日戊午(十五日)在新邑举行社祭(祭地神),用牛、羊、猪各一头。又过七天,到甲子(二十一日)周公召集殷贵族的各级领袖(侯、甸、男、邦伯),用“书命”(写在简册上的命令)分配劳役,“厥既命殷庶,庶殷丕(大也)作”。后来成王来到新邑,太保召公便以监护者的身份,对少年的成王作了长篇教导。《召诰》的内容,就是记载这长篇教导的。从教导内容来看,这时成王来到新邑,开始升登王位,亲理政务。召公对成王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就是“中土”,指成周居于四方的中心。“绍”当解释为“助” ,“自服”是亲自服政的意思。这是说成王来到成周,是帮助上帝进行治理,亲自服政于四方的中心。召公又说:“王乃初服……知(语词)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初服”是说成王开始亲政 ,“宅新邑”是成王居于新邑开始亲政。

一九六三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有这方面的记述:

惟王初 ,宅于成周,复 (禀)珷(武)王丰福(丰福是祭名),自天(天指天室)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尔,考公氏克 玟(文)王受兹〔大令(命)〕,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 )民。……惟王五祀。

近人考释把“惟王初 宅于成周”读作一句,将“ 宅”二字连读,不确。“ ”当用作“ ”,原义为升登,“初 ”是说开始升登王位 [1] 。“惟王初 ,宅于成周”,和《召诰》所说“王乃初服”,“宅新邑”,意义相同。只是因为两者的地位不同,用词有差别。《召诰》因为出于太保召公之口,用“初服”比较适宜。召公用“天命”来教导成王,“服”字有奉天命服政之意。召公引用夏殷二代的历史来证明他的“天命”理论,说:“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这是说夏代原来能够“服天命”,即按天命服政,因而历年长久;后来因为不敬重“德”,就很快丧失从上天接受来的“命”。至于何尊,是“宗小子”因为成王诰辞中有嘉奖其父亲的话,并赏给贝三十朋,为父亲所作的祭器。成王的诰辞是在来到成周升登王位之后发布的,因而何尊说“惟王初 ”,是合于作者身份的。

何尊记载“惟王初 ,宅于成周”,在“惟王五祀”,与《尚书大传》所说“营成周”在周公摄政五年相合,和王国维解释《洛诰》“惟七年”是既克商七年、即成王五年也相合。王国维的解释原来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断,现在由于何尊出土而得到证实。《洛诰》第一段记载周公向成王报告营建洛邑经过,说:“予惟乙卯朝(早)至于洛师”,就是《召诰》所说三月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为什么周公只说乙卯这个日子而不讲月份呢?王国维《洛诰解》说:“日而不月者,成王至洛与周公相见,时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周开国年表》同)。这一推断,现在也由于何尊出土而得到证实。何尊说:“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顺着《召诰》所记月日来推算,四月丙戌是十三日。成王来到洛邑是在四月丙戌之前,成王和周公、召公的相见当即在四月丙戌前后。

何尊的记述,与文献记载完全符合。所说“惟王五祀”,即是成王五年,也即周公摄政五年。所说成王诰宗子于京室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兹宅中国,自之 民。”“中国”即是《召诰》所说“自服于土中”的“土中”,就是指天下四方的中心。这时在洛邑大规模建设东都,确是继承了武王的遗志,实行了武王“廷告于天”的遗嘱。《逸周书·度邑解》,就是记述武王克殷之后,要在伊洛地区建都,并把这件大事托付周公的。《史记·周本纪》也说:“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何尊载:“复禀珷(武)王丰福,自天。”这是说,成王来到成周升登王位之后,就到天室对武王举行福祭。“福”是祈求赐福的祭祠,用牲肉和酒献祭,酒肉要归君主吃喝,叫做“归福”。春秋时代晋国还沿用这种礼制。“福”原是“胙肉”之意,见《国语·晋语二》。天室就是明堂。成王之所以要到天室祭祀武王,因为在成周建筑天室就是武王的遗志。天室可以用来宣布法令,宣称这些法令符合天意,用来加强对殷贵族的管理统治。天室该是成周大规模建设中最早完成的建筑,所以成王刚来成周,就可以在此祭祀武王了。

东都成周大规模的营建,是西周初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同时分设东西两都以加强对东西两部的统治,是我国古代政治历史上的创举。这对于创建强大的周朝,是具有重大作用的。

更有一点需要加以辨明的,就是由于何尊的发现,有人解释何尊铭文,认为成王确曾迁都成周。何尊开头说:“隹(惟)王初 ,宅于成周。”唐兰《 尊铭文解释》(《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把“隹(惟)王初 宅于成周”连读为一句,认为“ 宅于成周”,就是“周初的成王确实迁都成周”。并且认为《周本纪赞》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综其实是错的。何尊记武王告天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 民”,正说明武王的决策,到周公摄政五年,才实现这个决策,经营成周。 [2]

我们认为司马迁所说没有错误,武王主张营建洛邑为东都,同时设置东西两都,是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对四方管理和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创举,对于加强全国的统一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全国面积广大,僻居西方的国都是不便于管理中原和东北南三方的政务的。司马迁说武王、成王营建洛邑“居九鼎焉”,就是说把洛邑建成国都,“九鼎”原是国都的象征,至于说“周复都丰镐”,丰镐原是周的国都所在。当时把洛邑称为“成周”、丰镐称为“宗周”,就是由于两都同时设置的缘故。

(二)召公为营建成周而对成王的教导

周公摄政五年开始营建成周,成王来到成周开始亲政,即何尊所说“惟王初 ,宅于成周”,召公就召集周公和殷贵族中首领在一起,当面向成王讲明今后在这里治理的方针政策,实际上就是以长老身份对成王进行教导。《尚书·召诰》就是当时史官记录下来的召公所作的教导。因为召公发表这篇教导时,周公和殷贵族中一些首领都在座,所以开头说:“拜手稽首,旅(陈也)王(指成王)若公(指周公),诰告庶殷(指殷贵族首领),越乃御事(指所有官吏,“越”下原衍“自”字,从《诗经·大雅·思齐》郑笺所引校删)。”

召公对成王的教导,主要是要成王以夏、殷二代历史为鉴戒,希望能够“疾(迅速)敬德”,能够按照上天的“成命”,在中土“治民”。召公说:

王来绍上帝(谓帮助上帝治理),自(亲自)服(服政)于土中(犹言中土)。旦(周公名)曰:其作大邑,其自时(是)配皇天,毖祀(犹言祷告)于上下,其自时(是)中 ,治也。中 谓治理中土),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休谓取得美好成绩)。

因为当时周公在座,召公用周公的话,指出了营建成周的政治目的,在于按照上帝“成命”在中土治理好小民。怎样治理好小民呢?召公认为必须使小民协和,“其丕(大也)能诚(和也)于小民”。还以为不能过分使用小民的劳力,也不能过分用杀罚的手段来治理,“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淫用谓过分使用)非彝(谓不按常法) [3] ,亦敢(承上文谓勿敢)殄(绝灭)戮(杀罚)用 (治理)民。若有功(谓顺以导之则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谓居于德的首位),小民乃惟刑(通“型”,效法)用于天下,越王显(于王有光显)”。这样主张不过分使用“小民”和杀罚“小民”,就是提倡用“德”来治理,从而使得“小民”效法,把“德”推行于天下。

召公在强调用“德”治民的同时,还主张重用老成人。他说:“今冲子(谓童子,指成王)嗣(嗣位),则无遗寿耇(勿遗弃老成人),曰其(指老成人)稽(稽考)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这是因为成王年轻继位,召公特别为此指出,必须不遗弃老成人,因为老成人既能懂得古人之德,又能懂得天命。召公也还主张做好使用殷贵族中办事人员的工作,也就是使用好从殷贵族中选拔出来的官吏。他说:“王先服(使用)殷御事,比介(使靠拢)于我有周御事,节性(使节制其本性)惟日其迈(天天能上进)。”这是主张对殷贵族采取争取靠拢和促使逐步转变其立场的政策。因为洛邑有大量殷贵族迁居,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扩展周朝统治力量,必须做好对殷贵族的使用和安排工作。

这时召公有必要对成王进行这样认真的教导。因为周朝刚刚建成,全国刚刚统一,叛乱的殷贵族及东夷的势力刚刚平服,广大人民在前一个时期受到殷朝及其诸侯迫害的创伤还很沉重,成王年轻即位,缺乏历史知识和统治经验,这真是周朝开国以来重要的关键时刻,召公以太保的职位,以周族中长老的地位,对周的兴亡负有重任,对成王负有教导和辅助的责任。但是,召公对于成王毕竟是臣下,以臣下教导君上,只能强调天命了。何况,当时贵族在思想上确实很相信“天命”的。召公既用天命来解释夏代和殷代的所以灭亡,也用天命来解释周朝之所以能够兴起和完成统一以及建都中土。认为主要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用“德”。因此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祈求天给以长命)。”

(三)成周建成后的庆功典礼

《尚书·召诰》是成周开始营建以后,成王来到成周升登君位时,召公对成王的教导,着重阐明在东都的施政方针和策略。《尚书·洛诰》是在周公摄政五年成周建成以后,要举行庆功改元典礼时,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对话共分三段:第一段周公追叙营建成周的经过以及请成王前来成周定计等事,成王表示赞赏。第二段周公说明举行庆功典礼和祭礼的意义及其作用,成王极称赞周公的功劳。第三段成王表示要退回镐京即君位,命令周公留守成周治理,周公表示接受。最后叙述对文王、武王的祭礼,由成王命令作册逸宣布“王命周公后(指此后治理成周)”的册命。

《洛诰》第二段记周公对成王曰:

王,肇(开始)称(举行)殷礼(殷见之礼),祀于新邑,咸秩(都有条理秩序)无文(“文”读作“紊”,无紊谓不紊乱)。予齐(整齐)百工(即百官),伻(使)从王于周(成周)。予惟曰:庶有事(事谓祀事)。今王即命曰:记功(记建成成周之功)宗(宗庙),以功作元祀(因功举行大祭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大)弼(辅佐),丕(大)视(示)功载(事),乃汝其悉自教(效)工(功)。

“殷礼”是内外群臣大会合、朝见君王之礼。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这种殷见礼是周族传统的礼制,或者称为“依”。《诗经·大雅·公刘》说:“于京斯依,跄跄济济。”《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说:“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所谓“于京斯依”,就是在京都举行殷见礼。所谓“依天室”,就是在天室举行殷见礼。古“依”、“殷”音同通用。这时举行殷见礼,具有庆功大会的性质。同时“祀于新邑”,是配合庆功大会,记功劳于宗庙。即所说“记功宗,以功作元祀”。古代有策勋礼,要把功劳写在简策上送进宗庙保存。这到春秋时还沿用。例如鲁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左传》)。周公说:“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正因为是殷见之礼,要使百官集中到成周。这种庆功的殷见礼,主要是庆祝成周大邑的建成,实质上就是庆祝周朝一统大业的成功。同时借此机会,要大臣和诸侯会集在一起献功,从而加强全国的团结和一统。《尚书大传》引《洛诰》“乃女(汝)其悉自教工”作“悉自学功”,解释说:“悉,尽也。学,效也。传曰:当其效功也。于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皆莫不依绅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此之谓也。尽其天下诸侯之志,而效天下诸侯之功也。”这就是解释庆功和献功的殷见之礼的。周公强调“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紊)”,其目的就在于“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并且使诸侯通过参加殷见之礼,参与献祭之礼,能够尽其志而效其功;从中也还可以观察他们是否诚心拥护周朝。《洛诰》记周公对成王说:

女(汝)其敬识(辨别)百辟(诸侯)享(参与献祭之礼),亦识其有不享(辨别某些诸侯并不诚心献祭)。享多仪(献祭应以礼仪为重),仪不及物(礼仪的分量赶不上贡物多的),惟曰不享(就是不诚心献祭),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这样对于王事就会发生差错和轻慢)。

这就是通过诸侯献祭之礼,观察他们对于朝廷的态度,从而辨别出哪些诸侯是不可信任的,防止他们发生差错和出现轻慢的行为。

(四)周公留守成周和主持东都政务

《洛诰》第三段记载成王对周公说:

公,予小子其退(谓自己将从成周退走),即辟于周(将回宗周即君位),命公后(命令周公留守成周主持以后政务)。四方迪(通“犹”)乱,未定于宗礼(还不能按照宗周的礼制使天下大定),亦未克敉(读作“弥”,终也)公功(也没有能够完成你周公的功业),迪(进也)将(主持)其后(必须进一步主持此地以后的政务),监我士、师、工(监督好我所属的文武百官),诞保文武受民(保安好文王、武王所受于天的人民),乱(当作“ ”)为四辅(任为君王统治四方的辅佐)。

郑玄把“命公后”解释为分封周公之子伯禽,不确。周公于摄政三年“践奄”,“践奄”之后,就把伯禽封于鲁,“因商奄之民”。这时伯禽早已分封,不需要等到成周建成后再分封。而且成王所说的话,都在嘱咐和勉励周公今后在成周进一步加强治理,没有半点分封周公后代的意思。蔡沈《集传》认为这是“成王留周公治洛也”,“犹后世留守、留后之义”。所说“犹后世留守、留后之义”,未必正确,但是说是“成王留周公治洛”,很是恰当。“命公后”的“后”,就是“迪将其后”的“后”。下文说:“王命作册逸(即史佚)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就是成王命令史官把他的口头的决定写成公文,用“册命”的方式授给周公今后治理东都的大权。成王给予周公监督百官、“保民”以及“司为四辅”的大权,就是统治东都的大权。因为东都是“中国”或“土中”,正当天下的中心,负有统治四方的重任。接着成王再对周公说:

公定(你周公留下吧)!予往已(我要回去了)!公功肃将祗欢(“肃”通“速”,公的功业行将为人敬悦),公无困我(“我”原误作“哉”,从《汉书·元后传》、《续汉书·祭祀志》刘注引《东观书》所引改正。谓公不要使我为难),我惟无 (我不会厌倦),其康事(“康”通“赓”,希望你继续从事),公勿替刑(“替”谓废弃,“刑”通“型”,法则),四方其世享。

这是成王进一步说明他的意愿,要求周公留在成周,继续从事治理四方的政务,只要不废弃原有的法则,子孙可以世袭这个为“四辅”的职位,所以说“四方其世享” 。后来果然这样,周公的后代世袭着这个治理成周的职务。令彝:“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明公朝至于成周”。《书序》也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

(五)成王和成周称号的确立

西周前期诸王都在活着的时候有尊称。文王、武王、成王,原来都是生号。关于这点,在先秦和汉初都是明确的。《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朱熹认为“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也”。是正确的,全诗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毛传》:二后,文、武也)。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贾谊《新书》引作“谧”),於缉熙,单(《国语》引作“亶”)厥心,肆其靖之。

《国语·周语下》记载晋大夫叔向对周大夫单靖公所说的话,有解释这章诗的内容:“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贾谊《新书·礼容语下》也有相同的记载,也有对这章诗的解释,但解释不同:“谧者,宁也,亿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经也,势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不敢怠安,早兴夜寐,以继文王之业。布文陈纪,经制度,设牺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顺武王之功,奉扬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国,歌谣文、武之烈,累九译而请朝,致贡职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时也,天地调和,神民顺亿,鬼不厉祟,民不谤怨,故曰‘宥谧’。成王质仁圣哲,能明其先,能承其亲,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

上述两段对《昊天有成命》的解释,虽有不同,但是,认为这首诗是歌颂成王之德,是一致的;认为成王是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而得到成功,完成了昊天的“成命”,也是一致的。《国语》说:“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文昭”是指文王的“德”,“武烈”是指武王的“德”,而“道成命”就是成王的“德”。《新书》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而“有成”。说明成王之所以称“成”,就是由于他完成了文王、武王“未就”、“未成”的功业。《新书》所说:“布文陈纪,经制度,设牺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也就是《尚书大传》所说的“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吕氏春秋·下贤》说:“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成王所以称“成”的原因。

《尚书·酒诰》开头,无论今文尚书三家(欧阳、大小夏侯)和古文尚书三家(马融、郑玄、王肃),都作“成王曰”(只有伪《孔传》删去“成”字)。马融所引解释“成王”的三种说法之一:“或曰:以成王为少,成二圣之功,生号曰成王。”郑玄说:“成王所言成道之王”(《尚书·酒诰》正义引)。都是有依据的。段玉裁根据《尚书·顾命》云:“翌日乙丑成王崩”;《史记·鲁世家》说:“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尚书大传》作:“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证明成王确是“生称”,“如汤生称武王之比”(《古文尚书撰异》)。魏源也根据《国语》、《新书》、《吕氏春秋》、《史记》等书,证明成王是“生时尊号”,“周人及西汉初人皆知之”(《书古微》卷十)。

成王之所以称“成”,确实取义于周朝开国大业之完成。也就是昊天“成命”的完成。《召诰》记召公引周公的话说:“其自时(是)中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这是说成王奉行上帝的“成命”,治民取得了美好的成果。《召诰》记召公最后对成王说:“王末(终也)有成命,王亦显。”这是说成王终于完成上帝的“成命”,因而成王也很光显。周朝统一全国、统治四方开国大业,是周公东征胜利、建成东都成周之后才完成的,从此成王开始成为统治四方的新的开国之君。所以《洛诰》记周公对成王说:“予乃胤保(指保天命),大相东土(指准备营建成周),其基(始也)作民明辟(“明辟”即明君)。”周公在对答成王要他留在成周主持统治四方政务时又说:“孺子(指成王)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指管理殷贵族),乱(当作“ ”)为四方新辟(成为统治四方的新君),作周恭先(作为后代恭谨的周朝君王的先导)。曰:其自时(是)中 (治理中土),万邦(诸侯)咸休(都有很好的治理),惟王有成绩。”正因为“王有成绩”,所以推尊称为“成王”。

成周之所以称“成”,和成王之所以称“成”,意义是一样的。郑玄说:“居摄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公羊传·宣公十六年》疏引)。这个解释不够确切。何休说:“名曰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水经·谷水注》引)。“成周”是和“宗周”对称的。“宗周”是因为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而得名。“成周”是因为建成四方统治的中心而得名。自从成周建成以后,西都宗周的京畿和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连结起来,有所谓“邦畿千里”之说,成为周朝中央政权相互连结的两个统治中心。


[1] ”字在《说文》为地名。另有“ ”字在“舁”部,说:“ ,升高也。从舁囟声。”另有“ ”字,是“ ”的异文,说:“ 或从卩。”段玉裁于“ ”字下解释说:“升之言登也,此与辵部迁、拪音义同”;又于“ ”字下解释说:“卩谓所登之阶级也。”“迁”字原义亦是升登。《说文》:“迁,登也。从辵 声。拪,古文迁,从手西。”此处“ ”字是说升登阼阶,和文献上所说“践阼”、“践天子位”的“践”,音义俱近。“践”也有升登之义。《礼记·中庸》郑玄注:“践犹升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引崔浩和《汉书·陈胜项籍传赞》颜注引晋灼,都说:“践,登也。”

[2] 唐兰《 尊铭文解释》(《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把铭文“惟王初 宅于成周”连读,认为成王迁都成周,成王是在洛邑建成之后,在这个新建“大邑”亲政,因而改元,称为“元祀”。此器作于成王亲政后五年。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见同上《文物》)以为“ ”即“堙”之本字,堆土造城之意,否认有迁都成周的事。此器作于成王五年,即周公摄政五年,与《尚书大传》所说摄政五年“营成周”相符。张政烺《何尊铭文解释补遗》(见同上《文物》)认为“ ”与“省”音近通假,“省宅”即《召诰》、《洛诰》所说召公、周公的“相宅”。

[3] 《召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有三种不同读法和解释:(1)伪《孔传》作一句读,解释说:“勿用小民过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有同样解释:“勿以小民过用非常,戒毋扰民。”(2)焦循《尚书补疏》则读“淫”字为句(实际是顿号),主张训“淫”为“过”,“用非彝”冒上“勿”字,“勿用小民淫为重民,勿用非彝为秉常”。(3)王引之《经义述闻》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都把这句连下文“亦敢殄戮用 民若有功”连读。王引之解释说:“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后刑罚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孙星衍说:“言王勿以小民有过为非法者,敢尽罪以治民,惟顺叙则有功也。”我们认为当以江声之说为是,江声解释“亦敢殄戮用 民”说:“亦是承上之词,上句言勿,下句言亦,则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亦勿敢用殄戮以治民,戒毋虐民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从其说,甚是。 4YrkRHSWbzHFmOz0Xc8tR17QU6AnBxJ8P3YkchAUjA+VzL6pCnfDvIkinCyKXc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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