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歌乐山，松柏苍翠，林壑幽美。山中常年多雾，云烟弥漫，有如“半山烟云半山松”的太虚幻境。民国三十年农历闰六月初二，即公元1941年7月25日，我在歌乐山中央产院呱呱坠地。

那是一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锦绣大地上肆意践踏。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虽然豢养了一批发国难财的血吸虫，在这苟安的一隅过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但从全国各地颠沛流离逃难到此的人们，以及当地的普通市民，则过着缺衣少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比吃糙米掺杂粮更为痛苦的是雾季过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我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侵略者正在实施“102号作战计划”，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查阅当年的报刊，5月2日、3日、9日、10日、16日，6月2日、5日、30日，7月5日、7日、8日、10日、18日、28日、30日，8月9日、10日……都有日本飞机对平民进行狂轰滥炸的历史记录。仅5月3日这一天，日机63架轰炸重庆，投爆炸弹83枚、燃烧弹36枚，毁房屋127栋又296间，造成死伤数十人。最为悲惨的是6月5日发生的较场口隧道惨案。这个隧道只能容纳4300余人，但当天日机连续轰炸5小时，涌进隧道的逃难市民多达6500余人，一时秩序混乱，妇孺啼号，互相践踏，致992人死亡，151人受伤。

我出生前，母亲王希孟挺着大肚子躲进防空洞；我出生后，母亲带着骨瘦如柴的我躲进防空洞。父亲陈维彦当时在四川合川工作，又另有新欢，从来没有出现在母亲身边。孤苦无依的母亲一度带着我寄居在重庆的二伯父陈德斋家。二伯父当时春风得意，但对我们母子却冷若冰霜。他当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陈子万，虽年幼但有同情心，常偷偷拿一点可口的食物给母亲吃。母亲原是大家闺秀，无法忍受这种精神和躯体的双重折磨，只好挤上破旧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投奔在湖南凤凰县避难的外公王时泽。见到外公时，我刚满两个月。直到48年之后，我才在台湾见到那个对我们母子从来没负过任何责任却使我们长期受到牵连的父亲。

外公见到我们母子很是高兴，给我取了一个名字：漱渝。我五行缺水，所以他从水字偏旁的字中选择名字。“渝”是我出生地重庆的简称。“漱”出自曹操的《秋胡行》：“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后来，“枕石漱流”成了形容隐士清高的成语。看来，外公当年是想我在这污浊的尘世多留几分清白。我的外公、祖父的祖籍都是湖南长沙，所以我一直以身为湖南人自豪。

外公给我取的名字虽然高雅，但日后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渝”字经常被人写成“瑜”“漱”字经常被人写成“濑”。“漱”字还有一个异体字“潄”。我成为码字的作家之后，经常收到几十元至几百元的稿费单，名字稍有出入就无法取款，只好退回原地，或托人情走后门疏通，令人烦躁。剧作家田汉的前妻叫易漱瑜，所以有些略知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见到我的名字会说：“我知道，他是田汉的老婆。”让我哭笑不得。 bF+MAm8HWNPWgFhu6j2pCLdACNxdCN9zSrxHTraFc56CGoY0fEOSla8rzGivTg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