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恋风流纸墨香”，这是2004年丁景唐先生出版的60年文集的书名，说明丁先生的一生是跟文字结下不解之缘的一生。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拜读过丁先生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的大作，久怀仰慕之心。直到调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之后，我才有了跟先生通信并亲聆教诲的机缘。

初见丁先生似乎是在上海永嘉路慎成里的一幢老房子里，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晚上。先生的“多功能室”（卧室兼书房、客厅、餐厅）在这座号称“一步楼”的三层，楼梯相当陡峭。我那时虽然年轻，但由于肥胖、近视，加上夜间灯光昏暗，先生的三女言昭就成了我的拐杖。我不解一位老革命、一位老领导的住处为何这样简陋。后来才知道先生出身清贫，生活历来简朴，跟夫人有七个子女，外加一个保姆，生存空间自然就变得狭窄了。但先生并不以为意，在书橱玻璃门上贴着一幅自书的陆游诗句：“老来多新知，英彦终可喜。”不觉间，他在这座旧楼整整住了70年。2000年3月，“左联”成立70周年学术研究会举行，丁先生抱病参加。因为他是上海代表，会议没有为他单独开房，我就劝他到我的房间午休。不料他突发心脏病，脸色煞白，被送到医院抢救，把我吓得魂飞魄散。2009年8月6日，他终于长期住进了华东医院。那间病房住两人，两人合用一护工，条件比外地一些高干病房简陋。但经常有亲友探视，病友间也相互串门，所以先生并不以为寂寞。这一住又是9年，直到2017年12月11日，他以97岁高龄去世。

丁先生在文坛初露锋芒是在1938年春。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杂文开始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少年部的墙报上发表，墙报上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在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接着他又跟同学王韬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蜜蜂》，发表文章时署名“丁宁”。此后采用的笔名有30多个，如唐突、姚里、蒲柳、黎容光、洛黎扬、黎琼、芳丁、煤婴、江水天、洛丽扬、微萍、歌青春、戈庆春、秦月、辛夕照、乐未央、乐未恙、包小平、丁大心、宗叔、丁英、芜青、黎扬、于封、卫理、郭汶依、丁宗叔、于奋、雨峰、丁行、鲁北文、佘逸文、于一得、景玉等。作品体裁大多为散文、诗歌。其中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在关露主编的《女声》杂志上发表的诗歌《星底梦》，1945年3月由上海诗歌丛刊社出版。可以说，作为文人的丁先生原本是诗人。

建国后丁先生长期在上海出版系统工作，担任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党组书记。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丁先生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影印了很多已经成为珍本秘籍的左翼文学期刊，二是主持编纂了2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文革”之前，丁先生跟周天合作，影印了两批、40余种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期刊，接着又影印了几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期刊。“文革”之后，丁先生直接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又影印了《语丝》《光明》等进步刊物。目前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传统文化中既有古代优秀文化，同时也包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进步文化，特别是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化。在承传“红色文化”的过程中，丁先生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家保存了不少闲章，其中就有用不同字体镌刻的“纸墨寿于金石”六字。这说明他对出版左翼（进步）期刊的深刻而长远的意义有着十分明晰的认识。丁先生说得好：“那时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反映了左翼文学家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政治信仰、思想情绪、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写作动态，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倾注在这些左翼文学期刊发表的文章里。”所以，传承这类红色期刊，也就是在传承着一种理想和信仰，相当于旗帜的交接、火炬的传递。

1990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历时6年，又系统推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这是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之后的又一浩大文学工程。这套丛书共分11卷、20辑，囊括了文学理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电影、史料等方面的代表作品，并有一卷索引。各分卷的序言由王瑶、康濯、沙汀、荒煤、洁泯、柯灵、廖沫沙、臧克家、陈白尘、刘白羽、张骏祥等名家撰写，这更增加了这套丛书的权威性。丛书主持人即为丁先生。1992年，这套丛书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此后《大系》第3、4、5辑的编纂工作，丁先生也有付出。

利用从事宣传出版工作的业务时间，丁先生长期进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除开瞿秋白研究之外，殷夫研究也是丁先生研究的一大亮点。“文化大革命”之前，丁先生曾在北京图书馆查阅《孩儿塔》全稿，并拍成了照片，但在“文革”中被毁。1979年，他又从北京图书馆获取了《孩儿塔》会稿的缩微胶卷，并提供给有关殷夫研究者。1983年1月，丁先生和康锋整理了《〈孩儿塔〉未刊稿三十种》，发表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7辑。1984年2月，丁景唐、陈长歌合编的《殷夫集》作为“浙江烈士文丛”之一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表了《孩儿塔》全稿，成为殷夫遗诗集大成的诗集，为此后的殷夫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石。

丁先生对研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情有独钟，绝非偶然，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1937年底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著名老作家袁鹰（田钟洛）曾亲自告诉我，丁先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当年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到他那间仅有三四平方米的斗室里去传达上级指示。丁先生本人也以他是“老同志”而深感自豪。1982年5月，丁先生去南京参加华东五省一市党史会议。他在当月11日致我的信中写道：“这次去的都是老同志，我能参加这一会议，引为荣幸。上海这次去了十几人的代表队，由陈沂同志带队，有几位是二十年代末的留苏老同志。会议在南京中山陵十一号招待所举行，约七至十天返沪。”字里行间，蕴含了对昔日峥嵘岁月的缅怀追忆。

由于我是一个以鲁迅研究为职业的人，所以想在此文中多谈谈丁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中期，身为初中二年级学生的丁先生就对鲁迅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搜集了一些鲁迅著作。他爱读鲁迅翻译的蕗谷虹儿的诗作，模仿其风格创作了一些抒情小诗。鲁迅是左翼文坛公认的盟主，丁先生研究左翼文艺运动自然会侧重于研究鲁迅。

丁先生的鲁迅研究的开篇之作是1945年10月撰写的《祥林嫂——鲁迅作品中之女性研究之一》，使用的笔名是“丁英”。那年丁先生刚25岁，发表此文之后也就忘了，事隔36年才知道这篇文章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原因是1946年上海雪声剧团的编剧南微看了这篇文章，就向越剧艺术大师袁雪芬作了推荐。袁雪芬再找来鲁迅的原著一读，同意把这篇经典小说改编成越剧，演出后产生了强烈反响，成了越剧表演史上辉煌的一章，也是普及鲁迅经典的一次成功探索。在雪声剧团的纪念特刊上，还摘登了丁先生这篇文章的片断。在鲁迅研究史上，一篇研究文章能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实属罕见。此后，丁先生坚持撰写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仅收入《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一书的就有约50篇，篇篇都有新史料或新见解，没有一篇是泛泛之论。

有人说，钩稽作家的佚文是对遗失生命的寻找和激活。这个比喻十分生动形象。丁先生很重视鲁迅佚文佚信的钩沉，比如：1925年4月8日鲁迅致刘策奇的信，1927年4月26日鲁迅致孙伏园的信，1928年12月12日鲁迅致郁达夫的信，1931年8月12日鲁迅撰写的《〈肥料〉后记》，1931年11月30日发表的《〈日本研究〉之外》，就都是丁先生首先发现并补遗的。再如《几个重要问题》是鲁迅临终前对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次重要表态。对于此事，严家炎先生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发表过长文。但早在1963年1月10日，丁先生就在《文汇报》介绍过这篇鲁迅佚文，题为《记鲁迅关于学生运动的谈话——〈鲁迅全集〉补遗》，笔名“于奋”。1980年3月，他又会见了这篇谈话的采访者“芬君”，即上海名记者陆诒，并请陆诒写了一篇回忆录《为〈救亡情报〉写〈鲁迅先生访问记〉的经过》，托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亲自带交给严家炎和《新文学史料》的负责人牛汀。1961年8月，丁先生还曾综合各地征集、辑录鲁迅佚文的成果，撰写了《记新版〈鲁迅全集〉（十卷本）以外的四十四篇佚文》这篇综合性的文章，初刊于同年9月出版的《上海文学》，后编入《新华月报》10月号。1962年，他又在他主持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发表了《〈鲁迅全集〉未印著作》51篇，引起了鲁迅研究界的极大关注。这些佚文包括鲁迅撰写的自传、书目、杂文、题记、序跋、译后附记、书刊广告等，具有不可低估的研究价值。丁先生长期为钩稽鲁迅佚文所做的工作，恐怕鲁迅研究界的一些人士并不一定全都知晓。

丁先生既注重辑佚，更注重考订。比如，丁先生友人杨瑾琤发现了署名“野火”的杂文《反〈闲话〉》，觉得内容和文风都跟鲁迅杂文相似，便作为鲁迅佚文收进了《〈鲁迅全集〉未印著作》。后来我也发现了一篇署名“野火”的杂文，抄寄丁先生鉴定。丁先生一看凭直觉就否定了，觉得文章风格与鲁迅作品不像。丁先生1978年6月27日致我的信中说：“对二篇‘野火’署名文章，我竟有这样不同的直觉，前者持肯定（但现在又虑证据不足），后者持否定。我自己也觉得矛盾。我建议你写一文章，把后者作为一种可供研究的问题提出来，不要现在就肯定，请更多的同志来共同研究一下。”后来修订《〈鲁迅全集〉未印著作》一文时，丁先生断然抽调了《反〈闲话〉》，以示慎重。

订正鲁迅本人著作中的一些错讹，这是丁先生做的另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事情。因为跨越前人，必须有相当的学术功底，否则就成了妄改和颠覆。在《鲁迅〈柔石小传〉校读散记》一文中，丁先生根据柔石本人的著作和柔石亲友的回忆订正了鲁迅《柔石小传》的若干错误。这对研究鲁迅著作和柔石著作都是很有裨益的。对于鲁迅撰写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丁先生也指出了文中的好几处笔误和差错。比如，珂勒惠支的父亲不是木匠而是泥水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在比利时的是她的次子，不是长子；《战争》6幅系1923年作，并非1902—1903年；先后刊登木刻《牺牲》的是《北斗》创刊号和《现代》第2卷第6期，并非《译文》杂志；“左联”五烈士殉难是1931年2月7日，不是1931年1月间；木刻《穷苦》中抱着一个孩子的是她的祖母，不是父亲。此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中所选21幅版画的制作年代也有多处错误。鲁迅说过，人无完人，文章也不会十全十美。鲁迅当年所处的环境险恶，条件艰苦，很多资料接触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不为贤者讳，才是对贤者的最大尊重。

对于编注《鲁迅全集》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丁先生长期予以关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956年至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十卷本）是建国后第一部内容相对完善的鲁迅全集，也是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第一个注释本。丁先生首先肯定了这一版本“有着很大的成就”，但也提出了若干修订意见。如指出“十卷本”文字有讹误，将《公民科歌》中的“大人”误排为“人人”；体例不够完善，如外国人物的姓名有的注英文，有的注俄文；注释文字也偶有失误，如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9日，注文却根据茅盾一篇误记的文字，注为1920年11月。鲁迅1935年5月23日致曹靖华的信中提到的“它事极确”，是指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一事，并非指他1935年6月18日就义。

丁先生藏书甚丰。这些藏书在注释《鲁迅全集》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比如鲁迅在1936年8月2日致曹白的信中，曾经提到有一本叫《庶联的版画》的书，内容和印刷都相当糟糕，未经鲁迅同意就把《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作为该书的序文，不仅糟蹋了苏联的艺术，而且败坏了鲁迅的声誉。“文革”前注释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注释者找遍《庶联的版画》一书而不得，然而丁先生恰好庋藏了此书，系1936年5月由多样社刊行，韦太白辑。书中所收104幅版画并非根据原作复制，而是从苏联版画展览会和《苏联人民文学》一书翻拍的，印刷、校对又极粗劣，故鲁迅认为该书偷工减料，做法恶劣。后来利用丁先生的藏书增补了这条注释。对于《十字街头》这份“左联”机关刊物，《鲁迅全集》注释曾误注为半月刊或旬刊，其实该刊仅出3期，第1、2两期是半月刊，第3期是十日刊。后来也利用丁先生的藏刊进行了修订。

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文化盛举。它集中了鲁迅研究界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集体智慧，为构建鲁迅学的科学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础。丁先生多次撰文给予高度评价，但又指出了其中的若干错讹和疵点，比如漏收了鲁迅1930年5月16日撰写的自传，同一嘉业堂主人刘承干的生卒年互有出入，瞿秋白赠鲁迅诗中的“冷摊负手对残书”误为“冷摊员手对残书”……这就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一部《鲁迅全集》，两万多条注释，近二百万字，其中出现个别错讹并非不可理解，对于丁先生这样友善的学者兼读者，出版方和注释者无不由衷地感激。这种态度，跟那种撰文公开劝人不买《鲁迅全集》的酷评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一位史料大家，丁先生历来重视版本的收集与手稿的研究。他节衣缩食，从搜求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中获得乐趣。比如鲁迅的杂文《二心集》（包括《拾零集》），丁先生就搜集到10种不同版本，通过对比勘校，为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奠基。他经常提醒鲁迅研究者从鲁迅手稿中学习写作本领。他以鲁迅杂文《死》为例，有一句原是这样写的：“大约我们看待生死都有些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的认真了。”后改为：“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视，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这就把中国人轻生死的原因归咎于随意处置人的苛政，杂文锋芒的指向也就明确了。

在这篇纪念丁先生的文字中，我还想再谈谈他跟我的私交。丁先生对我学术事业的最大支持，是慨然允诺为我1987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史实求真录》一书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陈漱渝同志的《鲁迅史实求真录》是一本史料研究、考订、辨伪方面的著作，虽然书中没有振聋发聩的观点和灿若云霞的文采，但是作者把‘求真’作为研究工作追求的目标，这种态度是可取的。即使在一些‘补白’式的文章中，也可窥见作者朝这方面努力的痕迹。当然正在追求的目标并不等于业已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一本称为‘求真录’的书中，也还可能存在‘失真’之处，这就有待于‘求真’的读者们来指正了。”

丁先生同意为拙作《鲁迅史实求真录》作序，既有他提携后进的拳拳之心，也有他女儿的促成，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着重视史料真实性的共同理念。他在1984年10月25日致我的信中写道：“我对史料的真实性有兴趣，现在有些回忆或别的文章，常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而揆诸史实，纯属乌虚之谈，此中学风实令人担心。对鲁迅、瞿秋白的研究中均有这种倾向。”拙作中收有我批驳沈鹏年的5篇文章，其人擅于作伪，常在一些人所共知的史实中塞进一些他编造的“私货”，以真伪杂糅的手段耸人听闻。丁先生对于我的做法是予以肯定的。沈鹏年谈所谓毛泽东到八道湾拜访鲁迅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2月出版的《书林》杂志第2期，丁先生特意从上海寄给我以供批驳。

丁先生跟我之间的情谊，在他的《学习鲁迅作品札记（增订版）》中也留下了若干痕迹。书中有一篇《鲁迅和华慈的著名油画〈希望〉》，介绍鲁迅留日时期曾准备跟友人合办一份名为《新生》的文学杂志，并从购置的一本《瓦支选集》中选出了一幅油画《希望》作为插图。长期以来，对于画面人物是诗人还是少女有两种说法，人物怀抱的乐器是竖琴还是独弦琴也众说纷纭。1982年，丁先生在《艺术世界》第4期看到了用彩色精印的油画《希望》，便撰写了《鲁迅和华慈的著名油画〈希望〉》一文，澄清了画面人物是象征未来的少女，而不是周作人所说的诗人。至于她左手抚动的乐器，丁先生查阅了《日汉词典》《日语外来语词典》《广辞苑》《乐器大图鉴》《西洋绘画史话》，又请教了一些专家教授，确定那乐器叫竖琴或抱琴都可以，是译法上的问题。此时，鲁迅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彭小苓根据相关日文资料，也写了一篇介绍瓦支（通译为华慈）的文章，我提供给丁先生之后，他又增写了一篇《附记》，进一步指出《希望》中的人物是瓦支友人的一位漂亮朋友，而不是周作人所说的诗人；又援引了瓦支的一段话说明《希望》主题：“希望不是期望，它有点类似从那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乐。”当年11月27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谢谢你寄来彭小苓同志的文章，我已摘引日本人的两个小史料作为《附记》编入我的《学习鲁迅作品札记（增订本）》中，《附记》说明是彭小苓同志提供的资料，特此感谢。那本《札记》和你那本《史实》一样扩充了一倍，还不知明年今日能否出来？”情况跟丁先生估计的差不多，他的《札记（增订本）》于1983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2年夏，丁先生为《鲁迅题诗签名的〈呐喊〉〈彷徨〉珍本》一文增写了一篇《附记》，收入《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增订本）》。《附记》中写道：“去年，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型《鲁迅画传》。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鲁迅学会举办的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在会场上购得《鲁迅画传（1881—1936年）》一册，作为纪念。这是建国以来收集材料最为丰富的一本画册。”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参与了这本画册的文字撰写和定稿工作。同年12月17日，丁先生来信：“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你们合编的《鲁迅画传》中有鲁迅为山县先生题诗赠送的《呐喊》《彷徨》照片，不知是从日本内山嘉吉处得来，还是许广平访日时携归的？烦查一下。在此之前，似未见有原件刊出，也许在《鲁迅诗稿》上曾用过。”丁先生在文章完成修订之后还继续查根问底，表明了他治学的精益求精。但我对此事确无研究，经打听，这帧照片大约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白土吾夫寄赠的。

丁先生对我的帮助，除了为我写序，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常到上海出差，有时是为单位的事情，有时只是为了自己写作（如为撰写《宋庆龄传》到上海档案馆查阅资料）。为了方便以及省钱，丁先生多次安排我去位于建国西路384弄10号甲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住宿。这是一座三层洋楼，房间是西式的，还有味美价廉的餐厅。更为难得的是，在这里还能碰到一些著名作家和编辑。有一次经过一楼，碰到两位老太太，其中一位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铁路二中的校长魏莲一。她曾经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反映学生负担过重，为此，毛泽东做出了“健康第一”的批示，建议中学课程总量应砍掉三分之一。当时我也在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教书，跟她熟识。经她介绍，认识了另一位老太太，她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原社长韦君宜。韦君宜原姓魏，是魏莲一的亲姐姐。还有一次路过传达室，碰到一位颊红髯长的男士在大声打电话，声音如洪钟大吕。一打听，他是来自安徽的诗人公刘。记得1957年我上高三时，曾把他的诗作抄到笔记本上，跟同学交流欣赏。这次我不仅见了鸡蛋（钱钟书先生喻为作品），而且见了母鸡（作者），实为人生一大幸事。又有一次，招待所的房间紧张，我跟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原副社长朱树成合居一室，听他谈编辑唐浩民成名作《曾国藩》的过程，颇受教益。跟朱树成同时到上海出差的还有一位叫周实的编辑，现在是一位风格独具的小说家，以主编《书屋》杂志蜚声文坛。离招待所不远还有一家著名餐馆“乔家栅”，在这里吃饭时碰到了跟我同年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所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这家招待所跟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一样，都成了唤起我温馨回忆的标志性建筑。

丁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除了他本人的学术成果之外，还表现在培养了两个优秀的接班人：一个是他的三女丁言昭，另一个是他的五儿丁言模。我跟言昭相识于1978年，那时她在当年出版的《破与立》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鲁迅与〈波艇〉》。我对鲁迅研究史料情有独钟，一读这篇文章就觉耳目一新，怀疑这位新人背后一定有学术巨擘支撑。打听后果不其然，言昭说，这是她在父亲的指导下写的。她跟父亲合作撰文还使用过一个笔名，叫“胡元亮”。如果说，《鲁迅与〈波艇〉》的文笔还有些稚嫩，但不过多时言昭就令人刮目相看了。她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被分配到上海木偶剧团工作，除撰写了一部《中国木偶史》外，我的案头还摆着她撰写的中国现代女性传记，传主有萧红、丁玲、林徽因、陆小曼、王映霞、许广平、关露、张幼仪等，每本都有珍稀史料和她四处奔波、辛苦搜集的口述资料。言昭生性活泼，擅写儿童剧，所以她的学术著作除开史料新颖翔实之外，还以文笔清新活泼见长。这在现代女性传记作家中可谓独具一格。近些年来，我跟言昭疏于联系，但在《绿土》等文史报刊上常读到她整版的新作，每篇肯定都有新资料。言昭的成长，当然是丁先生的培养教育结出的硕果。

丁先生私下对我说，他的三女虽然颇有名气了，但还有一个五儿丁言模，理论水平高，极有学术潜力。现在丁先生的预言也得到了证实。近些年来，言模在出版艰难的现实境遇中，陆续推出了《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杨之华评传》以及瞿秋白研究丛书七本、张太雷研究丛书四本。最近，言模又出版了《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共两卷，83万字，对“左联”刊物和“左联”解散后的左翼进步刊物进行了系统介绍，分量相当重。这些成果，除了离不开丁景唐先生的藏书外，丁先生当年阅读时留下的“批语”也给作者以宝贵的启示。所以，这两本书的问世，是丁氏父子合作的成果。现在丁先生驾鹤西去，但他的学问有子女薪火相传，这应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行将结束这篇拉拉杂杂文章的时候，正值农历丁酉年大寒。对于我个人而言，丁酉年的确多灾多难：除开老伴缠绵病榻之外，还有许多亲友故去，其中有丁先生这样的前辈，也有同龄人，还有一些黑发的晚辈。年近八十的我也受到许多慢性病困扰。我切实感到了老苦、病苦、无奈、无助。97岁的丁先生仙逝，应属喜丧，学界固然折损了一员老将，但对他本人却也是一种解脱。但悲哀仍然时时袭上我的心头。

丁先生不希望生者为他做什么纪念活动，但后人一定会长远地忆念起他。有些学术明星辞世时会喧闹非凡，但若干年后也许会随风而逝。而丁先生的学术事业已经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的崇楼广厦之中，即使他细如沙石，小如钉子、螺丝，也会跟这座宏伟的学术大厦一样永恒。是的，“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鲁迅：《忆韦素园君》）。 P8uOsObV4D4dCLelKHjnzACTKlleh0hTMxDUasfye6Or8lJs+cmmqV/LaGofJ8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