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争权夺利几时休
——明成祖朱棣的御子之道

明成祖朱棣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四子朱高羲。除第四子的生母已无从考查外，其余三子都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女、朱棣的正宫娘娘徐皇后所生。几个儿子中，朱棣最赏识的是次子朱高煦，最宠爱的是三子朱高燧，而最不喜欢的恰恰是长子朱高炽。同朱高炽相比，朱高煦几乎处处见长：朱高炽体态臃肿、笨拙迟缓，朱高煦却身材高大、轻捷矫健；朱高炽不善骑乘，朱高煦却长于此道；朱高炽为人内向，木讷凝重，朱高煦却为人狡诈，巧舌如簧。在日常事务中，朱高煦也比朱高炽更接近其父朱棣，并且常常不离左右。尤其是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煦作为朱棣的得力助手，以其勇猛善战而为朱棣的成功夺位帮了大忙：白沟河一战，朱棣被南军瞿能追杀，千钧一发之际朱高煦率精锐骑兵直冲过来，斩杀了瞿能父子，使燕军反败为胜；东昌之役，战败的朱棣只身逃走，正赶上朱高煦率军前来打退了南军；浦子口一战，朱棣被盛庸打得惨败，几乎萌生了议和北撤的念头。绝望之中，又是朱高煦率骑兵来援，与朱棣合兵一处，拼死作战，才打退了盛庸的部队。由于朱高煦曾多次于危难之中为朱棣解围，并且在整个“靖难之役”中战功卓著，因此朱棣格外看中朱高煦，认为他和自己一样英武有为。在一次朱高煦解围得胜后，朱棣拍着朱高煦的肩膀鼓励他好好干，并颇为含蓄地提到藩王继承人——朱高煦之兄朱高炽的身体不好，暗示朱高煦有希望被立为继承人。甚至在反败为胜后，朱棣还亲口许诺朱高煦：将来如果得了帝位，将立他为皇太子。朱高煦对自己的雄武也颇为自负，一心想效法唐太宗李世民，自以为将来继承皇位已不在话下。

朱棣的第三个儿子、朱高炽的三弟朱高燧也是个精灵人，虽然比不上朱高煦那样战功卓著，但比起大哥朱高炽却能干得多。朱高燧的胆量不如朱高煦，但谋夺帝位的心思与干劲却一点不比二哥差。加上朱棣最宠爱朱高燧，他便伙同二哥朱高煦，想方设法陷害大哥朱高炽，企图把朱高炽挤出皇太子的候选人范围之外，以便自己取得皇储的地位。

朱棣的长子朱高炽虽然不像两个兄弟那样受到父亲的赏识和宠爱，但作为皇太子的候选人之一，他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是朱高炽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册封的燕世子（即燕王藩位继承人），二是他曾于“靖难之战”中率北平的守军抵御了李景隆五十万南军的进攻。这两件事都是朱棣选择皇太子时不容忽略的。朱高炽不如二弟那样雄武凶悍，却也有他的长处，为人颇有些大智若愚，做事有板有眼，温仁宽厚，为此得到许多人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称许。洪武后期，朱元璋为了考察他的孙子们，常把他们召入京师，让他们在那里读书并就近做点事，借以查看他们的人品、才干。一次，朱元璋召来了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个儿子，和朱高炽一起去检阅京营军。那三个人都忙着去检阅，要以办事迅速见赏于皇爷朱元璋。只有朱高炽仍和平时一样不紧不慢，比前三个人检阅都晚。皇爷朱元璋问起他迟到的原因，朱高炽回答：“天太冷，我让他们吃过早饭再检阅，所以迟了。”他之所以检阅迟到，也许是因为他做事一向迟缓所致，上述的话不过是临时的饰词。但这话却使朱元璋很满意，他认为朱高炽肯爱护军士，能为别人着想，是一种可贵的品德。还有一次，朱元璋把一些奏本交给朱高炽，要他代为分拣一下，将重要的先送上来。朱高炽选了一些与军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奏本送上来，这就先投合了皇爷朱元璋的心意。奏本中有些错字没改，朱元璋为他指出来，并问他：“你大概没有看见吧？”朱高炽或许做事马虎真没看见，或许有意这样顾大局而不拘小节，但他的回答却很妙：“我不敢马虎，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小错处实在不值得给皇爷您添麻烦。”这句回答赢得了朱元璋的欢心，他更增强了对朱高炽的好印象，觉得朱高炽真是个善于辨别轻重缓急的人。加之朱高炽又是燕王朱棣的长子，因此，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亲自册封朱高炽为燕世子。

朱棣夺得皇位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按照封建王朝的惯例，新皇帝登基之后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一就是册立皇太子，选定皇位继承人，这是关系到最高领导权是否能平稳过渡到接班人手中、封建统治是否能安定的重大问题。正常情况下，新皇帝登基几个月内即册立皇太子，除非没有子嗣。可是朱棣当了皇帝之后，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的后几个月到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前几个月，前后近两年的时间内未立太子。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群臣第一次上表请立太子，永乐帝朱棣不同意，讲了一番大道理，还说眼下正是皇长子“进学之时”，要等他“智识益充、道德益进”时再讨论立太子之事。言外之意，皇长子朱高炽的见识和道德水平都未达到做太子的标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三月，文武群臣再次上表请立皇太子，朱棣仍然不同意，重复了前一次的训话，认为皇长子“智识未广，德业未进”，不可能在短期内肩负起皇太子的重任。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朱棣的兄弟周王上表请立皇太子，朱棣照旧不同意，借口皇长子德学“有成而后正名，未为晚也”，堂而皇之地拒绝了周王的请求。半年之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九月，镇守贵州的镇远侯顾成在上书言事中，附带一句请尽早册立皇太子，朱棣可能有些不耐烦了，对顾成只是赏赐褒奖一番，对立太子一事竟只字不提，未置可否。与此同时，仍将皇长子朱高炽留在北平，而未将其召至当时的首都南京。

种种迹象表明，朱棣当时不太想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却很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除了朱高煦战功卓著颇受朱棣的赏识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朱棣本人是凭借武力夺取皇位的，已经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只有嫡长子才能继位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为册立朱高煦做太子提供了实际依据。同时，立朱高煦为太子，对武力夺位的朱棣政权也能起到支持和巩固的作用。但这样做势必违反封建社会的传统礼法，因而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最终未能实现。

文武群臣中，围绕着立朱高炽还是立朱高煦为太子的问题，大体上分成两派：淇国公丘福、驸马都尉王宁等人为首的部分武将主张拥立朱高煦为太子，他们认为朱高煦的战功高，理当立为太子。这些人几乎都是同朱高煦一起出生入死、征战多年的患难战友，当然希望朱高煦能继承皇位，以巩固和提高他们在朝中的地位；金忠、解缙、黄淮、尹昌隆等大部分文臣则坚决主张拥立皇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尽管当时这些人与朱高炽并没有更深的私人交情，但他们普遍认为朱高炽的个人条件更适合于做一个具有儒家理想色彩的皇位继承人。

朱棣向大臣们征求意见，立谁为太子最合适。这一举动显然已暴露出朱棣本人的倾向性意见了，那就是他想借此来暗示臣下，要立朱高煦为皇太子。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朱棣想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根本就不必征求大臣的意见。朱棣的心思首先在大臣金忠、解缙那里得到了证实。兵部尚书金忠是朱棣的心腹重臣，对朱棣“知无不言”，在淇国公丘福等人极力推举朱高煦为太子时，他就坚持主张立朱高炽为太子，并在朱棣面前列举古代家族嫡系和旁枝的事例，说明不能立次子的原因。朱棣不满地同金忠争论起来，却又驳不倒他，只好转而征求另一位重臣解缙的意见。解缙早有成见，直言不讳：“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这话显然不对朱棣的心思，朱棣拉长了脸，一声不吭。解缙急了，一边向朱棣大鞠躬，一边说：“好圣孙。”解缙抬出了朱棣最喜欢的皇长孙朱瞻基来为朱高炽争取太子的地位，等于挑明了一个最起码的事实：要传位给皇长孙朱瞻基，就必须先传位给他的父亲、皇长子朱高炽，而不能传位给次子朱高煦。这个道理朱棣自然明白，因此解缙的话很可能使朱棣深受触动，他不禁向身边鞠躬未起的解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解缙的这一招比金忠更有效，册立皇太子一事就这样基本上定了下来。朱棣又征求黄淮、尹昌隆等人的意见，二人事先已得到了金忠的情况通报，自然与金忠、解缙的看法一致。朱棣这才下决心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

在此之前，有一次诸臣应朱棣之命为“虎彪图”题诗，图中画的是一只猛虎带着几只小虎，“作父子相亲状”。解缙才思敏捷，提笔在纸上写成绝句一首：“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永乐帝朱棣看了解缙的诗，颇为理解其中的含意，立即下令召还远在北平的长子朱高炽，准备立为太子。有人还为朱高煦申请，朱棣便说他认为朱高炽坚守北平的功绩高于朱高煦前线作战的功绩，表示遵守封建礼法的嫡长继承制，并强调了朱高炽的继承地位是太祖确立的。这番话是朱棣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的关键性表态，别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朱棣正式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

与此同时，朱棣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为云南；封朱高燧为赵王，封地为河南彰德。朱高煦虽然是太子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但他为人狂傲，凶暴强悍，对兄长全无仁爱之心，行为不法，又受到朱棣的偏爱，因此在群臣之中不甚得人心。有一次，朱高煦跟随朱棣外出打猎，他射中的猎物最多，并常常一箭射落同枝二鸟，赢得了朱棣的赞赏。可是解缙不以为然，他从旁对朱棣说：“所谓贤王，是那种孝友仁慈、为藩国之长的人。拉强弓射中飞鸟，不过是一个力士的技能。请陛下不要在这方面夸奖汉王。”解缙的话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朝中重臣的意见，这些人饱受封建传统教育，又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很难接受像朱高煦这样的狂傲武夫来做他们未来的最高领导人。朱高煦原以为太子非自己莫属，况且已有父亲的许诺，没想到父亲竟立其兄高炽为太子，自己的打算落了空。朱高煦不肯就此罢休，下决心要同朱高炽争个高低。朱高煦十分崇拜唐朝以武力夺取兄长的太子地位、后来成为一代名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希望自己也能像李世民一样夺取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将来称帝。在实际事务中，朱高煦为此步步做好准备，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朱高煦的封国在云南，远离京师，自然不能有效地进行夺位活动，因此他迟迟不肯赴云南封地，大发牢骚：“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听了很不高兴，亲王的封号和封地都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并非因为犯了罪才封得远。但将朱高煦的封地定为云南，又确有使其远离京师、避免与太子争位的含意。朱高煦赖在南京不走，太子朱高炽为兄弟求情，朱棣勉强同意朱高煦暂留京师。朱高煦虽然输掉了一大回合，但他知道只要不离开京师，与其弟联手打击太子，保持住父亲朱棣的赏识与支持，就有希望最终击败太子朱高炽，夺位成功。因此朱高煦留京后，经常自比唐太宗，以抒发自己争夺皇位的“豪情”。朱高煦还利用一些机会壮大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在实际上更像李世民。朱高煦请求增加护卫兵力，得到天策卫为护卫，十分狂妄地说：“唐太宗当年就是天策上将，如今我得到了天策卫，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按朱高煦的估计，他本人必是未来的唐太宗李世民，而其兄太子朱高炽则必是被赶下台的太子李建成。闲暇之际，朱高煦写下了“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冻”一类的诗句，用历史上命运不佳、下场不妙的皇太子来影射其兄太子朱高炽，嘲笑他的恭顺无能。

在永乐帝朱棣当政的二十二年中，皇长孙朱瞻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一直是大明帝国不容置疑的候补皇帝，他的父亲皇太子朱高炽却不断受到打击和限制，直至永乐帝朱棣去世。朱瞻基的二叔朱高煦则由于争夺皇位的活动给中央皇权造成了威胁，受到了朱棣将其流放乐安的处置。朱棣、朱高炽、朱高煦、朱瞻基祖孙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几乎贯穿永乐一朝的始终。

自从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后，其弟朱高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并总想寻找机会搞垮太子，以便自己夺取皇位继承权。永乐帝朱棣自然了解这一切，当年他曾对朱高煦许下“靖难”成功即立他为太子的诺言，如今却未能兑现，自己也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作为一种补偿和安慰，朱棣对朱高煦是颇为宠爱和纵容的，除了批准他的各种请求外，还使他享受的礼节和待遇大大高于普通亲王，甚至接近或超过皇太子。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的势力都在不断增长，尤其是朱高炽的势力增长很快，甚至与老皇帝朱棣的权力范围发生了碰撞。因此，朱棣便利用自己的威势和权术来驾驭朱高炽和朱高煦兄弟二人。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以后，朱棣由于准备迁都北京和亲征漠北将要长期离开南京，他让皇太子朱高炽于南京监国，并选了朝廷要员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谕德兼翰林侍读杨士奇辅导朱高炽监国。朱棣命人制订了较为详细的监国方案，其中规定，除了文武官员的任命、邻国使臣的朝贡和边境军队的调发必须请示朱棣之外，其余的日常事务都由朱高炽处理，不必请示。可见朱棣是将人事权、外交权和调兵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将其余的权力下放给太子朱高炽。但即使如此，太子朱高炽的手中也有了很大的权力，再加上有人事、军事等重要部门的实权人物的辅佐，因而他很快就成为大明帝国中仅次于朱棣的第二号人物。朱棣不在南京，太子朱高炽就暂时成为主持帝国政务的最高首脑。朱高炽是个有思想、有见识又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人，在受命监国之后，他便力求运用权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朱高炽毕竟只是监国，他行使权力的范围再大，也只是在朱棣的权力范围之内，而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加上这些权力是朱棣分发给朱高炽的，朱棣拥有收回这些权力的权力。因此，当朱高炽行使权力不可避免地与朱棣发生冲突时，猜忌专断的朱棣便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击。

朱高炽监国不久后的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四月，苟且贪婪的刑部尚书刘观因过被太子朱高炽所斥责。朱棣在外地听说后，立即致信朱高炽训斥道：“朕命你监国，凡事必须宽大，不要急躁。文武群臣都是朕任命的，虽然有小过失，但不要当场使他们丢面子，也不要偏听偏信，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来对待别人。”这番话表面看来似乎是告诫朱高炽宽以待人不要急躁，但真正含义却非常明显：文武群臣都是我朱棣任命的，你作为太子根本无权管束。

朱棣对朱高炽监国不太放心，力图将太子的一举一动都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北巡不久，朱棣即指示辅导太子监国的蹇义等四人，让他们传令六科，将太子裁决庶务的情况逐月详加记录，毫不隐瞒地全部报告给他，并举例说赏一个人为何而赏，罚一个人为何而罚，为何罚后又饶恕一个人，都要加以记录和上报。因此，太子朱高炽名义上是受命监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朱棣势力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处境十分为难。

同时，朱高炽虽被立为皇太子，但老皇帝朱棣对他的恶感与偏见并未因此而改变，反而有所加剧。加上朱高炽本来就不善迎合其父，因此他的政治活动几乎时时处处引起朱棣的不满。这一切都为朱高煦打击和排挤太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每当朱棣对朱高炽表示出不满时，朱高煦就在一旁别有用心地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并勾结朱棣的左右侍臣散布流言，以激怒朱棣惩治朱高炽及其东宫官属。太子周围的许多官员先后被下狱或处死，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北京刑部左侍郎冯京因竭诚辅佐皇太子受到朱高煦的嫉恨，终于遭到朱高煦的诬陷而被朱棣囚死狱中。解缙至京奏事，正赶上朱棣离京北征，只好拜见皇太子后离去。朱高煦早就恨透了这个力保朱高炽为太子的大臣，于是向朱棣挑唆：“解缙是趁你不在才进京私会太子的，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回去了，根本没有做臣子的礼貌。”朱棣听后不禁暴怒，借故将解缙下了狱，后来终于被杀。

在打击太子的活动中，朱高煦是急先锋，他的小弟朱高燧也不甘落后，常常伙同其兄一道上阵，向太子进攻。他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朱棣的支持和纵容，因此形成了一股反太子的政治势力。朱高煦很是得意，他认为如果朱棣发怒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废掉太子，让他继承皇位。可惜好景不长，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八月，受命北征的淇国公丘福全军覆没，本人被执杀。丘福是永乐朝位列第一的开国武臣，是朱高煦争夺皇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朱高煦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同朱高煦联袂上阵倾陷太子的赵王朱高燧也因干了许多违法之事而受到朱棣的严厉惩治，太子朱高炽则在朱棣面前全力解救他，保住了他的亲王职位，因此朱高燧倾陷太子的行为大为收敛。朱高燧的败阵同样使朱高煦的势力受到削弱，但朱高煦的性格颇像其父，很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干劲。他并未因丘福和朱高燧之事而收敛自己夺位的野心，对太子朱高炽及其官属的攻击反而更为起劲。

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朱高炽的处境更加为难。朱棣曾委婉地提醒朱高炽，他把江西人王高提升为户部侍郎是违反了太祖定下的江西人和浙江人不许在户部做官的祖制的，但没有因此严厉斥责朱高炽。有人据此认为朱棣对朱高炽是信任的，但其实并不尽然。朱棣对朱高炽这次明显的失误并未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相反对朱高炽并未失误的政治活动反而毫无原则地大加干涉，甚至近乎病态。朱棣北征回京后，对他离京期间太子朱高炽的监国做法大加更改，太子原来的许多处理被否定，毫无必要地造成了政治上的反复和不便。大理寺右丞耿通实在看不下去，几次向朱棣劝道：“太子的做法没什么大错，可以不必更改。”话说得在理，朱棣不好反驳，但内心却极为不满，很想找个机会狠狠惩治一下耿通。有人乘机上告耿通受人请托故意放走罪人，朱棣不问真假，暴怒异常，命令都察院会同文武大臣于午门审讯耿通，并咬牙切齿地说：“必杀（耿）通无赦！”蹇义等众臣不敢不从，只好判耿通有罪当斩。朱棣似乎未解心头之恨，仍然厉声喝道：“耿通破坏祖法，离间我们父子，不能轻饶了他，一定要让他受极刑！”朱棣加给耿通的罪名并不属实，他自己倒是一副被人揭了短而恼羞成怒、蓄意报复的嘴脸。

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八月，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借口太子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并且奏书中的措辞欠妥，便在朱高煦的谗言煽动下传令逮捕了辅导太子监国的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迎接圣驾的早晚和奏书措辞如何本来就不是什么要紧之事，但朱棣偏偏要为此大动干戈，可见他是存心想借此来教训一下太子朱高炽。受到关押的人中，蹇义和杨士奇被先后释放复官，杨溥、黄淮等人则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为了保护太子朱高炽，杨士奇被迫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对朱棣说：“皇太子非常孝敬忠诚，这次迎驾迟缓，都是我等之罪。”朱棣的怒气方才有些缓和。像这样为一点小事就大规模地关押太子的官属，在整个明代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朱棣与朱高炽的父子关系因为政治上的权力斗争而变得很不正常，朱高炽虽然身为皇太子，却总是生活在老皇帝朱棣的阴影之下，他与朱棣的父子关系几乎完全服从于封建的君臣关系，是一种被扭曲、被异化了的关系。经过永乐十二年的事件之后，太子朱高炽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但是另一方面，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之后，随着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并在政治舞台上频频露面，使得太子朱高炽受到削弱的势力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补偿和加强。皇太孙朱瞻基坚决站在父亲一边，回击朱高煦的挑战。朝廷时常举行拜谒太祖孝陵的活动，按照地位的排列顺序，太子朱高炽走在前面，两位亲王朱高煦和朱高燧跟在后面，他们的后面则是皇太孙朱瞻基。太子朱高炽过于肥胖，腿脚也不利索，左右两个太监搀扶他走，上下台阶时仍不免要跌倒。朱高煦跟在朱高炽身后，看到这位皇太子竟如此狼狈，不觉把心里默念着的话说了出来：“前人跌跤，后人知警！”谁知紧跟在他身后的朱瞻基马上接口高声说道：“后面还更有人知警呢！”朱高煦回头看到朱瞻基，不禁大惊失色，他或许觉得走在前面的长兄倒还不难对付，而身后这位侄儿皇太孙倒让他有些发怵。朱瞻基为人机警，精于骑射，只怕将来不好对付。

朱瞻基虽然经常跟随祖父朱棣离京出巡，与朱高煦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但对这位二叔的为人和野心却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只要朱高煦出现，朱瞻基那双机警的眼睛就时刻注意着他，并随时准备出击，以挫败朱高煦，保护父亲。这次朱高炽、朱高煦和朱瞻基等人的谒陵活动，倒像是一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精彩画面。

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将朱高煦的云南封地改为青州，并催促他赶赴藩国，但朱高煦仍然赖在南京不走，从军事上和经济上来扩充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夺取皇位做准备。朱高煦乘朱棣出巡，以超常的量器收取禄米，教唆他的护卫官军强抢官民商人的财物，无人敢管。尔后，朱高煦又私选各卫健卒，府中又私募军士3000人，不在兵部落籍。此外，朱高煦还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为草场，纵容卫士于京城内外劫掠，“肢解无罪人投之江”。兵马指挥使徐野驴管束这些人，惹怒了朱高煦，他抡起铁瓜打碎了徐野驴的脑袋。或许是朱高煦继承皇位的心情过于迫切，他竟然提前坐上了只有皇帝才能乘用的专车。

朱棣对朱高煦的不法行为及其野心已有所觉察，但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对朱高煦仍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朱棣回到南京后，向杨士奇征求意见，杨士奇列举了朱高煦的行为，指出朱高煦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建议朱棣尽早妥善处理。朱棣也感到事态严重，必须设法解决。不久又听说朱高煦“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朱棣勃然大怒，将朱高煦唤来痛斥一顿，并命人收了他的冠服，将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为庶人。太子朱高炽涕泪力救，才使朱高煦得免。朱棣对朱高炽厉声说：“吾为尔计大事，不得不割，汝欲养虎自遗患耶！”并告诫朱高炽：“汝若不从吾意，久当悔之。”但朱高炽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朱棣只好削去朱高煦的两支亲王护卫，遣送他到距离北京不远的山东乐安，对朱高炽说：“一旦朱高煦有变，可朝发而夕擒也。”至此，永乐大帝已经为其继承者粉碎朱高煦的叛乱做了必要的安排，朱高煦则完全丧失了朱棣的宠爱和支持，怨气冲天地来到乐安。

在处理朱高煦的整个过程中，皇太孙朱瞻基始终站在一旁，看着暴怒的祖父、流泪的父亲和不甘失败的二叔。据说朱高煦走后朱棣曾对朱瞻基说：“吾为君父在上，你二叔尚且胆敢如此猖狂，将来说不定会对你们父子干些什么。你要记住我的话，将来如果有人危害国家，你就要像周公杀管蔡那样，为国除害，这是圣人的做法。”这段话说得如此明显，可能是后人为称颂朱棣和朱瞻基而加进《实录》中的，不一定完全真实，但朱棣对朱瞻基谈过朱高煦有夺位的野心则确有其事。朱瞻基始终没有忘记皇祖朱棣的嘱托，更没有放松对朱高煦的警惕。

朱高煦被遣送乐安，朱高燧已败下阵来，暂时无人与朱高炽争夺太子的地位了。太子朱高炽的政治势力无形中又突显出来。但朱高炽的政治处境并没有因朱高煦的失败而有根本的改善，他仍然处于朱棣的高压政治之下。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年中，有个姓陈的千户由于擅取民财而被太子发配交趾立功赎罪，几天后太子又念其有军功而宽恕了他。有人乘机挑唆：“皇上定罪的犯人，太子居然设法放掉了。”这话强烈地刺痛了朱棣，他暴怒之下立即逮捕陈千户杀掉，并归罪于太子的官属赞善梁潜和司谏周冕不加谏止，逮捕了两人。朱棣亲自审问他们，尽管两人说明了事实，但朱棣仍然愤怒不已，最终将二人下狱杀掉。梁潜的妻子杨氏痛惜丈夫死于非命，悲愤过度，绝食而死。太子朱高炽眼看着忠于自己的部下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杀，自己又无法申救，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与忧愤。

这次事件发生后，朱棣再次对太子朱高炽产生怀疑。当年六月，他派遣礼部侍郎胡某巡视江、浙诸郡，借机调查和了解太子在南京的表现。胡某临走时，朱棣对他说：“听人讲太子干了许多失德之事，你到南京去可以多待一些日子，看他到底怎样，给我秘密奏来！”朱棣老眼昏花，迫切想从密探那里了解到太子的情况，因此，他特意叮嘱胡某：“奏书的字写大点，这样即使奏书晚间送到，我也能看清了。”

胡某到了南京，每天都随大家一起上朝，待了许多天，引起了杨士奇等人的怀疑。杨士奇催促胡某有公务在身，应该赶快走，胡则借口置办冬衣未完，又待了一段时间才离开南京。这也是个十分圆滑的高级官僚，胡某非常清楚，如果他秉承朱棣的旨意稍稍谈及太子的失误，日后太子当了皇帝决不会放过他；而朱棣又时常发病，不可能“万寿无疆”。于是，胡某便只将朱高炽孝敬谨慎的七件善事密报给朱棣，朱棣看后，对太子的疑虑才有所打消。

永乐中期以后，一些朝臣、宦官们奉承朱棣的旨意，流言中伤太子朱高炽，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朱棣竟听信流言，不断打击和教训太子及其官属，实际上助长了这种风气，使它得以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九月，朱棣再次听信流言，认为太子办事有误而归罪辅导监国的杨士奇，将其下狱。过了几天，礼部尚书吕震的女婿、户部主事张鹤早朝时礼仪偶有失误，太子由于吕震的缘故未加治罪。又有快嘴之人上告了朱棣，朱棣为此小事居然发怒，将不属于太子官属的吕震和吏部尚书蹇义一同逮捕下狱。不久消了气，朱棣又将这些人释放复职。

这次风波没有闹大，同时，永乐大帝朱棣的政治生命和对太子的高压政策也都接近了尾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朱棣在北征回师途中感到十分疲惫，便向杨荣等人表示，回到北京之后要将军国重务都托付给太子朱高炽，自己要安享晚年。不久，朱棣病死于榆木川。朱棣临终前的这番话，显然有不再越俎代庖干涉太子政务的含义，但是如果他的身体和精力不出问题，谁能保证他说的话不是空话呢？

事实上，朱棣对太子朱高炽的态度，以及对朱瞻基和朱高煦的态度，都同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条件以及朱棣本人的性格和心态有着深刻的联系。

朱棣北征或出巡，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手中握有很大一部分实权，周围又有一批权臣辅佐，因此很快便形成了一股不断上升的政治势力。这样一来，权力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甚至在几个时期内同时存在着南京和北京两个权力中心。这种情况的出现无形之中对老皇帝朱棣造成了一种威胁，自然会使猜忌专断、权欲极强的朱棣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于是，朱棣一方面对太子朱高炽采取限制和防范的措施，不断打击和削弱其势力，另一方面则有意纵容和厚待朱高煦，并在一定时期内让朱瞻基留守北京，让朱高燧负责北京的军务，实际上分散和减少了太子朱高炽的权力，以此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保持和维护朱棣自己的集权统治，同时也不断减少自己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保持了心理上的平衡。

尽管太子朱高炽的势力不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只要他监国的权力不被剥夺，他的政治势力便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朱高煦夺位活动过分露骨，为朱棣所处置，但朱棣对太子朱高炽打击削弱、限制防范的政策并未因此而改变。因此，朱棣在永乐十六年（公元1417年）和永乐二十年（公元1417年）又连续两次对太子的官属大兴问罪之师。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防备太子在其东宫官属的帮助下发动政变夺权，朱棣几次寻找借口挑起事端，重点是打击和关押辅导太子监国的权臣，以此来告诫这些人不可有非分之想，不能在朱棣生前拥立太子为皇帝。因此，众多东宫官属成了这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朱棣的统治和朱高炽的监国政治究其实质仍然是封建的君主政治，皇帝拥有绝对的很少受限制的权力，监国的权力仍是君主皇权的一部分，极为有限。况且，这种权力与帝王的政治权限根本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界限，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监国权力的这种伸缩性完全取决于握有绝对权力的老皇帝朱棣，他可以随意使用权力来打击和限制太子，关押和杀掉太子的官属。

许多人认为朱棣对太子朱高炽的打击和限制是有意废掉太子，史书上也说，朱高炽多次面临被废掉的危险。但从永乐一朝的情况来看，上述结论并不完全属实。朱棣在对朱高炽强烈不满、严厉打击他的时候，可能确实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但他始终没有这样做。况且，如果朱棣真的想这样做，就必须另外选择一个人来代替太子朱高炽。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朱棣的确曾纵容和厚待过汉王朱高煦，但绝不是培养朱高煦作为皇太子的候选人来代替朱高炽。由此可知，朱棣并不想从根本上废掉太子朱高炽，他一再打击太子及其官属的目的，不过是想限制和削弱其势力，使之不能不断地巩固和壮大，从而对自己造成威胁，这是朱棣对太子的长期斗争方略。因此，太子虽然连遭打击和限制，但其地位却仍较为稳固，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此则统一起来。同时，朱棣并未将对太子的斗争扩大化，而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关押和杀戮的范围也只限于太子周围的一些人，这样既维护了自己的地位，对永乐政局也未产生过大的影响。实际上，只要朱棣的地位不受实质性威胁，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就是稳定的。朱棣自己很清楚，废掉太子对他本人未必有好处。尽管朱棣脾气暴躁、专断猜忌、冷酷无情，但就他对太子的斗争方式及其结果来讲，朱棣仍不失为一个精明的封建帝王。

太子朱高炽亦非等闲之辈，其才干比照两位弟弟实在是略高一筹。面对父皇朱棣的寻衅打击和朱高煦兄弟的谗言倾陷，朱高炽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显示出了成熟、干练的政治素质。自从督责刘观而遭到朱棣的训斥之后，朱高炽再也没有去触动朱棣的宠臣；官属受到逮捕和关押，朱高炽明知其冤，却从未出一言相救；在别人的诬陷和朱棣的打击下，朱高炽表现出了少有的忍耐，将痛苦和不满深深地埋在心底，平素言行极为谨慎，很少谈及他同朱棣的关系。有人问朱高炽：“你知道有人说你的坏话吗？”朱高炽不露声色地回答：“不知道，我只知道应尽做儿子的职责。”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礼部尚书吕震曾向朱高炽揭发了一个他身边的宦官，这个人总是借着向朱棣送文件的机会密告朱高炽的过失。吕震建议朱高炽疏远此人，朱高炽或许觉察到此人很可能是朱棣有意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但他仍假装不以为然地说：“我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既然父皇不相信他，我又何必与他计较呢！”回答得巧妙得体、滴水不漏，即使传到朱棣耳中，也不会被人抓住把柄。在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时，太子朱高炽基本上只做些赈济灾荒、蠲免赋税和中下级官员的任免升调之事，很少涉及重大政务，从而极力避免与朱棣的权力发生冲突；日常生活中，他更是极少表露出对权力和政治的追求和兴趣。朱高炽体态臃肿，又身着特制的宽松肥大的衣服，整日与文人学者杨士奇、王汝正、徐善述等人谈论诗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清心寡欲、热心学问的肥胖书呆子。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减轻朱棣对朱高炽的恶感与偏见，加上金忠、杨士奇等人对太子的保护，朱棣更无意更换太子。事实上，朱棣晚年处置了汉、赵二王之后，再无人可与朱高炽争夺太子地位，而且太子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官员，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政治势力，政治形势越来越不允许朱棣做其他选择，否则将对政局不利。

朱高炽凭着自己的心计和毅力，度过了险象环生的永乐一朝，这使人们不禁想起他的外祖父徐达，这位开国功臣是洪武一朝迭兴大狱之后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朱高炽在永乐一朝的表现，多少反映出他从外祖父徐达身上继承的某些遗传秉性，他不愧是徐达的外孙子。

值得一提的是朱高炽对二弟朱高煦的态度。朱高炽当然十分了解朱高煦的行为，但他从未向父皇朱棣汇报过，相反却不顾朱高煦的打击陷害而一再为朱高煦求情，甚至在朱高煦夺位活动最为猖獗、朱棣要严惩朱高煦之时，朱高炽还不惜触怒朱棣来为二弟朱高煦担保。事态的发展似乎与朱高炽的愿望相反：朱高炽越是为朱高煦求情，朱棣就越觉得朱高炽太善良、太仁弱了，从而也就越要彻底惩办一心夺位的朱高煦，以解除他对未来皇帝的严重威胁。朱高煦被遣送到了乐安，太子朱高炽曾致信劝慰，他是否真心不希望看到这一结果呢？史书未记。但人们应该注意下列事实，那就是汉王朱高煦的失败对太子朱高炽是最为有利的，而朱高炽曾经从反面促成了朱高煦的失败。

永乐朝22年的历程一眨眼就过去了，在这场争夺权力与皇位的较量中，老皇帝朱棣和皇太子朱高炽几乎打了个平手，但朱高炽略占上风，因为他不仅保住和巩固了自己的太子地位，劲敌朱高煦遭到了驱逐和流放，而且他的爱子朱瞻基已成长为一名文武双全、颇有威望的候补皇帝了。 tmS51US3Kp7NMjA0bsAuQtE6FVJGYjLA6wcBm/X8t4Ai3OfvWCLbZsXOc7MFdw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