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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在取得政权和巩固地位的过程中，是早晚都要清除异己的，这是统治铁律，只不过有人做得谨慎，有人做得扩大化而已。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强人之一，她在坐稳了后位之后，就放手向皇帝宝座发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冲击。而彼时在她夺权道路上的第一个阻碍就是她的亲生儿子，皇太子李弘。
武则天 |
李弘 |
太子李弘是个面色苍白的少年，身体孱弱颇似多病的父皇，性格却倔强、刚毅、自信甚至自负，似足他的母亲。作为大唐帝国的储君，李弘8岁便离开父母，单独住进东宫，由专门的老臣名儒教导辅佐。高宗李治对他寄望甚殷，急于培养他尽快接班，曾特赐《政典》交太子阅读，又多次令他监国听政，以积累治国经验，提高他的威望。刚开始太子年幼，又有许敬宗出任太子少师，对于武后还没有多大妨碍。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子李弘渐渐长大，越来越有主见，他和母亲的分歧也渐渐显露出来。
说来武后当日不择手段地争取后位，也有为李弘谋夺太子之位，不至于像庶子那般受人欺凌之意。这样母鸡护雏般的为李弘营造出一个没有风雨侵袭没有任何阴暗面的温室，却让李弘走上了和母亲完全相反的道路。在象牙塔中长大的少年的李弘，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正统观。从各方面看，李弘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儒家伦理中的仁君形象，受到时人的一致称赞。高宗李治对这位接班人极为满意，称李弘仁孝睿智，宾礼大臣，未尝有过。武后对这个儿子，原本也极为宠溺。武则天编写的书籍都要赐一本给太子阅读，教导他怎么做个孝子仁君。然而，完全以儒家伦理培养出来的李弘，对于母亲垂帘听政这样公然挑战儒家三纲五常伦理秩序的举动，当然是大有意见了。李弘早习政治，极有主见，自幼年起就确定的储君身份，也让他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面对声誉日隆、羽翼渐丰的太子，武后向权力中枢渗透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
随着武后亲信中地位最高的宰相许敬宗年老退休，武后在朝中失去了她最为重视的臂膀，在儿子和丈夫亲信们的夹击下很快就陷入了权力困境。这一年又逢大旱、日食等异象天灾，武后遂向高宗上书，表示自愿让出后位，以赎天谴。这封辞职信无异于将了太子一军：别以为是母以子贵，其实也是子以母贵。假如不是母亲用尽一切招数正位中宫，你做了嫡子，哪来的太子当？相逼过甚，皇后自请退位，你就成了上有庶兄的废后之子，拿什么名分去当监国太子？
高宗坚决不许武后退位。母子之间的亲情，逐渐被皇权与后权之争蚕食鲸吞。
武后请辞被拒一个月后，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罢相。据说是被退休在家的许敬宗“发挥余热”搞下来的，但是否也可以理解成是武后辞职迫使太子做出的不得已暂退？
唐高宗李治
赵仁本虽然被罢相，太子的势力仍然不可动摇。高宗也帮着儿子，甚至于起用太子亲信带兵打仗，武后对此也无能为力。
高宗既然决定在妻子和儿子之间走钢丝，对于武后执政也就采取一面抬举一面打压的策略，这边厢驳回武后避位的请求，那边厢又频频下诏太子监国。当时太子李弘已经大婚，又有一班忠心耿耿的大臣辅佐，从各方面看，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贤明而受人爱戴的君主，如果高宗甘心放手的话。然而权力的滋味是如此甘美，没有人甘愿轻易放弃。若干年前还曾经打算废后的高宗，此时却改了主意，选择仍然维持现状，继续让武后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指望通过皇后和太子之间的互相制衡来保持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力。武后避位的请求被驳回，上元元年皇帝为自己和其更上尊号天皇、天后，进一步确认了武后在朝中的地位。至此，夫妻、父子互相牵制、共同执政的三角形政局已然形成。
太子李弘和武后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咸亨二年，二圣摆驾东都，太子李弘第五次奉诏留京监国。当时天下大旱已久，关中饥馑，太子李弘在出巡时见有兵卒的食粮里有树皮和草籽，便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发给穷人。这日游历宫禁，不料却见到长期幽禁在掖庭的两位异母姐姐，也就是早年被赐死的萧淑妃的二女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她们一直无声无息地拘禁在后宫里，虽然早已成人，却仍未婚配。李弘惊讶而又不安，立即奏请让两位姐姐出嫁，同时希望能将父皇同洲沙苑的空地出借给穷人耕种。二事合为一书，快马报至东都。
李弘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当初废太子李忠以谋反罪被杀的时候，他也曾奏请为哥哥收尸下葬，武后也曾微笑着附和高宗称赞李弘的仁厚，但这次她可笑不出来了。毕竟废太子李忠是高宗下令杀的，而两位公主长期未嫁却是直指她这个后宫女主人的失职。当时的武后，地位并不稳固，前一年才在重压下递交了后位辞呈，正是需要花心思讨好高宗的时候，李弘此举让她着实尴尬。而李弘监国竟然让宰相掌政，自己四处巡游亲民扮菩萨状，也让武后觉得儿子摆明收买人心，故意让人看清母亲的刻薄来衬托他的仁慈。李弘的请求占尽道理，无可拒绝，高宗诏令一并准奏。愤怒而无从发泄的武后，当即将两位公主随便指给殿前当值的翊卫权毅和王勖，草草完婚。事后，武后也觉不妥，于是主动为两位公主请封，表现出嫡母的大度风范。然而，李弘这一举动给她带来的难堪却久久难以忘怀，史载，李弘“由是失爱于天后”。
两位公主的婚事仅仅是太子李弘和母亲意见不一的一个侧面。武后再不悦，也不可能在太子李弘占尽道理的情况下疾言厉色地斥责太子。相反，李弘的请求立即得到允准，公主出嫁，驸马升官，办得雷厉风行，迅疾高效。从时间来推算，太子遽然请嫁异母姐姐的时候，也正是武后的外甥贺兰敏之逼奸准太子妃杨氏而被武后放过的时候。因为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出嫁的同时，高宗武后也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为他和新选的太子妃裴氏完婚。
两位公主逃离了深宫，武后与李弘的母子亲情却终于决裂了。
权力就像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彼时的武后，目标清晰，行动果决。武则天的野心和权势的增长，高宗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然而，高宗悲哀地发现，以自己的精力和身体状况，已经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在群臣的劝说之下，高宗终于起了提前传位给太子李弘的心思。争夺大唐帝国最高权力的战争，随即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上元二年四月，宫中传来震惊天下的噩耗：太子李弘随帝后游幸洛阳时暴卒于合璧宫绮云殿，年仅24岁。
李弘的身体本来不好，他小时候学习刻苦，但不知道保护身体，结果用功过度，伤了身体。高宗对李弘冀望甚殷，小小年纪就让他参决朝政，无形中加重了他的负累，又得了肺病。咸亨二年，太子李弘受命监国，但身体孱弱，多将政务委于两位宰相，此事曾一度引起武后的不满。咸亨三年，李弘的病情虽有所好转，再次受命监国，但高宗怕他辛劳，特地下旨“不许重劳”。上元二年，帝后游幸洛阳时，李弘也随侍在侧，当时他似乎已经染病在身，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李弘是因病而亡。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因为，李弘去世的时机实在太巧了，正好是高宗当众允诺太子一旦病愈就逊位于他之后。
高宗自咸亨四年患疟疾一度病危，上元元年又有恶化。与此同时，武后的权势却在迅速增长，广封诸武，外戚登场，接着又上书“建言十二事”收买人心，高宗不可能没有顾忌。在自己身体虚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想到逊位太子，也属正常。太子固然身体不好，不过像高宗病病歪歪这么多年都还挺着，年轻的太子却一病不起返魂无术，也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素来为尊者讳的唐实录虽然不载，民间却早有传言，矛头直指太子的生母——天后武氏。如果太子确系患病而亡，实录照理都会言明，却特地用“暴卒”这样的字眼，颇让人玩味。
和司马光认为的高宗晚年一直在太子和皇后之间首鼠两端不同，高宗提议天后摄政实为李弘去世之后。也就是说，在太子李弘和皇后的争斗中，高宗的立场越到后来越明确，对于儿子的支持和倚重明显在皇后之上。咸亨之后，太子李弘频频受命监国，多位宰相兼职任东宫僚属，太子的心腹多次受诏出征，可谓政权、军权一把抓。高宗每年花大量时间外出游幸休养，武后必定陪随在侧，决策大权顺理成章地就落到了太子手里。一来二去，太子的声势与日俱增，再加上高宗的有意支持，已对武后执政构成了极大障碍。高宗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将内禅于李弘，对武后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李弘一旦登基做了皇帝，号召力和掌控力绝非东宫太子能比，再加上政界军界实权人物的支持，权力顷刻就会易位。而武则天也将失去一切参政议政的理由：作为皇后，她还可以说是为体弱多病的夫君分忧解劳；一旦升位成了太后，她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照顾太上皇颐养天年，没道理对已经大婚的成年皇帝指手画脚。以往，武后尚可以仗着母亲的身份管教儿子，但皇帝若是不买太后的账，一句“王者以天下为公”就可以遮掩过去，就算把太后给幽禁起来那也可以算作大义灭亲。实权不及，名分又不及，眼看着苦心经营的一切就要变成镜花水月，武后怎么能甘心放手！至亲的突然死亡再次助武则天打通了障碍，她虽然没能即刻大权独揽，但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李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李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李贤天性活泼、不拘礼法，又不似他哥哥那样胆小谨慎。这种性格，在男孩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李贤升到太子这个敏感位置，性格还是不变，结果就种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立储初期，苗头还不错。李贤本人表现很好，众大臣也很捧场，都说他处事审明、礼敬大臣。高宗、武后很满意。次年，高宗还对李贤优诏褒扬，说李贤自监国以来，留心政务，工作做得到位，听政之余还能诵习经典，思考问题。李贤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及一班学士，注了《后汉书》。著作完成后，呈给天皇天后御览，二老很高兴，对学者们“赐物品三万缎”以示嘉奖。可惜事情并没有善始善终。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导致李贤与母后的关系骤然紧张。
一是李贤兢兢业业的时间没保持多久，就开始放纵自己，经常在长安四郊飞鹰走马，整日游猎，又在东宫和倡优、奴仆们吹吹打打，生活作风上就更不检点了。
当时李贤的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有叛逆性格是难免的。好学和好玩这两面，是汇聚在一个矛盾体中，并不为怪。但是李贤身为太子，不走正道，对政局和他自己的影响就太大了。李贤这一胡来，周围的大臣就比较难办。太子属官多为正人，内心都不大赞成武后专权，对李贤的太子地位十分在乎。可是太子这个样子，让他们既失望，又恐惧。他们看在眼里，却不敢劝谏，因为一旦写出谏议报告来，太子的名声就完了。只有司仪郎韦承庆不管那些，上书给太子力谏。可李贤这时候玩得正疯，根本不听。
就这样，李贤的另一面被揭出来了。然而，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问题还不大。
此时，高宗和武则天都巡幸在东都，武则天大致知道了情况，就命北门学士写了《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阅读，还写信对李贤提出严厉批评。可是，李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借着注《后汉书》的机会指桑骂槐，历数后汉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如何导致国势倾颓，暗讽武后辅政及重用诸武。一门心思想教育儿子的武后，一不留神被儿子给教育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当下指使东宫官员告发太子失德，醉心声色犬马。
李贤当然明白这是母亲在搞小动作，反过来也借着东宫署官宰相之口，历陈中宫权势过甚，威胁皇权，与国不利。双方各施手段，各逞心机，母子矛盾很快从幕后转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个天翻地覆。
平心而论，李贤的政治积累和人气均不如故太子李弘。或许是自感底气不足，李贤才会表现得愈发叛逆和激进。李贤渴望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形象，摆脱母后的阴影，因此不断地挑战着母亲的权威。武后的肝火渐渐升起，愈发加紧了对儿子的调教，有关太子失德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递。然而压力越强，李贤的反抗力度也就越大。
皇后和太子关系的冷淡和紧张，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各式各样的传言悄然出笼，说李贤其实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出。韩国夫人和她子女的神秘死亡，也与武后有密切关系。所以，李贤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嫡子，反而是武后情敌的孽种而已。
没有人能查出谣言从何处而来，但也没有人能否定谣言的杀伤力，它使本来就已脆弱不堪的母子关系雪上加霜。就在这流言四布的敏感时刻，武后的新晋亲信明崇俨遇害，使太子问题这个火药桶在瞬间被引爆！
明崇俨做黄安丞时，他的顶头上司有个女儿得了重病，诸医束手无策，却被他用异域奇物治愈。高宗此时正苦于风眩头痛，听说此事后立即将其召入宫中，一经试验大喜过望，认为明崇俨名不虚传，立即授以冀王府文学之职。此后，明崇俨的医术和符咒幻术之技屡有效验，日益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器重，官职直至正谏大夫且得到入阁面见天皇天后的特许。明崇俨经常借神道的名义向高宗陈述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往往都能被高宗加以采纳，迅速成为帝后面前的宠儿。
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明崇俨借着相面，对诸皇子做了一番品评，他说：“太子福薄，不堪继体；惟英王（李显）貌类太宗，相王（李旦）貌当大贵，两子中择立一人，方可无虞。”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让人不由得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不是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是众所周知。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会胆敢批评当朝太子？李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
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李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调露元年（公元680年）五月，就在李贤出于韩国夫人之腹且无缘帝位的流言甚嚣尘上之际，说出李贤无福继位的明崇俨被盗贼杀死在洛阳城。能通鬼神的高官死于非命，顿时轰动了大唐王朝。很多人认为明崇俨泄漏天机得罪了太子，被太子派人杀了。武后遂派宰相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进入太子宫调查此事。谁知这一查竟查出了意外发现：从马坊中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与此同时，李贤的男宠赵道生也供认明崇俨之死是自己奉太子命所为。
明崇俨究竟是不是被太子唆使赵道生所杀？史无明载。这也许是事实，也许是薛元超等人为自保，按武后意图用了酷刑，是逼供逼出来的“自诬服”。这个疑点，肯定是永远也搞不清了。但这个罪名对太子来说并不太严重，不过就是唆使杀人罪。
严重的是——几百副甲胄缘何而来？
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胄也在禁止之列。《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处死。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
历朝历代都有人对政敌栽赃谋逆罪，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如何能掩人耳目？当然，藏盔甲不等于就是谋逆，但说你谋逆，你是无法辩解的。以此废你为庶人，也属天经地义。
面对“人证物证”，还有督办此案的宰相们，高宗目瞪口呆。出于对儿子的喜爱，何况铠甲也未曾派上用场，他仍然打算原谅李贤一次。然而，武后坚决反对高宗的意见，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几名宰相也都赞成武后——即使如戏剧中所演的那样，铠甲是武后事先派人藏在马坊中的，可也是通过几位宰相的手起出来的。假使太子不废，这几位迟早死定了。结果只有一个：高宗的意见被否定了。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二，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高宗与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夜，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贞观殿，留下了一道遗诏。遗诏中的两句话非常关键：“皇太子可于枢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及“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也就是说，皇帝是李显，只有当新皇帝遇到难以决断的军国大事时才考虑听取武后的意见。
武则天当然看明白了这遗诏的奥妙，知道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以武则天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弃，去当一个甩手太后？
客观地讲，在高宗驾崩之前，武则天并无更大野心，她对夫妻店的模式十分满意。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又何乐而不为？所以，武则天还是真心希望高宗能好起来。因为高宗一走，局面会怎样？谁也不好估计。武则天对权力的更进一步的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武则天面前，她决不会犹豫！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显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7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的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事务，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料不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在这时候忽然插上了一杠子。裴炎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忽然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宜发号施令。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到门下省执行。
裴炎所请，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可是权力并没在7天之后还给即位的新皇帝。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天后令”仍然是最高号令。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三十，嗣君的服丧期满了，但是武则天就像不知道一样，照旧临朝。
武则天本想平稳一个阶段，过了这个过渡期，再从长计议。但就在这时，朝政陡然起了一场大风波！而这场风波又是由他的亲生儿子、当朝皇帝李显引发的。
李显从前做皇子、太子时奈何不了母亲，现在他好歹也是个皇帝了，当然不愿继续那样的生活。李显要培植自己的党羽，从母亲的手里夺回权力。
李显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自己妻子韦氏的家族，而韦氏也急于让自己的家族鸡犬升天。于是，李显一下子就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还没一个月工夫，他又打算将老丈人直接升为宰相，并让自己奶妈的儿子也同时当五品官。宰相裴炎当然不能同意天下掉下一个新宰相来分权，何况这官也未免升得太快太不成样子，于是坚持不同意这项人事安排。李显立刻勃然大怒，不择言，竟说：“我就算把天下让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裴炎听中宗这么一说，又惊又惧，连忙向武太后如实汇报。
唐中宗李显
李显和韦氏如此轻率地表现出急于掌权当“真皇帝”的心态，将他们自己推向了深渊。武太后随即与裴炎等人商定了废帝的密谋。
高宗去世后的第二年二月六日，武太后召集百官聚于乾元殿，在羽林军的簇拥下，裴炎宣读了废中宗为庐陵王的诏书，命人将中宗带下殿去。李显猝不及防，问：“我何罪？”武太后徐徐答道：“你要把天下送给韦玄贞，还敢说没有罪？”
一句气头话，葬送了李显的前途。李显仅仅做了一个月皇帝，就被废了。倒霉的韦玄贞则被一撸到底，流放钦州。
在大唐宫廷史上，这是继玄武门之变之后的第二次成功政变。不同的是，玄武门是以弱胜强，流了血的；而这次是以强胜弱，兵不血刃。
太后这次的成功，首先是笼络住了宰相集团：具体参与其事的裴炎、刘祎之、程务挺、张虔勖等大臣都具有浓厚的李唐色彩，所以没人敢说这是武氏政变。其次是抓牢了近卫武装：左右羽林军都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禁军，太后没忘了把这两支武装牢牢控制在手里，急需时就能做到刀剑出鞘，而中宗仅有一个皇帝名号是不顶用的。三是抓住了对方的致命短处——政权归属问题岂能戏言？说你不够格，你也不好反驳。此外，高宗遗诏中“兼取天后进止”这含糊的一条，也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法理依据。武则天的突然出手，成功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政变的目标因受遗诏精神的制约，也只能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由武则天直接坐天下，否则她将立刻失去最有力的支持，而陷入“大唐逆贼”的泥淖。
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政变第二天，武后立自己最小的儿子豫王李旦为皇帝，王妃刘氏为后。有了中宗的前车之鉴，李旦、刘氏的傀儡帝后当得更狼狈。他们甚至连皇帝的宫殿都无权入住，只能居于“别殿”，更别提过问什么政事了。所有的事务，都由武后端坐在紫宸殿的骖紫帐后处理。
当年二月八日，为了避免曾经监国的儿子趁乱东山再起，武后派金吾将军丘神
去巴州察看李贤流放的情形。丘神
此去当然不仅仅是察看而已，因此他抵达巴州不久，李贤就于三月初五被迫自杀，时年31岁。为了遮掩，武后指责回朝复命的丘神
误传旨意，将其贬为叠州刺史。当然，没过多久，丘刺史就又官复原职了。高宗的另几个儿子当然也被划在可能搅局的范围内，他们都被调离了从前的封地，离开了故地上营造的人脉势力。
载初元年，武则天掌稳了政权，攒足了人气，正式称帝前的准备工作已圆满完成。九月，武则天的亲信傅游艺领着九百多名不知所以然的“关中百姓”联名上表，请武太后改国号为“周”，让皇帝李旦改名武旦。
武太后推辞了请求，却将傅游艺提拔为给事中。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于是众人闻风而动，一时间，文武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还有各色僧侣道士都随即上表，请太后改国号，“赐”皇帝改武。两三天内上表者就多达六万余人。这热火朝天的景象使得不问世事的傀儡皇帝李旦再也坐不住了，他也不得不给老娘上了一道表章请求改姓。一切水到渠成。
九月九日，武太后登上则天门宣布大赦天下。国号由唐改为周，改元天授。十二日，群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神皇帝”。武则天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登基时年龄最长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