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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长沙完成的。从三一小学到会春一小，经历了两个时代，两种性质不同的学校。
我之所以选择进入位于北正街的三一小学，一是因为学校与我在大巷子的住所距离很近；二是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长沙的小学中最为有名，而母亲又是一个基督徒。所谓“三一”，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基督教规定，耶稣复活节50天后，每个星期日都叫“三一主日”。那时三一小学有一处特别的建筑，就是始建于1905年的基督教堂。教堂平面布局为十字形，花岗石结构，弹弓式石库门，葵花格窗棂，红色平瓦屋面。辛亥革命元勋黄兴曾在此避难，现大门内墙上仍保存着1912年黄兴题写的碑文。学校有一门特别的课程，叫“主日学”；有一位特殊的教师，就是一位姓刘的牧师。我进三一小学时刚5岁，没有正式接受过洗礼，至今也不懂基督教的教义，但对礼拜天上主日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牧师会向我们讲很多宗教故事，比如耶稣如何诞生在马厩里；同学还化装表演一些宗教剧，那长着双翅的小天使的造型着实让人喜爱。没有正式受洗礼的同学也能领到一些五光十色的小画片——这对小孩子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入教的师生则进教堂祈祷完毕，可以从牧师那里尝到一点面包和葡萄酒。平常的日子，教会还会免费发放一些奶粉和救济粉，这是在其他小学享受不到的待遇。
我在三一小学感到最为恐怖的事情是上体育课。那时小学生都被编为童子军，要接受最初级的军事训练。童子军的军服很是神气：帆船帽，打领带，系皮带，还佩戴一只铁水壶，一捆救生绳。但操练起来却很是辛苦。我最可悲也最可笑的缺点是从小不辨左右，教官下令向左转，我有时却转向右，教官以为我故意捣乱，就使劲在我屁股上踹上一脚。教官穿的是大马靴，踢在我的小屁股上，很是疼痛。母亲知道后更是心痛，就苦口婆心教诲我：“记住，那个有牛痘疤的胳膊是左胳膊，另一边是右。”从此，每当转弯的口令一下，我就赶紧盯住那只种牛痘之后留下疤痕的手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颇多，有人说我“右”，有人说我“左”；还有人说我平时表现像左派，运动降临则可以被划归右派——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折中之后，无非是个中间派。我觉得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被归到什么派。
三一小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是春游和秋游，目的地是被毛泽东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加以形容的岳麓山。那时从城里到岳麓山，必须先坐船到橘子洲头，再换船登山。橘子洲是湘江河心一条狭长的沙洲，全长约5千米，宽约百余米，洲上林木葱茏。正是因为湘江中间有这样一处细长的沙洲，湘江才变得风姿绰约，婉转缠绵。登上岳麓山，可以参观挂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联的岳麓书院，可以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修建的爱晚亭小憩。这座别致的山亭原名红叶亭。“爱晚”的典故，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七绝《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小憩之后，奋力攀登山顶的云麓宫，沿途可以瞻仰辛亥革命先烈黄兴和蔡锷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先烈“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的感染。这种精神就是我理解的湖湘文化的精髓。有人说湖南人有一种天生蛮性。鲁迅在他的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曾这样描写黄兴（克强）：“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去而已。”我想，这种湖南人的蛮性，也就是一种倔强、霸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性格。春游归来时，我们都会采上大把大把的杜鹃花，做成花环戴在头上，真有“待到山花插满头”的景象。后来旧地重游，乘汽车穿越湘江大桥，十几分钟车就停到了爱晚亭脚下。我在感叹现代交通工具便捷的同时，当年充满诗情画意的情调也就荡然无存。
在三一小学就读期间，我保持有一种特殊的记忆，那就是长沙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的政治氛围。那时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我就目睹过老百姓用大捆大捆的金圆券去抢购大米、抢购食盐的场面。家里也不时遇到国民党部队的滋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一群国民党的官兵来强行住宿。他们撤离时，院子里处处都会留下狼藉的大小便。有一次，我还看到了审问逃兵的场面。那个逃兵原是农民，麻脸，审讯他的排长把打着绑腿的脚踏在板凳上，大喝一声：“拉出去毙了！”只见那个逃兵面如土色，脸上的麻子坑似乎都吓得鼓了起来。我还见过国民党抓壮丁的“盛举”：一队队从乡里抓来的穷人，被粗铁丝穿过锁骨，一串串拉在街上行走。我不知道这样的士兵怎么能够打仗。我至今仍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如果不在大陆崩溃，实无天理！
与此相对照的是长沙地下党无处不在的活动。我的语文老师汤懿德就是地下党员。在她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作文，批判“为富不仁”的社会现象，得到了好评和高分。65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汤老师取得了联系，共同回忆了这一温馨往事。还有一次我在校外一处草坪嬉戏，周边无人。这时有一位大哥哥模样的人笑眯眯地走过来，教我唱两首歌，一首叫《山那边哟好地方》，另一首叫《谁养活谁》。这两首歌的旋律我至今不忘，让我懂得旧社会阶级对立的存在，使我在朦胧中向往一个光明幸福的境界。如今想来，那些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都做到了我这个毛孩子身上，那新政权的建立当然是指日可待。
让长沙老百姓切身感到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是解放大军入城，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四野战军的军容风纪。那些战士大多是东北人，真是像红高粱一般淳朴可爱。跟国民党部队的作风相反，他们真正是纪律严明，一进门就帮着挑水、扫院、抱孩子。他们改善伙食时，也请我们这些孩子去吃猪肉大葱馅的饺子。南方人吃饺子，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情。这使我懂得了一个粗浅的道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革命，是因为革命能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利益。
长沙解放后，因为外公迁到唐家巷务农，我们母子随之迁到郊区，我也由三一小学转学到了位于麻园岭的会春一小。跟三一小学的气氛截然不同，会春一小不是贵族学校而是平民学校。学校的教学条件极差，学生是周边农民和贫民的子弟。南方冬天阴冷，学校既无暖气，也无火炉。学生的手脚大多生了冻疮，又痒又痛。为了取暖，几乎每人都拎一个罐头盒，用钉子在底部钉几个窟窿，烧上一块木炭，抱在怀里取暖。如果木炭快灭了，就把罐头盒甩一甩，好比杂技舞台上的耍流星。
我给会春一小师生留下的唯一好印象是热爱劳动。有一天早上，学校黑板报上出现了一幅彩色粉笔画，画面上那个小学生头戴草帽，肩挑一担菜，说明词是“热爱劳动的陈漱渝”。这也是我在学生时代受到的唯一一次隆重表彰。那时我母亲在郊区种菜养猪，进城卖菜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头。我年纪小，又要走远路，只好少挑一点；不会看秤，母亲就把蔬菜捆成小捆，按捆论价。长沙的菜农卖完菜都有在茶馆吃包子的习惯，而我卖完菜就直接上学，把箩筐暂时寄存在教室的角落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我早把少年时代这唯一的优点丢到爪哇国去了。
我在会春一小只读完了六年级第一学期。那时长沙的学校半年招生一次，允许跳级。母亲因劳累而无暇管我，我就自作主张报考了由“雅礼中学”改名的“解放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