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周时代是指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叶周武王克商，创建周朝，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直到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杀和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前后约二百八十年的这一段时间。西周是继夏、商二代建立的王朝，西周的政治文化在两代的基础上有了光辉灿烂的发展，孔子就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从孔子开始，一贯推崇西周的政治文化，特别推崇西周开国君王文王和周公。孟子进一步把从尧、舜、禹、汤、文王到孔子推尊为“圣人”的传统。荀子又开始把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诗》、《书》、《礼》、《乐》作为儒家的经典。因而西周的政治文化，包括周文王、周公等人物，影响很是深远。

然而要研究西周史，这是个难题。因为现存的主要西周史料，即儒家作为经典的《诗》、《书》、《礼》、《乐》，都经过战国时代儒家的编选和修订，有其家派的局限性。

第一，儒家所传西周史料，大多是开国文献，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史料。今本《尚书》二十八篇，《周书》占有一半，大多记载开国大事，其中十篇记有周公有关开国大业的长篇大论，宣扬的是儒家所推崇的“文、武、周公之道”。儒家对于古文献是按其政治需要来编选的，例如古《书》原有《武成》篇，是讲武王克商经过的，很是重要，因为所记杀伤很多，就不为儒家所取。孟子以为武王克商，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不该有“血流漂杵”的杀伤，“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篇就因而失传。汉景帝时，孔子旧宅的壁中发现《古文尚书》十六篇，这是很重要的古籍发现，却因其中有《武成》篇，不为儒家经师所取，依然失传了。幸而兵家所编的《逸周书》中保存有《世俘解》，是和《武成》相同的篇章，我们还能看到。《逸周书》中所保存的真实西周文献，《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门》、《祭公》等篇，大多也是西周开国文献。目前研究西周史，关于开国大业的资料比较充分，但是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献缺乏，这是个很大的困难。

第二，儒家所传西周的礼书，都不是原始资料，已经儒家按其政治理想重新编定。儒家作为经典的《周礼》，或称《周官》，名为记载周朝政权组织及其相关典章制度的，实际上是经过儒家重新编定的理想化政典。我们依据大量西周金文所载“册命礼”中“右”者官职及其与所属受命者的官职关系，从而考定当时朝廷大臣的组织体系，可知当时执政大臣有公、卿两级，早期公一级有太保、太师和太史，卿一级有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中期以后公一级有太师和太史，没有太保，卿一级没有司寇，只有五卿。然而《周礼》所载周朝官制则大不相同，它以天、地、四时（四季）为纲领，以冢宰（太宰）为天官，司徒为地官，宗伯为春官，司马为夏官，司寇为秋官，司工为冬官（冬官早佚，汉儒补入《考工记》），以冢宰统率六卿分掌六典，而没有高于六卿的公一级。很明显，这是经儒家按后世流行制度作了改造的。由此可见《周礼》所载，已经不是西周原有制度，有待于重新分辨，去伪存真。

儒家所传另一部“礼”的经典称为《仪礼》，所载各种仪式，有着统一的规定和严密的条例，清代学者凌廷堪所著《礼经释例》，对此曾作细密分析。很明显这不是西周原有的礼仪，是出于战国时代儒家统一整理而重新编定的。因此西周的礼仪，也有待于重新考订。

古人的所谓礼制，不仅指各种重要的典礼仪式，更包含许多重要的典章制度，因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经常贯串在各种礼仪的举行中，从而得以确立和维护的。经学家一向把礼书的分析研究作为重要的课题，清代学者江永所著《礼书纲目》和黄以周所编《礼书通故》，就是对古书所载的礼乐制度加以汇编考释而成的。今天我们要探讨西周的典章制度，还是有必要把古书所载各种重要礼制，结合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制度，系统地探索其源流变化，从而揭发出西周时代各种典章制度的真相来。

既然儒家所传的西周文献有其局限性，又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献，五百篇以上的西周金文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目前研究金文的专家，对西周金文所作断代研究，虽然还有不同意见，但已能大体作出论断，因此我们研究西周史，很有必要以西周可靠文献，结合西周金文，参考儒家所传礼书，作综合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五十年代起，我就开始从事西周史的钻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曾对西周农业生产、井田制度和“籍礼”作过一系列考察；又曾对西周乡遂制度、社会结构、军队编制和乡饮酒礼、大蒐礼、射礼作过一系列考察；又曾对宗法制度、贵族组织和冠礼、贽见礼等作过一系列考察；更曾对古代大学的特点、起源和乡饮酒礼、射礼等作了相关的探究。所有这些考察，先后写成论文发表在刊物上，到一九六五年曾汇编进我的《古史新探》一书中（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因为此书出版时，正当“文化大革命”前夕，只印了三千册，国内外许多学者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很自信，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踏实的，所得结论是正确的。

八十年代，我开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事著作这部《西周史》，依据西周史料的特点，全书分成七编，将《古史新探》中的精华也容纳进去。因为西周史料有其局限性，所写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详略既有不同，写法也有差别。

第一编是西周开国史，因为有比较充分的文献资料，写得就很详细，分析也较深入。

第二编讲西周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这是我们特别重视的。我们认为西周推行的井田制，就是贵族占有的村社的土地制度，原来井田制既有共同耕作的“公田”，“公田”收入用于祭祀和公益事业，又有一夫受田百亩的规定，并有定期平均分配和调换不同等级田地的制度，这时“公田”收入已被贵族占有，农民由田官监督在“公田”上劳动，农民还要织布供贵族做衣裳，猎取貉和狐狸为贵族做皮衣，参与打猎练习武功，猎得大兽要献给贵族，酿酒杀羊为贵族祝寿，十月“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豳风·七月》），就是说在自己所种庄稼收割后，就要为贵族修缮房屋。农民只能分配到“百亩”私田上的收入用来维持一家生活，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生产方式。到西周晚期，由于农民不肯尽力耕作“公田”（或称“籍田”），“公田”逐渐荒废，周宣王即位就发生“不籍千亩”的事，“千亩”是周天子的“籍田”。等到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先后取消这种“籍田”，改用按亩征税的制度，于是农民成为耕作“百亩”之田、纳什一之税的小农。接着秦、魏等国制定法律，实行按户籍授田百亩的制度，农民有上交田税和定期服兵役及劳役的责任。这种被编入户籍的农民，具有后世自耕农的特点，除按亩纳税和服役以外，生产和生活是自主的，因而生产积极性较高，生产得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繁荣和文化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我们主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从古以来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根本不同于欧洲的历史，既没有经历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奴隶制，更没有经历过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而是从井田制的生产方式发展为小农经济以及地主经济的生产方式。

第三编讲西周王朝的政权机构、社会结构和重要制度，其中依据可靠文献并结合金文，对中央政权机构的剖析，内容是充实的。对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的分析，主要是依据大量金文“册命礼”中“右”者的官职与所属受命者的官职关系，从而辨明当时朝廷上公、卿两级的官爵制度。关于西周初期的分封制，因为史料比较充分，可以作出比较周到的分析。至于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讨论，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的探讨，由于西周史料不充分，主要是依据春秋时代的情况进行推断的。至于王朝统治所属少数部族的“荒服”制度，虽然文章不长，但是比较重要的。

第四编讲西周王朝的军政大事，其中“论周武王克商”一篇，对于武王克商的成就作了比较细密的论证。“西周王朝历代对四方的征伐和防御”一篇，主要是依据金文并结合文献来叙述的。西周王朝先后共有二十多次较大的对外战争，因为当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所以我们有必要加以探索。可惜史料有限，大多内容简略。其中“西周春秋时代对东方和北方的开发”一篇，因为西周史料不多，故连同春秋时代一起探讨，这样比较容易说清楚。至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很是重要，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是把《穆天子传》所描写的周穆王西行事迹作为小说看待的，有必要加以辨明。

第五编特别论述了西周时代的楚国和曾国，因为楚国经历了西周时代艰苦创业过程，到春秋时代就成为南方大国。七十年代河南、湖北间，多处发现西周晚期的曾国铜器，在湖北随县还发现了战国初期的曾侯大墓，出土了许多精美文物。我们认为这就是文献上的姒姓缯或鄫国，在今河南方城一带。因此我们在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上，把鄫定点在河南方城。然而有的学者称之为“曾国之谜”，并认为曾国就是随国，我们不能同意，于是发表这篇“曾国之谜解释”，来说明我们的见解。一九六四年上海博物馆从湖北运沪的废铜中曾拣选出春秋早期的曾子斿鼎，铭文讲到曾的祖先烈曲，这和《世本》所说曾氏出于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之说相合（“曲烈”疑是“烈曲”之误），足以证明我们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因此我在这里又写了一段“补记”。

第六编讲西周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礼制，其中指出了当时大学（辟雍）设有园林和大池，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又是公共活动的场所，还是行射礼和习射之处，而这一活动具有练习武艺的性质；它又是举行乡饮酒礼之处，带有敬老、养老、协商大事的性质；更是行礼、奏乐、舞蹈之处，故成为群众娱乐的场所。教师称“师”起于西周时，因为当时大学以练习武艺为主，教师起源于教导军事训练的军官。在这里我还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认为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所谈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足以证明《汉书·艺文志》所说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的说法，是正确的。西周是贵族讲究礼仪、依据礼制进行统治的时代，为此我们对各种重要礼制分别作了探讨，或者作了说明。

第七编论述了西周后期王朝逐步衰亡及其东迁中原的过程。

以上七编，其中有些篇章曾作单篇论文发表过，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因为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其中叙事不免有些重复的地方。现在重加补订，全部发表，希望能从此促进西周史这个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更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特别承蒙好友王孝廉教授和吴继文先生的关心，又蒙日本同学高木智见先生提供有关资料，更蒙上海博物馆提供所藏西周时代文物的照片，特此向诸位先生和马承源馆长表示感谢。

杨宽
一九九八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