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太祖与赵普有一段对话。
太祖问:“天下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十姓,兵戈不息,苍生涂炭,其故何在?我想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治久安之策,其道如何?”
赵普说:“陛下能问到这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其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天根治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奇巧可用,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话音未落,太祖就说:“你不必再说,我已经明白了。”
赵普以“君弱臣强”一语道破中唐以来政变频繁、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又以“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作为解决这一历史大问题的三大纲领。赵普的回答,最初似乎是为解决藩镇问题而发的,但其后太祖君臣的政治实践,却把三大纲领推广到强化中央集权的各个方面。
先说消除藩镇之祸的问题。藩镇因控制土地、人民,拥有财赋、军队,所以敢于作威作福,坐大犯上。在“削夺其权”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罢领支郡。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宋平荆湖后,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央派遣文官担任支郡的知州和知县等州县长官,三年一任,直接向朝廷奏事,不再听命于藩镇,使藩镇的辖区和权力大为削弱。这一做法其后推行到新统一的南方诸国,至于全国三十余名节度使先后都不领支郡,已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的事了。
其二,添置通判。建隆四年,荆湖初平,朝廷始向当地诸州派遣通判。这一做法后来推广到刚被平定的原后蜀、南汉、南唐地区和全国各地。这种由朝廷任命的新官,身负特殊监视的使命,颇有恃权骄纵的举动,他们名义上既不是州府长官的副贰,又不是属官,故而往往与知州、知府争权,动辄声称:“我是监郡,朝廷命我监督你!”
太祖颁诏要求通判与知州协调,凡有文书,知州必须与其同签署才能生效。有一则趣事颇能说明通判对知州权力的分割和掣肘:杭州人钱昆嗜蟹,有人问他希望外放哪一州,他说:只要有螃蟹没通判的地方就行。
通判之设,原先旨在削夺罢领支郡以后兼知军州的藩镇的权力;后来节度使仅成虚衔,通判在演变为知州的副贰的同时,还起到制约知州的作用。
其三,收司法权。五代藩镇跋扈,以致枉法杀人。建隆三年,太祖下令,各州死刑必须由刑部审复。同年,恢复前代县尉的建置,取代原来由藩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代以朝廷委派的科举出仕的文官,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
在“制其钱谷”上,太祖主要采取四条措施。
其一,严禁占留。中唐以来,方镇都掌握地方财赋,绝大部分截留自用,名曰“留使”、“留州”,小部分用以上供奉贡或贿赂朝廷。宋代后周,依然如此。太祖在乾德年间屡下诏令,规定各州所收财赋税课,除留最必要的开支,悉送京师,不得占留。不能支配地方财赋,无异于釜底抽薪,连养兵自大的本钱都剥夺光了。
其二,设置漕司。漕司是转运使司的别称,掌一路财赋收入,以保证向朝廷足额上供和地方州郡开支充足。乾德三年,太祖最先设立淮南转运使。这一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的重大组织措施,不久就推行到全国诸道。作为朝廷外派的使臣,转运使权势颇大。开宝五年,李符出任京西南面转运使,把太祖亲赐的八个大字“李符到处似朕亲行”书于大旗上,常以自随。
其三,监临场务。场务是指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的机构。五代场务多由藩镇差遣牙校管理,不立章法,大肆诛求,成为方镇重要财源。太祖派京朝官监临各处场务,制定条禁,整齐文簿,有关税收直接归公,节度使不再有过问场务税课的权力。
其四,禁止贩易。五代藩镇常派亲吏前往诸道进行长途贩易,沿途免征商税。宋初,包括少数藩镇在内的数十功臣仍承袭旧风。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颁布了内外臣僚不得“回图贩易”的诏令,把藩镇经商获利的渠道也给堵死了。
在“收其精兵”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选拔精锐。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包括各藩镇在内的各地长吏挑选本道骁勇精兵,补充中央禁军的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使节镇精兵尽入中央禁军,自知在军事上无法再与中央抗衡。
其二,撤罢节镇。开宝二年(969年)的一天,太祖在后苑宴请王彦超等五位节度使,席间,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宿旧,久临大镇,公务繁剧,不是朝廷礼贤之意呵!”王彦超立即心领神会,自求告老还乡。武行德等四节镇却大谈自己攻战的资历,太祖打断他们的话头:“那是异代事,何足为道!”次日,任命他们担任些荣誉的虚衔,却把他们的节度使全给撤免了。这个故事似乎是杯酒释兵权的克隆版,其真实性恐怕也不无问题,也许都与酒筵有关,故而导致后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太祖撤罢节镇确有其事,其后太宗也撤免了石守信、张永德等七节度。
其三,文臣代阙。在藩镇因死亡、迁改、致仕等原因出缺,太祖便不再新任节度使,一概由京官权知,而京官毫无例外都是文臣。为了提高取代节镇的知州的权威,他们往往带着中枢职衔权知州府,例如,乾德元年,凤翔节度使王景死,任命高防以枢密直学士权知。太祖以后诸朝,这种情况几乎未见,应是太祖为削罢藩镇所采取的变通办法。
以三大纲领收藩镇之权,由赵普建议,太祖施行,某些政策至太宗时仍在继续推行,其完成的过程远较罢宿卫典领禁军为长,决不是一夕杯酒所能完事的。北宋初年之所以能够彻底解决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问题,一举割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动荡、社会战乱的毒瘤,虽说其中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但太祖君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方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纲领付诸实施的一方面的成效。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这类例证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太祖便举一反三把三大纲领推广运用到分割相权上。
赵普虽是开国第一功臣,开国之初实际上也承担着宰相的职责,但他直到乾德二年才真正做上宰相。此前四年则由范质、王溥和魏仁浦担任宰相,他们都是后周留用人员。太祖留用他们是为了稳定政局,做摆设看的,一有机会就要折辱他们的权威。
宋代以前,宰相见皇帝议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坐而论道”。据说,有一天,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想落座时,座位已被撤去,从此宰相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还有一种说法,范质等人因心存顾忌,每事向太祖报告,无暇坐论,赐茶看座之制无形中取消。倘是前一种说法,太祖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但宰相见皇帝从坐到站,是从宋代开始的,这是相权下降的标志。
太祖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一文一武,号称“二府”。中书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中书即中书门下的简称,是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即宰相,官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事),有时也以侍中为宰相,其议事办公场所称政事堂,俗称都堂。
乾德二年正月,太祖命枢密使赵普取代范质等三人独自为相。太祖此举不过循名责实而已,却犯了一个程序错误。他首先罢免三相,两天后才让赵普拜相。这样,拜相制敕却没有宰相为其署行了。太祖倒有开国帝王不循规矩的气派,对赵普说:你来起草,我给你签署。赵普表示:这归行政部门办,不是帝王的事。最后,还是采纳了窦仪建议,皇弟赵光义以同平章事任开封尹,略当宰相之任,可以署敕。这才解决了难题。
太祖似乎从这事感到宰相之权太尊太重,四月,便设参知政事,简称参政,是为副相,薛居正和吕余庆为首任参政,协助赵普处理政务。起初,参知政事不能到政事堂与宰相议事,不能掌管中书门下印,甚至不与宰相一起奏事,只是奉行制书而已,地位与宰相相去颇远。
那时太祖对赵普深为信任,故让其独居相位达十年之久,但后来赵普颇有点独断专行。开宝六年,太祖把参知政事的职权和地位,提升到与宰相接近,他首先命参知政事得入政事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而后命参政与宰相轮番掌中书门下的相印,押百官上朝班次,用意是防范宰相专擅,分割宰相权力。
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使,另设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资历浅的副长官也称签书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多设副长官是为了防止大权垄断于枢相一人之手。枢密院正副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他们与宰相不在一起办公和奏事,所奏两不相知,皇帝不仅将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而且也可以在不同的奏事中,了解全面情况,作出正确裁决。参知政事与枢密院长贰合称执政,他们与宰相一起则合称宰执。
在以枢密院分宰相兵权的同时,太祖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这是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的中央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是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执政,实际上与宰相、枢密使分掌了全国行政、军事、财政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分割相权执行的也是三大纲领: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即“削夺其权”;以枢密院与中书并称二府,即“夺其精兵”;设三司总理财政,即“制其钱谷”。也许,这是作为这一纲领的始作俑者,其后久居相位的赵普所始料未及的。
三大纲领后来也贯彻在地方政权上,虽然这种运作已在太祖朝之后,我们且在这里一并交代,顺便把宋代政区也作一介绍。宋代一般被认为是二级政区制:即县为二级行政区划;府、州、军、监为一级行政区划。一级行政区以州最普遍,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尽罢天下节镇所领支郡,全国诸州都直属中央,通判成为分知州之权的副长官。在一级行政区中,府的地位最尊最重,都城(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和南宋的临安府)和陪都(北宋的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称为京府,其他则称次府。府都是由州升格而来,升格的原因除地理位置重要外,主要是皇帝未即位以前的封地或在该州任职的缘故,或因皇帝驻跸而升。直属于路的军,地位与下州相似(另有隶于府州的军,与县同属二级政区)。监专为管理矿冶、铸钱、产盐等区域而设,兼治民政,直属于路的监地位与下州仿佛(另有隶属府州的监,则与县同级)。关于路的性质,虽有学者认为是一级政区,但一般认为路只是中央派出的监察辖区,不属一级政区。
宋太祖时,承袭唐制,全国分十三道,诸道设转运使以总财赋,旨在削夺藩镇的钱谷之权。太宗时,转运使在掌管一道财赋之外,还担负起监察的职能。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全国划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等十五路,路正式取代道。其后,路屡有分合,京东、河北、淮南、江南路各分为东、西,京西路分为南、北,陕西路分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西川路与峡路分为成都、利州、梓州、夔州四路,至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全国增至二十三路。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设京畿路,全国为二十四路。
宋代路级机构名目颇多,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
漕司是转运使司的简称,是最先设置的重要路级机构,其长官为转运使,如前所述,其目的在于对藩镇起“制其钱谷”的作用。
宪司是提点刑狱司的简称,太宗时始设,长官称提点刑狱,初为转运司的附庸,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成为监察一路的最高司法官员。
仓司是提举常平司的简称,正式成为独立的监司机构在神宗熙宁初年,长官即称提举常平,掌管一路常平新法和水利、茶盐等事。
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分掌财赋、刑狱和常平新法,并监察所属州县的官吏,故也统称监司。
帅司是安抚使司的简称,长官称安抚使,原为为诸路灾害或用兵而派遣的专使,真宗以后渐成为专治一路军政和治安的长官,往往由这一路分的帅司所驻州府的知府或知州兼任。
漕司、宪司和帅司的路分有时并不尽同,例如元祐元年(1086年),漕司为二十三路,而宪司仅十八路,政和元年(1111年)漕、宪二司都是二十四路,而帅司倒有二十八路。即便漕司、宪司和帅司的路分相同,其各自的治所也不一定同在一处,如以政和元年的京东西路为例,漕司治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宪司治济州(今山东巨野),帅司则治郓州(今山东东平)。前述北宋十五路、二十三路和二十四路,都指的是转运司路。
乍一看去,路级机构给人以叠床架屋的感觉,实际上正体现了宋代地方行政贯彻三大纲领的特点。太祖、太宗朝,转运使逐渐拥有比较完整的治理一路的权力,成为一路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说,宋初的转运使实际上是汉朝的刺史、唐代的藩镇在新时期的翻版。正是看到这点,才有其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安抚使的设立,将有关权力依次从转运使那里剥离出去,彻底杜绝了路级长官重蹈前代藩镇覆辙的可能。
漕、宪、仓、帅四司是并行的路级机构,各司其职,互不统属,不但监司之间互不统属,帅司与监司之间也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不仅如此,宋代实行路级长官互察制度,内容包括监司之间的互察、帅司和监司的互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使任何路级长官都不可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局面。
三大纲领对宋代削夺藩镇权力、分割宰相权力和制约路级权力,都起了不可替代的指导性作用,仅凭这点,赵普就无愧是见识透彻的政治家。
宋太祖以一军旅武将夺得天下,在位十六年,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基本统一了南方,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强化了中央集权,彻底消弭了中唐以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动乱因素。太祖不仅为赵宋王朝,也为其后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一笔不可缺少的政治遗产,宋代以后的统一王朝没有再出现分裂割据局面,这笔政治遗产是大起作用的。王夫之在《宋论》里认为,宋太祖的功业“固将夷汉唐而上之”。《宋史·太祖纪》也以为:“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还说太祖作为创业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与其他开国帝王相比,宋太祖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治国与为人也自有特色和魅力。
太祖虽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只有书籍数千卷,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他答:“蒙用为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故而聚书观看,就为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
太祖文化水平较高,也能吟上两句诗,有一首咏《日》:
欲出未出光辣达,
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
赶却残星赶却月。
简直是他立志君临天下的自白,充满了王霸之气。
有时候,太祖也会说两句文人的好话。乾德三年平蜀不久,他发现一面后蜀的铜镜铸刻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乾德是北宋的年号,太祖大惑不解,翰林学士窦仪说:“前蜀王衍也用过这一年号,一定是那时所铸。”太祖感慨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正因如此,后人都以为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是太祖定下的。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出于防范的需要,贬抑武人是宋初的基本方针,其后也成为宋代家法。由于贬抑武人,势必擢用文士,相形之下文人身价似乎大涨。而太祖实际上是抑武而并不太重文的,他对赵普有段话道出个中心思:“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说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像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有一次,太祖指着朱雀门上的题额问赵普:“为什么在‘朱雀’后加个‘之’字?”赵普说:“语助词。”太祖轻蔑地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言谈之间掩饰不住对文人的鄙视。
有人把太祖誓碑作为其重文的论据,这也值得斟酌。建隆三年,太祖曾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一誓碑,规定今后凡太庙祭奠或新天子即位,都必须恭读三条誓词,除“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还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条,固然反映了太祖的宽容与自信,但恐怕主要还是认为这些文人成不了大害,完全可以宅心仁厚,不开杀戒。大体说来,重文与抑武相结合,成为不可分割的宋代家法,当在太宗时代。
禅代以后,太祖拜见母亲杜太后,太后愀然不乐地说:“我听说做皇帝难。如果统治得其道,则被人尊崇;如果一旦失控,要求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这就是我担心所在。”太祖恭谨地表示受教。在其后治理朝政中,太祖还是十分注意“治得其道”的。
即位不久,一天罢朝,他久坐便殿,沉默不语,内侍问他何以闷闷不乐,他说:“你以为皇帝那么好做吗?早朝时,由着性子办了一件事,想起来有误,故而不快。”开宝元年(968年),皇宫修缮完毕,各道正门都在中轴线上,太祖端坐寝殿,命诸门洞开,一无遮蔽,得意地对左右大臣说:“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可见!”这话当然有自夸的成分,但敢于自夸,至少说明他心思不太邪曲。
太祖在禅代以后,优待礼遇后周世宗的子孙,在平定南方各国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都是少有其比的。据说,太祖入宫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大臣如何处理,赵普主张处死,潘美后退不语。在追问下,潘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共事世宗。劝陛下杀,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表示:“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我不忍作这等事。”因而他立下誓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后蜀既平,太祖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说:“蜀道千里,而孟昶王蜀三十年,人心难测。请擒孟氏而杀其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这事颇详,并盛赞“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其实,太宗还是杀降的,南唐后主李煜即被他鸩杀,赵翼失于考证,谬加称誉。而比起历史上那些杀降王、诛功臣的开国君主来,太祖还算是处置得当的。
太祖为人豁达自信,往往以此高人一头。既得天下以后,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发迹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说:“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前说起类似的话。
有一次,一个军校献手挝给太祖,说明挝首就是剑柄,有利刃暗藏其中,平时可以当手杖,危急时可以防不测。太祖大笑着把手挝扔到地上,说:“让我亲自使用这玩艺,事态要到什么程度?到那种时候,这玩艺还能管用吗?”
正出自这种个性,太祖能知人善任,任人不疑。他曾慨叹:“安得有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赵普说:“恐怕维翰还在,陛下也不会用。”因为桑维翰贪钱好货。太祖说:“苟用其长,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他十万贯,就撑破屋子了。”实际上他对赵普就是如此做的。
有一次,吴越国主钱俶遣使送海产十瓶给赵普,放在廊下,恰巧太祖驾临,问及何物,赵普答以海产。太祖说:“这海产必佳。”即令打开,见满瓶都是瓜子金。赵普惶恐顿首,说自己不知底里,否则一定奏闻谢绝。太祖笑道:“受之无妨。他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书生作主。”一笑之间化解了一件可以问罪的大事。
太祖自奉节俭。他在战利品中见到孟昶所用的七宝装饰的溺壶,感慨地说:“用七宝装饰这家伙,该用什么盛饭呢?所为如此,不亡何待!”立即命人将它砸碎了。他的爱女穿着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太祖让她不要再穿,对她说:“你做公主的一穿,宫闱贵戚争相仿效,京城翠羽的价钱就会大涨。小民逐利,辗转贩易,捕捉伤生,由你而起。你生长富贵,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有一次,宋皇后对他说:“官家做天子日久,何不用黄金装一乘肩舆,乘坐出入?”太祖说:“我以四海之富,即便宫殿都以金银装饰,也办得到。但想到我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训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倘若只想厚自奉养,让天下之人怎么拥戴你呢?”自奉节俭虽非帝王大德,但也可折射其为人治国的某一侧面。
也许正因如此,太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严加惩治。据统计,太祖在位期间因贪污受贿处死的官吏达二十八人,处死方式有杖死、弃市、凌迟等极刑,级别则有郎官、刺史等。《廿二史札记》有《宋初严惩赃吏》条罗列详尽,并探其缘由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作为武将出身的帝王,太祖自有粗暴横戾的一面,但他决不是一个率性而为的暴君,能适时适度地控制自己的脾性,接受正确的劝谏。一次,他在后苑弹鸟,有臣下称有急事求见,所奏却是常事,太祖怒问其故,那人说:“我以为比弹鸟总要紧急些。”太祖大光其火,拿起手里的柱斧柄撞他的嘴。那人慢慢捡起被撞落的两颗牙齿,放进怀里。太祖说:“你藏起牙齿,还准备告我吗?”答道:“我不能告陛下,自有史官记录这事。”太祖转怒为悦,赏赐给他金帛。
有一次,赵普曾荐举某人任某官,太祖不用。次日,赵普再奏,太祖仍不同意。第三天,赵普仍荐其人,太祖一怒之下撕碎了奏牍扔到地上。赵普神色不变,弯腰拾起退出。改日,赵普拿着补缀好的奏牍,再奏如初。太祖终于觉悟,起用其人。
又有一次,一个臣下按规定应该升官,太祖一向不喜欢这人,便不批准。赵普力劝,太祖发怒道:“我就不给他升迁,你能怎么办?”赵普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人的刑赏,岂能以喜怒来决定呢?”太祖怒不可遏,起身而去,赵普跟随其后;太祖入宫,赵普立在宫门旁,久久不去,太祖终于收回成命。有个性而不固执,也许是太祖性格中吸引人的地方。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死。老三即赵光义,后来继位为太宗,比他小十二岁。老四赵廷美比他小二十岁,与太祖、太宗都是同母兄弟。故事就在他们三兄弟之间展开。
陈桥兵变时,“市不易肆”,就是说士兵入城,秋毫无犯,这件事被理学家邵雍赞许为“唐虞而下所未有”。后来的史书说这是出自光义的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的约法立誓之举,以此烘托其高大形象。据记载,今已亡轶的《太祖实录》有新旧两本,旧本《实录》没有这一情节,而在新本《实录》中,光义不仅叩马进谏,而且成为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动者,以表明其继承太祖的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不过,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闻见录》里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说赵光义压根儿没参预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这事虽难详考,但说明现存关于宋太宗的官方记载,是做过手脚的。
自建隆二年(961年)起,光义担任开封府尹,主持京师达十三年,其官署号称南衙。他把一大批文武人才网罗进自己的幕府,有学者做过考证,其幕府拥有宋琪、石熙载、窦偁、柴禹锡、程德玄等幕僚六十六人。南衙仪仗每出行,灿若图画,京城人总赞叹道:“好一条软绣天街”。大抵说来,这十余年,光义韬光养晦,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赵普从乾德二年(964年)起也独相十年,权位在光义之上。他识见过人,对光义的动向与用心,不会没有察觉。因而自赵普独相以后,原先关系尚称密切的两人,形成了旗鼓相当的两大政治势力,不时地明争暗斗。
两人的政争围绕着光义继统问题展开,双方往往谁也不露面,只是采取打击对方亲信的手法进行。这里仅举一例。一次,开封府判官姚恕进谒赵普,恰逢赵普宴客,管门的没有通报,姚恕怫然而去。赵普知道后,立即派人道歉,他仍掉头不顾。仅仅因是光义幕僚,对宰相致歉也不领情,其气焰可见。赵普也怀恨在心,借机将他调任澶州通判,即便光义挽留也不买账。数年后黄河在澶州决口,姚恕被找到了碴,赵普以不及时报告水情为由,将他身穿朝服斩首弃市(暴尸街头),再投尸黄河,既出了口恶气,又打击了光义的势力。
不过,太祖晚年对赵普的独断专行也深为不满,但赵普勋望卓著,对他处置尤须谨慎。这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因与赵普不和,每见太祖就攻击他。而赵普一方面因敢作敢为,树敌过多;一方面贪财好货,营邸店,夺民利,把柄不少。开宝六年(973年),太祖一方面扩大参知政事薛居正和吕余庆的参政权力,以分割其相权;一方面亲命重选中书堂后官,削去其心腹。
这年八月,赵普罢相。时隔一月,赵光义进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已有继位人的地位,后周世宗继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这两件事前后相接,表明光义久久不能确立为太祖继承人的地位,与赵普是有关的。在此且来探寻其间的蛛丝马迹。
其一,先从太宗的言行看。据官史记载,赵普死后,太宗曾对近臣公开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据《玉壶清话》,太宗贬谪赵普政敌卢多逊后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竟使太宗不能释怀如此,几欲开杀戒,不妨征诸野史。据《丁晋公谈录》,太宗继位不久,突然漏出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原来赵普是太宗继位的阻挠者,也难怪太宗耿耿于怀。
其二,再从赵普的言行看。他在罢相后的奏章里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他想撇清曾在太祖面前议论过的事,是很正常的,因为罢相即意味着否定他的议论,意味着光义将正式确立准皇储的地位,为将来身家性命计,他也必须撇清。但据《曲洧旧闻》说,世传太祖作出这一决定时,只有赵普“密有所启”,明确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从太宗再用赵普诘问往事时他的答语也可推知:“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犹如今言“就见不到您光辉形象啦”)。然先帝已错,陛下不得再错。”凡此都透露出赵普和光义在继位人问题上有着解不开的过节。
光义虽说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这时太祖的儿子德昭二十六岁,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失德,也完全可以做皇帝。而且,太祖晚年与光义也是颇有矛盾的,他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何况在历史上,皇帝临终易储,也不是没有先例。因而,对光义说来,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太祖死于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十九日晚上,天气陡变,雪霰骤降。太祖命召光义入大内,酌酒对饮,宦官、宫嫔都退下了。远远地只见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有所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忽见太祖手持柱斧击地,大声对光义说:“好做,好做!”便解带就寝,鼻息如雷。
烛影斧声 公元976年十月十九日晚,风云突变,大雪飞降,寒气逼人。宋太祖赵匡胤命弟光义入大内,摒退左右,畅怀对饮。人们通过窗户只见室内烛光明亮,人影移动,似是光义忽离席忽入席,或作退避谦让之状,令人疑惑不解。三更时分,兄弟饮罢,只见太祖高声对光义说:“好做,好做!”还不断手持柱斧击地,后遂解衣入寝。四更左右,太祖暴毙。次日光义宣布即位。史称“烛影斧声”。此乃天下一大疑案。
次辰四更,太祖暴死。宋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召赵德芳。王继恩自以为太祖素来打算传位给光义,竟敢不宣德芳,径赴开封府召晋王光义。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德玄坐在府门口,便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召,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此情况,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
继恩感到怪异,便告以宫中大事,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大惊,犹豫不行,声称要与家人商议,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继恩欲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直接进去,何待之有?”三人俱至寝殿。
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说:“晋王到了。”宋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马上改口喊官家,说:“我们母子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光义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就即了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烛影斧声下太祖的猝死和太宗的继位,其内幕究竟如何,这是千古难解之谜。以上叙述,出自《续湘山野录》和《涑水记闻》,后者出自北宋史家司马光之手,他可不是一个热衷小道的史家。南宋史家李焘订正了王继恩(原作王继隆)和程德玄(原作贾德玄)的姓名出入,把这两条记载编入他考证严谨的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越是难解之谜,越是引起人们的兴趣。自元代以后直至上世纪末,史家对这一疑案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派认为,太宗继位并不存在篡弑之事;另一派以为,太宗怀有阴谋,做过手脚,至于其阴谋程度又有各种不同意见。那么,事实究竟可能是怎样呢?
其一,太祖显然属于非正常死亡。太祖在席上对光义连说“好做”,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为“好好做”,一为反语“你做的好事”,李焘改成“好为之”,只有前者之义,并不妥当。倘是后者,光义当时做的是什么“好事”,却不得而知。倘据史料,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精力充沛,频繁出巡,甚至远至西京洛阳。而且迟至十月的十几天里,史书也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故太祖猝死,显然不是因病。有人推测他是饮酒过度而一夜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是有节制的,故贪杯猝死的论据有所不足。倘说因酒致死,这次是与光义共饮,太祖死于酒而光义无恙,只可能光义上下其手。太祖是否发现这点,才大呼“好做”的呢?
其二,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太祖死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的亲信程德玄友善,十九日晚上来见德玄,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太宗。太宗命令将他看管起来,即位以后才将其放出。马韶的消息肯定是太宗亲信走漏的(也许就是这个程德玄),为防止他在事成之前泄漏天机,只能把他关起来。这也说明程德玄完全预知即将到来的政变。除光义本身,德玄应是这幕闹剧里最知情的人,他在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是代光义静候宫中好消息。否则,既然担心光义有急病,却不入府视疾,在风雪之夜傻坐在府门口,无论如何难圆其谎。而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宋皇后的旨令,不召赵德芳,当光义故作姿态时又心照不宣地提醒他“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两人也显然有事先的默契。光义对宋皇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保富贵”,也表明他早知此事,有备而来。
其三,从宋皇后的言行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逆取。宋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不宣光义,而宣德芳,一方面表明太祖没有关于传位的遗诏,至死也没有确定光义就是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者;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太祖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可能与昨夜的饮酒有关,故而不召光义。只有这样,当召来的是光义时,她才可能大惊失色,竟顾虑自家母子性命不保了。否则,太祖正常死亡,光义正常继位,她就没有必要多此一虑了。
总之,这一疑案稍加追究,就发现太宗问题多多,他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当然,其中细节也许永远是谜。据《烬余录》,后蜀花蕊夫人在亡国以后被召入太祖后宫,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酒酣,光义见太祖已睡去,呼之不应,就乘机挑逗调戏花蕊夫人,太祖寐觉,即以玉斧斫地。倘真如此,太祖连呼“好做”,倒有了落实。但此说也只是可能有,而未必一定有。
有人误解史书所说的“柱斧”,猜测光义是用斧头劈死太祖的。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铜铁为材料,烛影斧声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绝不可能成为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不至于做得如此露骨。最有可能的还是酒里做手脚,且有史料说明太宗是精于此道的:《烬余录》说后蜀降王孟昶因其而暴卒,《默记》说南唐后主李煜被他在酒里下牵机药而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