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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最小偏怜女，
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
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
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
与君营奠复营斋。
以上这首七言律诗是唐代诗人元稹悼亡诗《遣悲怀》中的第一首，也是我母亲最爱吟诵的一首古诗。元稹在诗中原本是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对亡妻表示深切忏悔，因为亡妻贤淑，但嫁给尚未得志之前的元稹却万事不顺心。而我的父亲当时并无忏悔之情，母亲读到“自嫁黔娄百事乖”一句，眼泪夺眶而出，无非是伤感自己所遇非人。
母亲1915年11月3日出生于北京西城西什库，有一弟一妹，是家中的长女。当时外公先后在北京政府的参谋部和交通部任职。1925年，外公调往哈尔滨担任东北商船学校校长、东北航务局局长，母亲随之入哈尔滨道外八道街小学，毕业后入南岗女子中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在家自学两年。那时母亲只有十五六岁，正值年轻激情飞扬之时。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为安全计，外公让她回到长沙，在福湘女子中学就读。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为母亲学习英语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语文老师李啸聃先生，就是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那位李淑一的父亲。他对我母亲颇为赏识，极大调动了母亲学习国文的热情。母亲的文学训练，对我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35年，外公应留日时期的学友沈鸿烈之请，出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母亲又由福湘中学转往青岛市圣功女中。由于母亲成绩优秀，校方打算在她高中毕业之后将她保送到美国学医。然而命途多舛，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母亲被迫辍学，随父母回湖南避难，留学之梦遂成泡影，除1942年在湖南沅陵商业专科学校学过一年会计之外，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不过，由于抗战期间先后在凤凰县天主堂的西药房和麻阳县卫生院当过药剂师和护士，所以她有一些药物护理方面的基础知识。
抗战胜利回长沙之后，母亲无正式职业，只在心心幼儿园当过短时间的保育员，又在三一小学代过一些课。她的主要精力完全投入我的身上。为了让我有健全的体魄，她让我吃一些特殊的营养品，如炒熟了的米糠，烤熟磨细的胎盘粉；每天早上让我到小操场慢跑，跑一圈奖励一个猪肉包子。所以在一次长沙儿童的健康比赛中，我得了第三名。母亲望子成才之心切切。我在三一小学就读时，她经常在教室外面观察我的表现。下课后立即把我带到校园内的一个亭子里，喝水，温习功课。有一次我不愿意下课之后还读书，故意踢翻了她带来的一个暖水瓶以示反抗。至今回想起来，我还清晰记得母亲从教室玻璃窗外投来的期待目光，痴痴的，有时呆呆的……
湖南长沙是1949年8月和平解放的。让老百姓遭受炮火之惊的不是共产党的部队，而是国民党的飞机。我们在北门大巷子的住所距离省府较近，因此成为轰炸的主要目标。有一次炸弹落在一个朋友家旁边，炸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还有一次飞机上的机枪手俯射，子弹穿进房间，在墙壁上折回三次，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洞窟。那时母亲抱着我躲在书桌下，浑身觳觫，口中念着“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但我直接感受的是母亲的护佑。在关键时刻，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把宝贵的生命留给我。
长沙解放之初，外公在长沙郊区唐家巷购买了一块菜地，想跟陶渊明那样，过一段“带月荷锄归”的隐居生活。根据他所了解的政策，长沙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时间会后延数年——也就是“老区老办法，新区新办法”。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湖南形势的稳定，土改的时间提前了。这等于外公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在长沙郊区买了一顶地主的帽子戴头上，结果受到了“扫地出门”的待遇，所幸的是基于他有参加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经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提名，他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直至临终前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反倒是我母亲却接二连三地遭到无妄之灾。
母亲历来是自由职业者。外公捧着一只饭碗、一双筷子被“扫地出门”之后，母亲被划定为城市贫民，享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分到了外公家的两间茅房：大的一间住人，毗邻的一间养猪。她还分到了几分菜地。从此，我跟母亲就过上了一段躬耕陇亩的生活，既种菜又养猪。那时长沙郊区的农妇大多靠产婆用旧式方法接生，妇婴生命皆面临危险。为了改变这种医疗落后的状况，卫生局决定培训一批新助产士，母亲就成为培训对象之一。从此，乡间小路上经常出现母亲背着小药箱，走家串户的忙碌身影：走访孕妇，做产前检查；遇到难产情况，经常彻夜不归。我记得在漫长的冬夜里，门外刺骨的北风呼啸，9岁的我经常独守着一个既用来做饭又用来取暖的小煤炉，盯着炉里蓝蓝的小火苗，苦苦等待劳碌不堪的母亲归来。那时长沙销售一种最廉价的香烟，牌子叫“白毛女”，正面是喜儿白发披肩的画像，背后是歌剧《白毛女》插曲的歌词，其中有一句“我盼爹爹早回家”，我在炉边反复吟唱，心里想的却是“我盼妈妈早回家”。特别难忘的是复查土改期间的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手持梭镖把母亲押走，罚她下跪，说她是“漏划地主”。我当时独自守候在家，种种不祥的幻觉折磨着我稚嫩的心。幸亏经过一晚的审问，情况得以澄清，此后母亲再未因为成分问题被人纠缠。
1952年秋冬之季，长沙岳麓山新建一所工科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现扩大成综合大学，易名为中南大学），当时招聘医务人员。经过业务考试和政治审查，母亲被录用为该校卫生科药剂员。这样，母亲就离开了郊区，由菜农变成了公务人员。母亲穿上了一身灰布制成的棉衣棉裤，还戴上一顶灰色的棉帽，显得浑身臃肿。但这身干部服当时是“革命”的标志，比如今穿上名牌还显酷。母亲第一次领到工资后，带我上街买了半斤发面大饼吃。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这种香味扑鼻的大饼。
不过好景不长。1955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课。表妹王焕君突然从教室把我叫出来，一边喘气一边对我说：“快回家，你妈妈被矿冶学院开除了！”这句话恰如晴天霹雳，顿时使我头晕目眩。但我完全不知原委，也不知道开除意味着什么。我头脑一片空白，跟表妹一起回到长沙南区小古道巷倒脱靴9号的住处。我在住处的堂屋见到了失魂落魄的母亲，她脚边是一个行李包，还有一个网兜，装着脸盆、漱口杯之类。一位远房的表姨正在斥责母亲——她是一位政治觉悟颇高的军属，我没听清她究竟批判些什么；母亲耷拉着脑袋，一句也没有反驳。
母亲事后对我和外公说，开除她的罪名是“偷窃药品等物，品质恶劣”，“事实”是盗窃一瓶链霉素，并将“可待因”药粉改为“可待因”药片。但其实这些都是诬蔑母亲的不实之词。真实的内幕是：卫生科科长想安排他的一位朋友，但没有编制；当时我的生父在台湾，母亲被视为“反动军官家属”，自然就成为开除公职的最佳人选。在那种风刀霜剑的政治高压下，有谁敢于为母亲仗义执言呢？
开除公职等于断了母亲的生路。她不仅失去了抚养我的能力，而且自己也被抛到了死亡线的边缘。幸亏外公那时有40多元的月薪，打算暂时每月拿出8元，让母亲到舅母家搭伙。那时舅母有7个子女，连同舅舅9口人，全靠舅舅40多元的月薪生活，本来就相当拮据。母亲搭伙，无疑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新的困扰。母亲不愿依靠他人过活，更不愿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曾两次自杀。第二次吞服了两大瓶安眠药，决心终结40岁的生命。不料她的生命力顽强，自杀未遂，结果是吐了一盆血之后瘫痪在床上。外公急得直顿脚，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40岁的女儿，难道还让我这个70岁的老头子来接屎倒尿吗？”
感谢天公开眼，母亲一周后即能起床自理，随即就出外谋生。一个刚被开除公职的人，是没有任何单位可以正式接收的。母亲最初找到的工作，是在公路旁锤石头，把巨石锤成碎石铺路。母亲原本也是细皮嫩肉的大家闺秀，锤石头之后，手的虎口震裂了，手掌成了“松树皮”；日晒雨淋，皮肤也黝黑黝黑。我没见母亲掉过泪，只听她喊过饿。白天锤石头，晚上还接些剥瓜子（瓜子仁做月饼馅用）、糊火柴盒的零活，这样勉强可以糊口。
不久母亲的境遇多少有了一些改变。当时政府要在工人中扫除文盲，因此很多工厂都开办了所谓“红专学校”，在工余教工人识字。母亲求人介绍，在这种业余学校担任代课教师。课时费虽然极低，但总比锤石头轻松。据我所知，她先后任教的有铁路北站红专学校、铁路南站职工夜校、民生厚纺织厂红专学校、长沙市轻化局南区职工联校、华新印染厂职工学校等等。我上大学之后，母亲不仅用教书的收入养活自己，而且每月给我寄5元零花钱。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革”中，母亲因为早先被开除公职而因祸得福，没有受到单位的批斗；而我却九死一生，反让母亲大为牵挂。
1969年，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妻子通过学生的关系，在北京宣武区校场口裘家街租到了一处房子，于是决定把母亲从长沙接到北京，彼此都有照顾。1957年我到天津上大学，此后的12年间我跟母亲南北暌离，只有春节之际才能偶尔相聚。如今阖家团圆，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母亲是买火车的硬座票到北京来的。我到站台去接她时，只见她用竹扁担挑着两件行李，脸上满布煤尘。她颤抖着从衣兜里掏出40斤全国粮票，强制性地塞到我手中，这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也是她54年来唯一的积蓄。我收到这一特殊的见面礼，鼻子不禁一阵发酸。
母亲在北京定居的25年，是她一生中相对安定的25年。让我惭愧的是，由于我们夫妇工资微薄，孩子幼小多病，母亲刚来京时又无分文收入，因此五口之家的生活过得相当拮据。我们家搬迁到复兴门居民区居住时，家里烧的是蜂窝煤。每次买煤，母亲都会用簸箕端着，颤颤巍巍搬上四楼。为了改善生活，她还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侧的菜市场捡萝卜缨子，剁碎了做包子馅。妻子每天走路上班，省下月票钱给母亲作零花，但母亲总爱省下来给孙子买零食吃，屡劝不改。我那时正值而立之年，一心想在业务上拼搏，除上班外，休息日经常去泡图书馆，因此对母亲缺少精神赡养。母亲是最怕孤寂之人，为了找人讲话，她经常坐在房门口，乘邻居路过时多聊上几句。如今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会追悔不已。
如果说我一生中对母亲尽过什么孝心，唯一可提的是我帮母亲申诉，她在蒙冤26年之后终于恢复了人最不容亵渎和玷污的名誉。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成为《湖南日报》文艺版的作者。我回到长沙，报社先后安排我住在芙蓉宾馆和湖南宾馆，派记者对我做了一次专访。当时该报文艺部主任张兆汪特意到宾馆来探望我，无意中谈到胡耀邦同志到湖南视察，关心湖南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听后心头一热。我想，党的阳光也该照到我们家这个角落了。于是，我鼓起勇气，替母亲写了一份申诉信，要求中南矿冶学院对她的问题进行甄别。1981年11月27日，该校党委终于对我母亲做出了平反决定，不久又寄来了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每月发给她43.3元的退休费。那份改变母亲命运的平反决定是这样写的：
王希孟，女，湖南省长沙市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职员，一九五二年来中南矿冶学院卫生科任药剂员，月工资184分，工资额40.35元。一九五五年九月开除公职回家。
经复查，王希孟同志被开除公职其主要事实失实，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通字〔79〕33号和中组发〔80〕7号文件精神，院党委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研究，撤销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对王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恢复公职，作退休处理。湖南省人民政府教办党组批复“同意上述复查报告，将王希孟同志作退休处理的意见”。
中共中南矿冶学院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992年11月下旬，我正在台湾各地讲学，有一天刚从嘉义中正大学讲完课，兴致勃勃，高兴地到朋友家给北京家里打电话，听到了母亲身体欠安的消息。我立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过了片刻再给家里打电话，要妻子说明真相。妻子这才将母亲的病情和盘托出。原来母亲突然有半边肺叶不能张合，憋气，浑身发紫，痛苦不堪，危在旦夕。着急的妻子将她送到复兴医院抢救，恨不得给大夫跪下，央求他们尽一切可能进行抢救，决不能让母亲临终前见不到她的独子。医生将母亲送进了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病房，用上了呼吸机，这才使病情有所缓解。
听到母亲病重入院的当晚，我即乘坐长途巴士从嘉义赶回台北。我清楚地记得那晚大雨扑打汽车玻璃的簌簌声，我的泪水也像玻璃窗上的雨水滚滚流下。第二天早上抵达台北，匆匆改签了机票，第三天我就经香港返回了北京。原来安排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全部放弃。见到母亲时她神志十分清楚。她用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道：“这里的医生护士都喜欢我。”又写：“我有公费医疗待遇，你不必为医疗费发愁。”但母亲哪里知道，ICU病房的费用十分昂贵，特别是切开气管之后，每天的药费、医疗器材费、特别护理费加起来要上千元。任何单位的公费医疗费用都有限制，于是医药费报销发生了问题，医院不时发出停药的预警，说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在我和妻子真正都愁出病来的困难时刻，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伸出了援手。李锐是湖南人，湖南省的老领导。他向母亲单位的领导陈述了我们的困境，医疗费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母亲也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先顺利地从喉部拔出了气管，接着又奇迹般地站立起来，迈开了原本瘫痪的双腿。
我并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什么鬼神，但母亲在切开喉管之后的确给我妻子写了一个小条，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阴司的判官对她说，要她再活一年。1993年，我到日本访学三个月，母亲支持我去，要我放心，说她绝无问题。1994年1月11日晚上，她跟我们一起看完电视新闻后上楼回房睡觉，我陪着一位来访的学生聊天。忽然小保姆小华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奶奶上完厕所就摔倒在厕所门口了。”我从三楼跑上四楼，发现母亲呼吸已经停止，强行往她嘴里塞了一粒硝酸甘油，她的心脏突突跳了几下，接着呼吸又停止了。我把母亲紧紧搂在怀中，我的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她的体温由热而凉，肢体由软而硬。妻子很快打开了佛教音乐盒，母亲的卧室里响起了彻夜不绝的梵音……
1994年清明时节，我们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将母亲的骨灰运回她的故乡——湖南长沙。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她的骨灰沉入湘江。母亲体虚畏寒。水葬之前，我又在雕花木质骨灰盒外加套了一个大理石的骨灰盒，用强力黏合剂将盒盖粘严实。当我们加封骨灰盒时，母亲的骨灰发出了一阵异香，我跟妻子都惊叹不止。接着我们租赁了一艘游艇，在湘江大桥的主桥墩下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水葬仪式。我写了一条横幅，上书“魂归故里，碑竖心中”八个大字；又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五十三载舐犊情情深似海”，下联是“七十九年坎坷路路转峰回”。
也就是这一年的春天，湖南师大一位研究生来信，要征集我考大学的作文，想编一本书。这封信让我回忆起37年之前一段难堪而椎心泣血的往事，于是我立即写了一篇应征的文章：《一篇虚构的高考作文——兼忆亡母》。后来这位研究生想编的书渺无下文，而我这篇短文却先后刊登于《湖南日报》和《团结报》，去年又被收进了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散文随笔集《说情爱——亲情，多少泪》。现将全文引录于下，作为对母亲永恒的忆念。
湖南师范大学某研究生忽发奇想，广征各界名流高考作文试卷，要编一部《金榜题名大手笔》出版。蒙他错爱，我也收到一纸约稿函。我是1957年的高中毕业生，高考作文试题是《我的母亲》。这位年轻的研究生怎会料到，当时16岁的我竟被无形之力剥夺了如实描写母亲的权利！
我母亲1952年经考试被中南矿冶学院录用为卫生科药剂员。当时这所在长沙岳麓山新办的大学处于初创阶段，百废待举。母亲带着新参加革命的喜悦，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她平时住在山上，只有星期天才回城跟我团聚。星期一天未亮就起床，先替校内重病号到校外大医院排队挂号，再坐轮渡过江上班。替病人挂号，跟她的本职工作风马牛不相及，但她默默地坚持了两年多，不仅不取分文报酬，偶尔有事缠身还贴钱雇人去替她排队。病人给她一个亲切的称呼“王大姐”。做梦也想不到，1955年9月，乐于克己待人的母亲竟被冠以“偷窃药品等物，品质恶劣”的罪名开除公职。26年后，这个错案才得以纠正。复查结论上写的是：
“‘将可待因药粉私改为可待因药片’。经复查，只要剂量相等是可以的，不能算其错误。”
“‘盗窃一瓶链霉素’。经复查，当时仅仅是怀疑，根本不能作为处分依据。”
药房遗失一瓶链霉素而责任不明，就给无辜者戴上贪污盗窃的帽子，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式的奇闻，而在当时却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开除公职，即被断了生路。年方不惑之年的母亲大惑不解，无法忍受经济的重压和人格的侮辱，两次自杀，均未遂。第二次因吞服安眠药过量，一度瘫痪在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何等难堪的处境！被折磨得身体虚弱的母亲刚能颤巍巍下床的时候，为生计所迫，只好到郊区新修的公路边去锤石头。手裂开了道道口子，血染红了铁锤的木柄，一天才挣得聊以糊口的几角钱。母亲境遇如此，我在考场接到题为《我的母亲》的高考作文试卷时，发抖的手真不知从何处下笔。
我是在母亲影响下报考文科大学的。当我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母亲就为我吟诵《满江红》《正气歌》一类古典诗词，教育我长大之后像岳飞、文天祥那样精忠报国。她还不止一次地给我朗读元稹《遣悲怀》中的诗句“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感慨她所遇非人的身世。我由此知道，我刚呱呱坠地两个月，即被风流成性的父亲遗弃。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飞机对战时的陪都重庆狂轰滥炸。母亲带我从几乎被炸成瓦砾堆的山城逃至沈从文先生笔下的山明水秀的边城——湖南凤凰，开始了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在那种是非颠倒、价值错乱的岁月中，我既不能铺陈母亲的坎坷经历，更不敢为蒙受不白之冤的母亲辩诬。
使我摆脱考场困境的是被誉为时代鼓手的诗人田间一首短诗——《坚壁》：
狗强盗，/你要问我吗/“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心里！”
我于是从慌乱中镇定下来，驰骋想象，编造了一个动人的革命故事：我母亲苦大仇深，老党员，抗战时期任村妇联主任。日寇扫荡时她掩护八路军伤员，埋藏枪支弹药。日寇拷问她，她严词斥敌：“狗强盗，枪、弹药，统埋在我心里。”于是，恼羞成怒的敌人把她吊死在树上。她牺牲前三呼共产党万岁，成了烈士。我成为烈士遗孤，在组织的培养下高中毕业。感谢当时执行的阶级路线，我这篇作文得了高分，因而又做梦似的考入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如果当时记述一个“盗窃犯”母亲正在锤石铺路，我的人生经历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身为人子，硬认他人做母，毕竟是一种罪愆。我感到愧对母亲，一直隐瞒着这件事。
后来才听说，母亲之所以挨整，只是因为卫生科的科长要安排他的一位战友，而编制有限，拉进一个，就要挤走一个。抛弃我们母子的父亲去了台湾，我们“名正言顺”地成了反动家属，孤苦无靠的母亲自然是挨整的最佳人选。几经周折，终于在1981年底，母亲得到平反，落实政策补偿费为人民币100元整。1988年底，台湾友人帮我找到了那位无法割断血缘关系的父亲，但他已瘫痪多年，思维混乱，不能对母亲说几句动人的忏悔之词。1992年底，母亲突发肺心病。我们尽全力抢救，恳求她跟我们一起多过几年小康日子，但是，悲欢离合总无情，母亲终因为心力衰竭，在今年1月11日去世。她去世前已昏厥，没有剧烈痛苦，也没有留下遗言遗产——只有一大笔应该报销而尚未报销的医药费，以及一小笔应该发放而尚未发放的抚恤金。
母亲生前在物质上无奢求苛望，最大的爱好是跟人聊天，有时排队购物都能结交朋友。而我最大的过失，正是不关心母亲的精神生活。我很少跟她讲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家中只有一台电视机的时候，母亲想看京剧，我却噼里啪啦拨到放电视剧的频道，专横跋扈，没有商量余地。每想到这些，我更感追悔莫及，罪无可赦。
母亲慈祥而懦弱。有次她排队买菜，一无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她手中夺走了钱。她仅原地不动说了一句：“可恶！”我几乎没见她在苦难面前掉过眼泪，但每当夸耀后辈时，她的笑脸上总是闪动着泪花。我有时想她哭，怕她笑。重病时，她简直像嗷嗷待哺的婴儿，求助的目光向四外搜寻。这使我又想起一句古诗：“千古艰难唯一死。”
79岁的老母是在我怀中永远离去的。我准备将她的骨灰撒进故乡的湘江。我一瞑之后，也到那里去跟她相偎相伴。只要仍有来世，我会毫不犹豫再选择她做我的母亲。我只是不愿再经历那种不能如实描写母亲的时代。这种“大时代的小悲剧”，对于时代固然是小而又小，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却关系着他的半生乃至一生。如有来世，我也将痛改前非，不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而且也要在精神上与她交流沟通，使她成为一个物质小康而精神富有的人。“种田不熟不如荒，养儿不孝不如无”——不能与母亲共享精神生活的儿子，哪里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