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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摄政王监国

我做皇帝、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大概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先是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和我都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老师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我们都站立等候。过了一会儿,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了,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座。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可是他好像比我还慌张,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好,好,皇上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儿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待了不会超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弄明白了他的花翎子爱跳动的原因,是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民国时代有不少写清室王公们轶事的报刊小品和稗史笔记,不少是可以补进《笑林广记》去的。有些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未必可信,不过也能反映出其性格的一部分。还记得《大公报》上一篇小品,喻其性格为“木楼座钟”。一位在我出紫禁城不久前去做内务府大臣的遗老说他:“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虽都非亲见,倒也有些近实。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并且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洲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署“退庵居士”的别号,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是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写了“杀袁世凯”四个字的朱谕给了这位亲兄弟。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的事虽确有其事,也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那根本没有的“足疾”,放走了袁世凯。这场为兄报仇的戏算是吹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还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用过的办法。康熙杀大臣鳌拜的办法是这样:他把鳌拜召来,先赐给一个座位,那座位是准备好的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坐椅子的人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摄政王也想用这类办法对付袁世凯,参加计划的还有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溥伟就带着这把刀,准备作杀袁之用。一切计划停当了,结果又被张之洞等人拦住,还是不成功。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并且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是大有人在的。袁世凯在戊戌后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也有和奕劻争地位的,也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之举上的。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就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儿。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这要那的,就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各有分歧,各有兴趣。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取堂叔庆王的总揆而代之,醇王府的兄弟们就首先要取代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又各有不同。摄政王就处于各伙人之间和各种兴趣之间,一会儿听了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了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哪一伙都不满意他。

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这一对冤家。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拿定主意,无论是摄政王上朝还是回邸,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最终目的就是取而代之。不过在西太后时代扳不倒奕劻,到摄政王时代又怎能扳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有几次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吵嚷一次。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武昌起义的风暴起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的陆军大臣萨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机会已至,就活动好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作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就必然是有恃无恐的。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这又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是乖乖地签发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的谕旨。摄政王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另一伙王公们又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说袁世凯这一出来,后患无穷,只怕大清都保不住了。他后了悔,忙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就说,让袁世凯出来,但不能再让袁把军队都拿到手里,因此委派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的上谕不能发出去,要换上别人。在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而段祺瑞一定要换,载洵贝勒要求把段换上他的亲信姜桂题,并且给摄政王重新拟出了新的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送信人去了不久,回来报告,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第二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第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我父亲也并非完全没有主意,他的主意便是维持皇族的统治,方法是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为统率全国军队的元首,并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咨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当然,在这些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他自己能够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这件事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工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干吧,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这位王爷让兄弟们感到为难之处,也是多方面的。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说要开刀,当然,醇王府全家都是反对的,医生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当医生从医疗包里拿出一些简单的器具,点上了酒精灯的时候,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这这这干吗?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在洋人跟前这样,难为情地在他身后直摇头咧嘴。

医生留下药走了,每隔些天由护士来看看,留点药。后来医生又来检查,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气一番。

有些当面恭恭敬敬呼他王爷的人,背后提起他来,却很不礼貌地把他叫做“大王爷”。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大王爷的人。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败露后,大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跳出个黄鼠狼之类的东西。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们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那个庙,就是醇王府花钱养着的。

在家庭里,我父亲却是自命为破除迷信的维新派(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也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进了军机吗。”

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也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也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的事物真正的关系,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西服穿了许多天(先是在家里穿,不敢出去穿),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的检查,原是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也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俗话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句话,他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字条,写上寿字,那竖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但是他是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XELTMCiJ+k5wmtEw7PQ5Scz2zIy8nYFm1hyGG4GF94yvDe/OI8RqhICyvVcaeQ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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