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撰写此文的2010年4月末，《鲁迅研究月刊》已经出至“总第336期”。它虽然是一份社科类核心期刊，而且在同类刊物中一直排名于前列，但从来不事张扬。刊物没有出现那种学者头像攒动的奇特景观，至今也没有收取作者的分文版面费。刊物的编辑外出一贯低调行事，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都不会要求上主席台，或想坐到前排领导席去照一张合影。刊物的发行量虽不大，但订户较为稳定，并自1997年起即已作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全文录入期刊，这表明它拥有众多读者，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读者公认这是一份严肃的学术刊物。

《鲁迅研究月刊》的前身是内部发行的《鲁迅研究动态》，主编单位是《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出版《鲁迅研究资料》是鲁迅研究室的任务之一。当初定位于“资料”，是因为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形势诡谲多变，刊登论文极易招惹无妄之灾。既要办刊物，又想免祸，当然以刊登原始资料较为稳妥。

1980年4月5日，《鲁迅研究动态》第1期印成。这是一份装帧十分简单的印刷品，以刊头和目录页当封面，印数为2000册，除赠送有关部门和人士之外，还以每册0.25元零售。第1期卷首刊登的《编者的话》特意说明：因为《鲁迅研究资料》将作为季刊公开发行，出版周期较长，“对于有时间性的研究成果、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等，不能及时刊出”，因此特编印《动态》作为补充。

编者的上述说明，其实并未道出发行《动态》的主要目的。我所了解的背景是：1978年9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沙洪写信给陈云副委员长，反映文艺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等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分歧，影响到新时期文艺队伍的团结；并附上了徐懋庸夫人王韦的一封信，提到徐懋庸在延安曾向陈云谈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情况。陈云对这封来信十分重视，于9月11日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建议中组部、中宣部起草一份文件，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做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陈云强调要把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他还强调，这项工作应立即着手做，因为当事人年事已高，再不动手就迟了。

陈云写此信后不久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西北大学编印的《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号发表了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这篇访问记亦刊登于同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茅盾在文中说：“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二是1979年5月至12月，夏衍写成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刊登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在这篇回忆中，夏衍对冯雪峰1966年8月10日写的一份交代材料——1972年12月5日又经修订——进行了批评指责，认为“其中与事实不符之处是不少的”。这两篇文章在鲁迅研究界激起了千层浪。以李何林先生为首的一批研究者对茅盾和夏衍进行质疑，我当时也站在李先生一边，但是刊登争鸣文章遇到了困难。有人以“上级精神”为理由，说此类文章不宜公开发表。比如鲁迅研究室的荣太之写了一篇《一些不想说而又不能不说的事情——夏衍同志文章读后》，1980年2月20日投寄《文学评论》，3月29日该刊提出修改意见，4月2日作者照改不误，4月17日文章却从准备付印的刊物上被抽下，作退稿处理。最后，荣太之的这篇文章只能刊登于1980年5月1日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3期。由此可证，鲁迅研究室出版《鲁迅研究动态》，主要目的是搭建一个争鸣的平台。从1980年4月5日至11月15日，《鲁迅研究动态》出了6期。在这份篇幅一般只有16页的小刊物上，就连续发表了2篇批评茅盾的长文，8篇反驳夏衍的长文。所以当时有人把倾向于“国防文学”派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研室（当然主要是指文学所领导）称为“东鲁”，把主观上想维护鲁迅、冯雪峰的鲁博鲁研室称为“西鲁”，而把位于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称为“中鲁”。

在反驳夏衍的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楼适夷先生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此文1980年2月25日写成，刊登于同年4月20日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2期。文学界的人都知道，1957年8月17日，在中国作协召开的批判冯雪峰的百人会议上，楼先生曾挥泪痛批他的这位老友，当时被称为“爆炸性发言”，为夏衍对雪峰的批判起了配合作用。事隔23年之后，楼先生进行了反思，依据亲身经历为雪峰辩护。所以这期《动态》一时洛阳纸贵，迅速脱销，有些读者买不到刊登此文的刊物，就辗转传阅，全文抄录。在一封私人通信中，黄源以朋友身份对楼先生坦陈了己见。

适夷兄：

你的《动态》上的大作，拜读了，一熔（按：黄源夫人）也读了（她还在病院）。

你的义愤，是正义的，可佩的。老夏处于今天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对老战友，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重大贡献的战友，于死后改正的老战友，发表此文，四五十岁的中年一代文艺研究者中（我所接触到的），反应很大。你上次写的纪念雪峰的文章，只讲他是诗人，避而不谈，是明智的。这是夏公挑起，不得不发的，你从为“四化”，团结向前看出发，特别提到夏公的功绩方面，这都很好，而且我希望能见于行动，消除成见，更好。

你的文章中，摆事实讲道理，很好，但其中有些讽刺、刺激的话，出于义愤，我完全理解，但这些话，使彼此不能靠近……

（1980年5月14日黄源致楼适夷）

楼老对黄源的意见有肯定，也有保留。他回应说：“那篇文章我请你看看，我劝别人心平气和，实际自己多年的郁积，也着实心不甘、气不和呢。”（1980年5月21日楼适夷致黄源）

楼老信中坦陈的是自己的真实心态。20世纪80年代研讨“革命文学论争”的得失、“左联”的功过和“两个口号”的是非，由于不少当事人仍健在，对这类问题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他们历史地位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又关系到他们的现实处境，因此难于平心静气，完全纳入学术轨道进行争鸣。老一代左翼文艺战士的情绪，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中青年鲁迅研究者。周扬、夏衍等人复出之后，仍然是文艺界乃至于思想界的重要领导人，相对处于强势地位，又掌控了《文学评论》这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舆论阵地，所以李何林先生代表的一方自然只能借助一份小小的内部刊物发出自己的声音。

1981年7月中央宣传部根据陈云的批示，成立了一个革命文艺运动若干问题研究小组，想在调查研究、查阅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类似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以统一认识，结束争论不休的局面。这项工作由贺敬之主持，中组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我也忝列了两次会议。但此举无疾而终，原因在于既然涉及的都是文艺问题，就该允许见仁见智，从长远来看，即使勉强形成了一个文件，对于此后研究者的思维也不会产生约束力。

1983年1月11日，鲁迅博物馆馆长兼研究室主任李何林退居二线，王士菁先生接任馆长。王先生对李先生十分尊重，跟周扬一方也保持有良好关系。此后《动态》逐步由一份争鸣性的刊物转变为一份内容驳杂的学术刊物，论文、资料、考证、动态乃至于索引全都刊登。1983年12月26日上午，周扬来到鲁迅博物馆，参加4个单位联合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学术讨论会”。他特别强调了鲁迅早期文言论文对“人学”研究的重大启示意义，指出“可以称得上天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鲁迅，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鲁迅研究动态》客观报道了周扬的讲话，关于“两个口号”评价问题的大规模争论告一段落。

1984年，山东烟台地区派人到北京招聘人才，合格者可享受处级待遇，分配住房，并将其在农村的家属调到城市。《鲁迅研究动态》的编者荣太之是山东文登人，家属户口原在农村，便跟家属也在农村的“手稿”组负责人吕福堂同去应聘，结果同被录用。因为荣太之的调离，以及李何林先生退居二线，《动态》从1984年7月至1985年5月一度停刊。

1985年1月3日，我被任命为鲁迅研究室主任，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月，《鲁迅研究动态》在停刊11个月之后重新出版，加上了由启功先生题写刊名的封面，封面设计署名鲁青——当年在鲁博工作的一名青年业务人员张靖。责任编辑是王世家。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孙瑛在《鲁迅博物馆历事》中说：“此次改版使《动态》成为全国第一份关于鲁迅研究的杂志。”（《鲁迅研究动态·第9期增刊》）

世家原是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兼支部书记，自办了一份内部印行的《读点鲁迅》丛刊；后来被调到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所，又编辑过东北的《鲁迅学刊》和《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他热衷于编辑鲁迅研究方面的书刊，在鲁迅研究界有广泛联系，因此我特别推荐他到鲁迅博物馆来主持《鲁迅研究动态》的编务。

但世家的调动遇到了困难。虽然世家有为鲁迅研究“毁”黑河之家和哈尔滨之家的决心，但要在京城安家却非易事。因为他有一妻三女，调他一人，必须特批五个进京户口。这不仅在当年，即使在今天，也是极难办妥的事情。鲁迅博物馆领导出于对《鲁迅研究动态》的重视，对办理世家的调动手续都很支持。但人事部要求单位进行说明：北京的编辑成千上万，为什么偏要千方百计从外地调人？我承担了起草这份说明的任务，从鲁迅研究造诣、在鲁迅研究界广泛的人脉关系，特别是在编辑工作中的献身精神诸方面恳切陈词，让领导部门理解到“一将难求”，此岗位非世家莫属。在关键时刻，贺敬之给予了鼎力支持。我们单位隶属于文化部，而敬之同志是文化部负责人。他签字同意，人事部当然会予以高度重视，这样世家的安家问题就逐步解决了。

改版后的《鲁迅研究动态》为16开本，每期48页，月刊，暂定内部发行。《动态》1985年第1期（总第37期）刊登了《敬告读者》，表示要把这份刊物“办成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刊物”“既有学术性，又兼顾普及”“以活跃鲁迅研究的气氛，沟通鲁迅研究的信息，加快鲁迅研究横向交流的节奏，及时反映鲁迅研究的新成果”。这一期发表了我提供的《许广平遗稿三篇》，其中的独幕剧《魔祟》是我在鲁博资料部查资料时无意发现的，原稿既未署写作年月，也未署作者名。我写过《许广平的一生》，对许先生的笔迹非常熟悉，所以能迅速做出准确判断。对于这篇作品的内涵，我在同期发表的《血的蒸气，真的声音》一文中作了点评，指出这是许广平跟鲁迅在上海同居的生活写照，表达了她因任性，对鲁迅体贴不够而在鲁迅死后产生的某种追悔之情。不料事隔16年之后，却有某专家学者以此为依据，认定鲁迅跟许广平早在1925年夏天即已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读后我感到惊诧莫名！

1985年5月8日，《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邀集部分鲁迅研究界的中青年学者座谈，莅会者有王富仁、陈福康、宋益乔、龙泉民、王国绶、王德禄等，这表明刊物从改版开始就对建立广泛的作者队伍，特别是对发挥中青年研究者的中坚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同年，中国社科院决定停止出版文学研究所编辑的《鲁迅研究》（我也忝列该刊编委），因此《鲁迅研究动态》就成了国内最重要的鲁迅研究刊物。

1987年1月，经国家出版局批准，《鲁迅研究动态》在创办7年之后，公开向国内外发行。鲁迅研究界的老前辈李何林、李霁野、黄源、楼适夷、许杰题词表示鼓励，王士菁、袁良骏、王景山、王观泉、陈福康等专家也撰文表达了祝愿与希望（见《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3月7日，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学者举行座谈，陈涌、林辰、王士菁、王景山、孙玉石、林志浩、张恩和、袁良骏、李文兵、朱金顺、王富仁、颜雄、陈福康、陈学超等参加。

5月23日，编辑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鲁迅研究动态》公开发行座谈会。鲁迅研究室顾问唐弢在会上说：“自《动态》创刊以来，我是每期必看的，觉得它办得不错，今天公开发行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个人有个看法，现在有许多思想观点需要正面提倡、正面说明，鲁迅研究也是这样。在学术上，在文艺问题上，我们应该容许各种各样的意见存在，也应该旗帜鲜明地正面提出我们自己的主张。鲁迅本人正是这样做的，既能够容纳各种思想，又有自己明确的主张。这点很重要。我们既然学习鲁迅，就应该发扬鲁迅精神。”我在题为《办出特色》的发言中，肯定了前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动态》目前尚缺少应有理论深度的论文和新资料，希望今后刊物能保证周期，信息畅达，同时能开展健康的争鸣，“尤其应该警惕把人际关系搅进学求争鸣，把宗派斗争引入学术之争”。《鲁迅研究动态》公开发行不久，就有读者来信，建议把刊名改为《鲁迅研究月刊》，因为《动态》的名称早已涵盖不了刊物的实际内容，而且也显得不太正规。但刊物为节约印刷成本，已经将1989年的胶印封面印就。为避免浪费，直至1990年1月才把《鲁迅研究动态》的封面换为《鲁迅研究月刊》。

1990年8月，以《鲁迅研究动态》为前身的《鲁迅研究月刊》出版100期，举行了一次笔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天津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李直（李福田）在《百期话旧》一文中，除肯定了鲁迅博物馆历届领导对刊物的重视和鲁研界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的支持之外，特别赞扬了荣太之的开创之功和王世家“甘为人梯，为人作嫁”的精神。文中也提道：“鲁研室主任陈漱渝同志把刊物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些是人所共知的。”鲁迅研究专家高信指出，《月刊》大概是迄今为止，鲁研刊物中唯一能够一以贯之、按时出版的专业刊物……偌大中国，偌大鲁研大军，总算有这一家刊物在发挥着桥梁、纽带和媒介作用，这不能不说是鲁研界的幸事，也不能不说是广大热爱鲁迅的读者的幸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大明认为：“这个刊物不但有史料价值，而且有学术价值。它是我珍藏的刊物之一。它不仅是对鲁迅研究有用，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史，乃至思想史、革命史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1998年12月，《鲁迅研究月刊》出至“总第200期”，刊登了一则《本刊启事》：“随着鲁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鲁迅研究月刊》业已成为国内外鲁迅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它已远远超出了馆刊的性质，本刊现在的编委会已不适应目前的编刊工作。经研究并报馆领导批准，决定从1998年第12期（总第200期）开始，改聘顾问。现已征得在京的17位专家、学者的同意，特聘请他们作为本刊的顾问。”这份顾问名单是世家提出的。如实地说，其中也有极个别我并不以为然的人，但从工作出发，我全部表示同意。我一贯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这毫不足怪，但不应该将个人情绪带到学术领域之中。

为纪念《月刊》出版200期，我们还特别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参加并讲话。我也有一发言，原文是：

各位顾问、各位同人、各位朋友：

在全国人民满怀深情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历史时刻，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就《鲁迅研究月刊》出版200期举行座谈。我用这句话作为今天发言的开头，并不是牵强附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命运，刊物的命运，都不可能不跟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发生深刻的历史联系。完全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我们每个人的今天，就没有我们刊物的今天。这绝不是夸张之词和趋时之论。一种刊物出版到200期，意味着它有了16年多的学术寿命，也好比它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为一个健壮的、充满朝气的青年。我查了一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发现出满200期的刊物为数不多，比如著名的《新青年》杂志，虽有10多年寿命，但几度休刊，总共才出了63期。《小说月报》好像寿命最长，历时21年有余，共出了258期。但该刊前后期性质截然不同，前期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大约出了126期。也就是说，真正作为从事新文学建设的《小说月报》也只不过出了132期。所以，将来如果有人编一部中国学术期刊史，《鲁迅研究月刊》应该被写上重重的、浓浓的一笔。

《鲁迅研究月刊》能够顽强地支撑到今天，首先应该感谢鲁研界广大学者的支持。他们不计较《月刊》稿酬微薄，也不计较《月刊》印数有限，仍源源不断地将呕心沥血的学术成果提供给我们。同时应该感谢编辑部在编和不在编的同人。16年来，几度寒暑，几度春秋，6000多个日日夜夜。几间旧房，几件旧桌椅，没有空调，没有传真机，没有长途电话，更没有什么“工作用车”，靠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发表的论文资料竟多达2000多万字；至于审阅的稿件，校对的清样，就真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了。一个正规的月刊编辑部，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的编制，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我们月刊编辑部在编人员长期只有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两年前，我曾含着热泪参观了邓小平同志题名的太行山黄崖洞。就是在这个天然大石洞附近，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创建了设备极其简陋的兵工厂，生产出了足以支援整个华北前线抗日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就是在这个穷山沟中，八路军奋战八昼夜，以1∶6的伤亡比例抗击了超过我军5倍的日军主力部队。我认为，我们《鲁迅研究月刊》16年来所发扬的就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自我牺牲精神。这是在商品大潮中一种极为高尚的人生价值追求。

《鲁迅研究月刊》得以维持至今，当然离不开国家文物局领导和我馆历届领导的支持。虽然我们馆多年来存在着团结方面的问题，但历届领导在坚持办刊这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我馆历届领导都认识到，这份刊物既是学术园地，也是思想阵地；既是联系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的纽带，也是我们馆对外的一扇重要窗口。我们不能让园地荒芜，不能让阵地丢失，不能将鲁迅博物馆自我封闭起来，使它变成一个毫无学术特色的机关衙门。

在这个座谈会上，我必须说明的是，我虽然长期挂名为《鲁迅研究月刊》的主编，但大量的具体工作是由副主编王世家同志承担的，他才是幕后的执行主编。20多年前，我刚跟世家缔交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的人生追求就是编出三四十本刊物。现在他的这一愿望已经超过四五倍地实现了。如果他60岁退休，那月刊就能跨越世纪，一直编到330多期，这肯定会使他感到更加欣慰。编辑部的周楠本同志，谦虚踏实，不计名利，讷于言而敏于行，既有很大的学术潜力，又是不可多得的编辑人才。在我们编辑部里，还有长期默默承担繁重编务的马会芹同志，有研究、编辑双肩挑的张杰同志，有打字排版的高手王静同志。曾经给刊物以无私帮助的，还有今天到会的李福田同志、张靖同志、王国绶同志、张铁荣同志以及远在云南的强英良同志。协助刊物校对的，还有高道一先生、李淑文大姐。校对工作严格细致，费眼劳神，但他们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对于编辑部外这些同志的友情支援，我们会永远铭记于心。

关于《鲁迅研究月刊》的办刊方针，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因为我们的刊物是学术刊物，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必须牢牢把握住刊物的学术方向。学术无禁区，应当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由，也允许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就是说，只有不同观点相互撞击，才会迸发出真理的火花。我希望《鲁迅研究月刊》能以大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当然，包容并不是是非不辨，黑白不分。对于那些背离史实，背离学理，对鲁迅进行恶意诋毁的言论（比如要把鲁迅当成绊脚石踢开），我们也应该做出必要的反响。对鲁迅研究领域的严重错误观点采取纵容放任的态度，也是鲁迅研究工作者的一种失职。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希望今天到会的诸位发表高见。

为了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我们取消了原有的编委制，改为目前的顾问制。为了便于联系和开展工作，我们聘请的顾问限定在北京地区。所聘顾问或者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或者是在鲁研界有相当影响的资深学者。我们对17位顾问接受《鲁迅研究月刊》的聘请表示感谢！希望顾问们今后多给刊物赐稿，多对刊物的编辑工作进行多方面指导。

在回顾《鲁迅研究月刊》的办刊历程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工作中仍存在不少缺点。比如有时编辑意图不够明晰，对稿件往往采取守株待兔的态度，而缺少应有的学术引导。有些论文冗长沉闷，观点片面。刊物在装帧、版式、校对、发行等方面也还有应该改进提高的地方，希望今天到会的朋友多提宝贵意见。这是对刊物出版200期最好的贺礼。

各位顾问、各位同人和朋友，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场合，面对今天的你我，回想16年前的你我，我真正感到了“人生苦短”这四个字的含义。16年，人生有几个16年？！但我们既然曾经16年如一日地把心血浇灌在《鲁迅研究月刊》这个学术园地上，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当然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辛勤耕耘下去。也许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会心力交瘁，支持不到刊物的第二个16年，但总是会有一批鲁迅所说的“傻子”“呆子”会在这个阵地上坚持下去，奋斗下去，不断为“鲁迅学”的大厦增砖增瓦，使这座学术殿堂愈加灿烂辉煌。

在以上发言中，我说自己“长期挂名为《鲁迅研究月刊》的主编”，主要是出于一种自责，觉得自己的付出跟对一个称职主编的要求还有差距，并不是以此证明真是“尸位素餐”。作为主编，我负责每期稿件的终审，有时也介入了内容的策划和来稿的筛选。那些年，鲁迅博物馆的业务经费每年只有10万，为了争取刊物的经费，逐步改善办刊条件，我也费了不少脑汁，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如争取大象出版社将每年6万元的资助增至8万。对于世家跟其他编辑人员的意见，我基本上都采取尊重的态度，努力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从1984年至2003年的17年中，我从没做过以刊物谋私的事情。

2001年4月，《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进行了调整，世家在编辑部工作26年之后退休，离开了副主编的岗位，接替他出任此职的是张杰和周楠本（常务）。世家的名字置于“顾问”之列——这是对他长期辛劳的一种尊重和对他在鲁研界地位的应有肯定。早在此前一年，世家就多次对鲁博人事部门表达了他如期退休的愿望。他向我陈述的想法：一是退休后便于在太太到黑河探亲时照顾家庭，二是可以静下心来编写一些书。近年来，我们高兴地看到世家编辑的《〈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资料汇编》，他跟止庵合编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还有一些资料翔实、行文老到的文章，这些都是他退休后的学术成果。

世家退休前，我建议他到一个他想去的地方走走。他选定了福建。鲁博的“一支笔”说：“没钱。”我回答：“从《月刊》的经费中报销，那里面有我拉的赞助。”研究室还设了一次便宴，跟他依依惜别。为了解决世家的职称问题，我专门给国家文物局职称办写了一份推荐意见：

王世家同志是一位在国内外鲁迅研究界有一定影响的资深编辑，他从“文革”后期即开始编辑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刊物，先后主编过《读点鲁迅》丛刊、《鲁迅学刊》。从黑龙江调到北京后，编辑《鲁迅研究月刊》共214期，总字数逾2000万字。他在鲁研界有广泛联系，能独立审查和处理学术论文；特别是在工作中不计名利，甘为人梯，因而受到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的称道。他新近主编的《鲁迅回忆录》6卷本，达到了很高的编辑水平，堪称传世佳作。世家同志此前未能参加外语考试，考虑到他多年享有政府特贴，又即将退休，建议破格晋升为编审。

遗憾的是，当年文物局强调参评者必须外语成绩合格，所以世家的申报材料又被退回到了鲁博，根本没有提交“高评委”评审。不过，事隔不久，国家文物局又根据文化部的相关文件，取消了申报研究员必须考核外语的硬性规定。然而世家已经退休，此事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对此，我至今仍感歉疚。

有一个一般读者可能不了解的情况，即从《鲁迅研究动态》创刊至今，《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和《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都不是任何一级行政建制（即非“局”非“处”非“科”非“股”），也不是一个有独立经济核算职能的实体。如前文所述，《动态》第1期至第36期由荣太之负责，他当时是《鲁迅研究资料》的负责人，而《动态》作为《资料》的补充出版物，顺理成章也由他分管。当然，作为室主任的李何林要把关定向。从第37期至第126期，责任编辑主要是王世家，先后担任责编的有高远东、孙郁、张杰、周楠本等；还有一批从外地借调协助编务的“国际友人”。从1987年5月《鲁迅研究动态》公开发行之日起，目录页右侧印有一份编委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出任编委的是鲁迅博物馆的馆领导和研究员。直接分管刊物的是我这个研究室主任，而具体分管研究室的是馆长潘德延。1992年6月，时煜华担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党总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他是一位修辞学教授，没有系统研究过鲁迅。出于谦逊，他坚持推荐我出任《月刊》主编；但出于对上级的尊重，我坚持由他出任主编。最后他以法人身份拍板：我跟他并列主编，但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世家由我推荐出任副主编。于是，从1992年12月开始，《鲁迅研究月刊》印上了主编、副主编的名字。

从1997年3月开始，《月刊》增加了一位主编周常林。他是河南大象出版社的社长，一位很有学识、很重友情、很大气的出版家。考虑到《月刊》经费困难，大象出版社每年资助6万元（后增至8万元），出版单位由鲁迅博物馆与大象出版社并列，但周社长对《月刊》的编务概不过问。1998年10月时煜华退休，从当年11月起，《月刊》主编由我跟周常林并列。直至2003年1月4日，我才给鲁迅博物馆党委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辞职信。

2003年10月，当时的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出任主编，我的名字跟世家的名字一样，也被置于“顾问”之列。至此，我跟《鲁迅研究月刊》的关系就成了读者、作者跟刊物的关系。因此，对此后刊物的状况，我既不综述，也不置评，只是衷心期望它越办越好！ 2SFM7lEFd+sUw+jO/nB7FqTi8nlBFxodYoue31kpSlbP8m9KvIeUEoXPRa5xM+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