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1975年12月5日给毛主席的报告，鲁迅研究室聘请曹靖华、杨霁云、唐弢、戈宝权、周海婴、孙用、林辰等同志为顾问；在此名单的基础上又增补了常惠，所以鲁迅研究室成立时共有8位顾问。1984年还增补了李霁野为顾问。不幸的是，孙用先生于1983年去世，常惠先生于1985年去世，曹靖华先生于1987年去世，唐弢先生于1992年去世，杨霁云先生于1996年去世，李霁野先生于1997年去世，戈宝权先生于2000年去世，林辰先生于2003年去世。老树凋零，文星陨落，令人感伤不已。

鲁迅研究室成立时，常惠先生已经82岁。由于年事已高，我未见他来过单位。我跟他也从无接触，只知道他当年编辑过《歌谣》周刊，翻译过莫泊桑的小说《项链》，生前跟鲁迅有过交往。还听说他协助未名社工作时，人称“常三爷”。曹靖华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鲁迅领导的未名社的成员。我教中学时，他的散文集《花》《春城飞花》《飞花集》深受师生欢迎，我也从中了解到很多鲁迅生平逸事。曹靖华先生当时推荐一位女士到鲁迅研究室工作，但李何林主任认为此人学历不够，未予接收。曹先生颇不快，也未在鲁迅研究室露过面。不过，唐山大地震期间我曾专门拜访过他，他也曾题写鲁迅诗赠我。孙用先生翻译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得到鲁迅的好评，曾获匈牙利劳动勋章。听说匈牙利还竖有他的雕像。孙先生学问渊博，但为人极为腼腆，所以我很少贸然打扰。只记得向他借过一次书。他的书报整理有序，用报纸包严打捆，纸包上贴有目录，查找十分方便；仅从这件细事，也可反映出他作风的严谨。杨霁云先生是《集外集》的编者，现存鲁迅致他的信有34封。据说他藏品甚丰，不仅有尚未公开的鲁迅手迹，而且还听鲁迅讲过一些重要而不宜公开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杨先生似乎至死也未公开披露。春节期间我多次登门慰问，杨先生都热情接待，但只谈些外国电影掌故，从未涉及鲁迅。孙、杨二先生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资深编辑，很少（如杨先生）或基本上没有（如孙先生）在鲁迅研究室露面。

原有的8位顾问中，跟我接触较多的是唐弢先生、林辰先生和戈宝权先生。跟唐先生的交往我将在其他章节专门述及，因此这里主要回忆林先生、戈先生和后来增补为顾问的李霁野先生。

在鲁迅研究界，林老是一位年高德劭、有口皆碑的人物；但在圈子以外，了解他生平业绩者恐怕寥寥无几。一般读者只知道鲁迅研究是当今一门显学，而《鲁迅全集》是现代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为有志于中国改革者所必读；但他们哪里晓得，无论是1958年版《鲁迅全集》还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无不渗透了林老的心血。特别是1958年版《鲁迅全集》，其中的《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准风月谈》《两地书》和一部分书信又主要是由林老负责注释的。这些注释本身同样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只有精通杂学者方能为。在古代，所谓杂学是指正统八股文之外的杂览，包括普通诗文，子部杂家，也包括其他一些冷僻的文化史料。鲁迅是一个学贯中西而又社会交往极其复杂的人物，不谙熟杂学，要注疏他的作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林老治学以实事求是、去疑求真为准则，在史料考证过程中广参互证，追根求源；察疑正误，洞若观火。他既继承了乾嘉考史方法，又接受了西方近代实证史学的影响，在鲁迅研究界独树一帜。比如周作人否认鲁迅在清末参加过光复会，而林老却根据鲁迅本人的著作，许寿裳先生提供的证言，沈瓞民、冯雪峰、胡风的回忆，以及经鲁迅亲自修订的增田涉所著的《鲁迅传》，有力地反驳了上述的说法。又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将鲁迅留日归国的年份说成是1910年，而林老却通过翔实考证确定为1909年，彻底解决了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问题。林老待人谦和，言谈话语中从不臧否人物，但面对在运用史料过程中存心作伪的不良作风却疾恶如仇。像《辟史天行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这类辨伪辟谬的文字，一般读者很难想象会出自林老这种谦谦君子之手。

在商品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当今学界蔓延的时疫是急功近利，浮躁者多，沉静者少。置身于这种文化环境，林老的著作不啻为一帖清醒剂和疗治学风的良方。由于林老治学过于谨严，惜墨如金，所以他以个人名义出版的专著并不多。据我所知，1948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过他一本薄薄的《鲁迅事迹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5年、1981年先后再版。198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过他的一本同样不厚的《鲁迅述林》，其中有建国前的旧作，也有建国后为数不多的新作。此外，他还选编了一部《许寿裳文录》，于同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对曾经奖掖扶植过他的许先生的回报，偿还30年前一笔心灵的债务。不过，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著作及其他一些零星的散佚文字，却成了鲁迅史料学的开山奠基之作，并且他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诸方面为后学树立了楷范。林老在为拙作《五四文坛鳞爪》撰写的序言中，说我的文章“可以说都是拱卫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写的，是构筑这样一座壮丽殿堂所需要的梁木和础石”。对于我而言，林老以上这些话是对晚辈的鼓励溢美之词；而对于他本人，却可以视为一种相当准确的自评。

我跟林老交往长达20余年。我跟他相处，有“怡然敬父执”之感；而他却视我为小友，即忘年之交。他曾说，他跟我治学的兴趣大致相同，所以有话可谈，彼此晤对，既享切磋之益，又获漫谈之乐，令人愉快。其实切磋是谈不到的，准确地说是我在聆听教诲，只不过没有立雪程门那种凝重的气氛罢了。有一次谈到鲁迅对高长虹的亲切关怀以及高长虹的反目成仇，林老不禁感慨系之。他说，高长虹的杂文集《心的探险》一书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不仅为之审定、校字，而且亲自设计封面。目录页后有一句“鲁迅掠取六朝人墓门画作书面”，就是鲁迅本人写的。林老认为“掠取”二字既自谦又幽默，同时表达了鲁迅对六朝石刻造像艺术的高度评价。林老用浓重的贵州口音和加重的语气强调“掠取”二字的情景，至今历历犹在目前。又有一次谈到许寿裳先生尊师重道，特别提到他的《〈宋平子先生评传〉序》。林老说，许先生对人物的描写真可谓写意传神，如形容宋平子：“先师魁硕，貌古朴，多须髯，两目幽郁若失精，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林老背诵这段文字时，恰似鲁迅笔下的塾师寿镜吾，不仅两眼微闭作陶醉状，“而且将头仰起，摇着，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林老还提到宋平子的自评：“我目勤，耳勤，口勤，脑勤。目勤故好博览，耳勤故好多闻，口勤故好深论，脑勤故好覃思。唯手独懒，故少著书。”不知林老援引这些话，是否有自况和苛责于己之意？古人云：“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跟林老交流，是对这句话的最好验证。

林老的生活是清苦的。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是他栖身的卧室、书斋兼客厅。室内除一张硬板小木床、两把旧藤椅、一张小书桌外，就是杂乱堆放着的书刊；只有一台极普通的电视机散发出些微的现代气息。在一篇介绍林老的文章中，我曾用“环堵萧然”四字形容过他的陋室，但这篇未留底稿的文章在投寄某杂志后竟杳如黄鹤。

记得1992年5月19日，我曾经操办过一次“林辰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座谈会”，以祝贺他的八十华诞。与会者一致赞扬他待人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戒浮言、重实证”的学风。林老那天显得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对来宾的盛情表示了由衷感谢。此后他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2003年5月1日，林先生在“非典”肆虐的特殊时期逝世，终年91岁。林老撒手尘寰，永远离开了他挚爱和挚爱他的人们，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纪念和巨大的哀痛。对于我来说，更是失去了一位知我、爱我、关怀提携我的师长。缅怀先师恩泽，一种人琴俱亡之感从心底油然而生。我想，在我的人生中，尽管经历了无数坎坷顿挫，雪雨风霜，但能亲炙林老的教诲，亲聆林老的謦欬却是一种特别的幸运，种种不公不幸，都可以从这种际遇中得到补偿和慰藉……

谈起戈先生，在少年时代的我的心目中，他的名字简直跟传奇英雄的名字一样响亮。这不但因为他通晓英、法、日、俄乃至西欧、东欧一些国家的语言文字，而且因为他在莫斯科红场看见过罗曼·罗兰夫妇，又曾瞻仰过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遗容。他翻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恰尔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我曾经爱过你》《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诗歌，陪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纯真、最富激情的岁月，对陶冶我的情操、净化我的灵魂、培养我健康的审美趣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年近古稀，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坎坷挫折时，我心中仍然会涌动出他翻译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回忆起来，我跟戈先生的交往，也长达20余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当时的文化园圃还是万树萧森、芳荃零落，但是在“读点鲁迅”的最高指示的庇护下，鲁迅研究已逐步开始合法化。既出于对鲁迅发自内心的崇敬，也囿于当时的形势，原来翻译俄国文学的他和原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我几乎同时把兴趣转向了鲁迅研究。在自学鲁迅作品的过程中，我自然遇到了不少拦路虎，尤其是涉及鲁迅作品中出现的外国作家、外国文学典故，我产生疑惑的地方更多。这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请教学生时代就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过鲁迅的戈先生。我想，他一定能够用“函授”的方式来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于是，我冒昧地给他开列了一连串的问题，希望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能够逐一解答。

果然很快就收到了戈先生的回信，现在我保存的第一封落款所署的日期是1975年8月3日。这封信解答了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评价、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尤其是揭露了沈鹏年的《鲁迅研究资料编目》的错误，使我得以对这部以工具书面目出版而错漏颇多的书开始保持了警觉。当我读到这封长达4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复信时，那种感激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须知，我当时不仅是一个未露头角的青年人，而且还是一个为世俗偏见所轻视的中学教师。戈先生对我循循善诱，不正是体现了一个大学者“有教无类”的崇高风范吗？此后，我们之间的通信更加频繁，大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在《我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一书中，戈先生写道：“从1976年起，我参加了注释《鲁迅全集》的工作。”这一工作当时是由全国各地数百名专业和业余的鲁迅研究者、爱好者共同承担的。在注释过程中，向戈先生请教各种问题的人更多。有人告诉我，京、津、唐大地震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编”室临时借用位于北京宣武区虎坊桥《诗刊》社的房子。那时，戈先生常在院子里摆一张桌子办公，向他请教往往要排队，就像病人等待就医一样。他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戈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集中表现于他的两本鲁迅研究专著。一部是《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这是戈先生在美国“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的发言。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内容厚实，文字浓缩，全面介绍了鲁迅译介外国文学的贡献，鲁迅与外国作家的交往与友谊，世界各国对鲁迅著作译介的状况，以及各国作家和学者对鲁迅的评价与研究。在鲁迅研究史上，戈先生的这种研究既有开创意义，也有奠基意义。另一部书名为《〈阿Q正传〉在国外》。众所周知，《阿Q正传》这部小说不仅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使鲁迅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鲁迅笔下的阿Q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起，毫不逊色地走进了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精神典型的人物画廊，但《阿Q正传》在世界各国流布的情况，同样只有像戈先生这样的外国文学大家才能厘清脉络。在研究《阿Q正传》外文译本的过程中，戈先生还澄清了长期以来一些以讹传讹的问题，其中包括鲁迅本人的误记。

回想起来，戈先生发表这组介绍《阿Q正传》外文译本的文章，跟我还有一点浅浅的关系。大约是1976年初，当今已负盛名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专家罗宗强编辑天津的《南开大学学报》。因校友张小鼎推荐，罗宗强约我在该学报开辟《鲁迅研究资料》专栏。我连续写了几篇，颇感学力不济，专栏难以坚持，便请戈先生鼎力相助。这样，戈先生的《谈〈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一文就在1977年《南开大学学报》第四期上跟读者见面了，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好评。此后，罗宗强便经常向戈先生约稿，促使他又写出了关于《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俄文译本、日文译本和世界语译本等文字。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就成了《〈阿Q正传〉在国外》一书的主体部分。

由于积年的过度辛劳，戈先生1992年底在赴美探亲时发病，发现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赶忙坐飞机返回北京。因为他自1957年之后即不从政，专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虽然早在1938年入党，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但在医疗方面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待遇，连住院、吃药都要靠现职在身的亲戚如周巍峙帮助。幸而戈先生将他珍藏的两万卷中外文图书捐赠给了他的故乡江苏省，在南京图书馆专设了“戈宝权藏书室”，因此南京方面才给他以江苏省社科院名誉院长和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的荣衔，妥善地为他解决了住房和医疗问题。记得1996年6月他从北京去南京治病之前，我曾到位于北京东城东罗圈胡同的中国社科院宿舍拜访他，看到一代风流人物病成这种模样，又听到他和他夫人的倾诉，心中十分难过，便写了一篇题为《感伤之行》的短文，想借此为那些卓有贡献而晚景欠佳的知识分子呼喊几声。不料文章刊出时，题目却被改成了《安于清贫的老人》。是的，安贫乐道是中国儒家的教义，它要求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能自得其乐，虽“一箪食一瓢饮”而处之泰然。但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安贫乐道法》，指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所以，我以为还是面对现实为好。

1998年深秋，趁参加“鲁迅赴宁求学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之机，我专程去南京后半山园的富贵山探访了重病中的戈宝权先生。我不知道他想吃点什么，能吃点什么，便只送了一个大花篮。我特意在花篮里多插了几枝百合。因为过去读戈先生翻译的书，知道在俄国，爱凋谢的玫瑰常作为青春易逝的象征，而与玫瑰相对立的百合花，则象征着永不凋谢的美和生命力。骨瘦如柴的戈先生躺在一张窄窄的木板床上。一位老保姆把他从昏睡中推醒。他眯着眼睛对我笑笑，似乎表示还能记得起我姓甚名谁。看到我捧来的花篮之后，他干枯的双唇又抖动了一下，我感觉到是在说“谢谢”。我俯下身，动情地跟他贴了贴脸，又在他耳边说了些多多保重的话，便赶紧扭过头，匆匆离开了他的病房。这时，一行行热泪禁不住涌出了我的眼眶……这一次见面，就是我跟戈先生的永诀。

李霁野先生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我初次见到他，似乎是在南开大学的林荫道上。那是1957年的秋天，我见一位须发皤然的老者拄杖而行，身边的同班学友赵英秀悄声告诉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霁野教授，南开英语系的主任。鲁迅在文章中说他是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那时我不足17岁，没有系统接触过鲁迅著作，对未名社、韦素园……不甚了然，于是顿时对如此渊博的赵君油然而生敬意，并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汗颜。由于胆怯，也由于我当时的兴趣倾斜在古典文学方面，在南开大学就读的5年当中我从来没有萌生过接近霁野师的想法。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挺直精神脊梁，我开始系统研读鲁迅著作。因为根底浅薄，我遇到了数不清的疑难问题，便通过南开中文系宁宗一教授介绍，跟霁野师建立了通信关系。书信往来最频的是1975年至1977年，有时每月往返书信多达10余封，内容无非是我提出各种各样的琐细问题，年逾古稀的霁野师及时而不厌其烦地逐一解答。通信中所涉及的学术问题，霁野师在后来撰写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组短文中有更系统、更详尽的表述，故不必一一援引。

在鲁迅扶植的青年文艺社团中，未名社的历史最长，被鲁迅称为“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鲁迅充分肯定了未名社成员“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尤其赞扬韦素园那种“宁愿作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崇高献身精神。但在致友人的书简中，鲁迅对未名社一些人又不无微词，这些微词中有一条霁野师特别重视，即鲁迅在信中说未名社拖欠他和曹靖华的版税，大概收回无望。记得1975年前后，曹靖华先生准备将鲁迅致他的书简添加注释单独出版，霁野师便建议曹老注明未名社所欠版税后来已陆续大致还清，但遭曹老拒绝。理由是：鲁迅的书信，不能无凭无据就加注释。因为此事，两位老友之间产生了芥蒂。霁野师是后期未名社的实际主持人，因韦素园患病欠社约1668元，韦丛芜生活腐化滥用社款约854元，造成一度拖欠鲁迅、曹靖华版税的情况。后来霁野师和台静农先生用自己的版税代韦素园偿还了欠款。韦丛芜的欠款则委托上海开明书店从收购未名社存书的款项中分批偿还。经济问题事关人格，它直接影响霁野师的声誉，以及已故的韦素园和远在台湾的台静农的声誉。但事隔几十年，有鲁迅书信在前，无其他确证于后，霁野师陷入了百口难辩的困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在一五八中学任教时的同事章君，是原开明书店经理章雪村的嫡孙，家中保存有两封鲁迅短简，夹在相框里作为摆设。我借来一看，1935年11月14日那封正巧写的是：

雪村先生：

韦丛芜君版税，因还未名社旧款，由我收取已久，现因此项欠款，大致已清，所以拟不续收，此后务乞寄与韦君直接收下为祷。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鲁迅 上（印）
十一月十四日

不久，我到鲁迅博物馆查阅资料，无意中又找出了一份鲁迅保存的未名社账目结束清单，证明欠曹靖华的版税已由开明书店和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分别偿还。

我将鲁迅佚简和所存账目清单抄寄霁野师，他甚感欣慰。他在信中说：“寄来关于未名社版税的信，对我很有用处。……如此信也将收入新版全集，可以防止别人恶意诬蔑；如此信不收，我想知道信在谁手，必要时拍一张照片，因自卫之法必有也。但此系后话，不必管它。我非常感谢你将此信抄给我。”（1975年11月7日函）

我为霁野师做的上述事情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但霁野师却牢记在心，对我百般爱护。在《为鲁迅先生佚简答客问》等文中，霁野师将我这位跟他年龄相差37岁的弟子称为“朋友”。这使我受宠若惊，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小误会，即不少人因此认为我也是一位须发皤然的老者。比如20世纪70年代陈沂同志在哈尔滨赋闲时，我曾通过霁野师的介绍跟他通信。待到80年代在上海初见时，陈沂同志大吃一惊，说：“我一直以为你是80多岁的老人。你不是霁野的朋友吗？”

在生活工作方面，霁野师对我关怀备至。1975年8月我患肝炎，多项化验指标不正常，又有脂肪肝，一度在家全休。当时想学习鲁迅“要赶快做”的精神，在了此一生之前奋力一搏。霁野师来信安慰说：“我很关心你的病。你的精神是好，望坚持。脂肪肝似乎也并不是不治之症，和我同住的人即患此症，他仍照常工作。久了可能导致肝硬化，但那需要很多年，而且我听一位名医说，不少70岁以上的人死亡解剖，已肝硬化严重，而并不死于此病。所以留心治疗，并注意饮食起居就好了，不必忧虑。我患冠心病已20年，不是还健在吗？”（1975年8月7日函）

1975年11月，鲁迅博物馆的老领导孙瑛提名调我到鲁迅研究室工作，但此事当时需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批，而我的生父在台湾，音讯断绝35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很担心这种海外关系会有碍调动，便写信向霁野师陈述了我的苦恼，并请他在即将出任鲁迅研究室主任的李何林老师面前进言。霁野师很快就写了回信：“何林何日去京尚未定。我个人想，你去博物馆合适，前曾同他谈到。据说调人要中央组织部办理，他本人知道你的工作情况，自然同意。至于家庭问题，此前我们全不知道，我想应不成什么问题。我想你可以同时把你的信给他看看，使他心里有数，文物局大概负审批之责，他可以先想想如何谈他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只能供参考而已。”（1976年2月5日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能够认为一个有海外关系的中学教师调到当时规格很高的鲁迅研究室工作“应不成什么问题”，这是何等的政治胆识！对于孙瑛同志以及霁野、何林两位老师在我人生转折点上伸出援手，我是没齿不忘的。

在研究鲁迅的道路上，霁野师给我的帮助和扶植更多。我最初在《南开大学学报》开辟《鲁迅研究资料》专栏就得到了霁野师的鼓励。当时学报负责人罗宗强同志把我写的《鲁迅与“三一八”惨案》拿给他看时，霁野师就予以肯定，说文章写得很好，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又写信给我：“看了看你写的《鲁迅与“三一八”惨案》，很好，这样把一件事的资料综合起来，很有用处。”（1976年1月5日函）

粉碎“四人帮”不久，在江西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校友陈俊生约我将有关文章辑成《鲁迅史实新探》一书，但辑成后因经济效益恐不乐观而选题未获通过。霁野师获悉这一情况，立即决定将此书编入他主编的《未名小集》，交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告诉我：“我前天写信给朱正同志，肯定四书——《鲁迅与未名社》《鲁迅论集》（陈安湖著），你的一本，素园译的《外套》（修改本，前加《忆韦素园君》《厄于短年的韦素园》，另加一后记）。我说四书为纪念性质，先印，最好今年全出。”（1980年4月14日函）接着，霁野师又于5月4日热情为本书撰写了《小引》，批驳了“资料无足重轻，资料搜集整理轻而易举”的偏见，对我在“鲁迅研究工作，特别在资料搜集整理上”做出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后来，这本书经过修订再版，被评为优秀湘版书籍。

在我跟霁野师交往的22年中，也有两件事引起过他的不快，乃至于愤怒：一是1988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9期刊登了韦丛芜的《未名社始末记》；另一件事是1989年山西有关单位借鲁迅博物馆的报告厅召开了《高长虹文集》出版座谈会，紧接着，《鲁迅研究月刊》又重刊了高长虹的《一点回忆》。韦丛芜的回忆撰写于1957年3月3日，当时他出狱不到半年，因阅读鲁迅日记和书简引发了感想和忏悔之情，故写了这篇本无意公开发表的文章。高长虹的文章写于他奔赴延安的一年，刊登于一份目前十分罕见的报纸——1940年9月1日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文章副题为《关于鲁迅和我》，是高长虹回忆鲁迅的唯一专文。我觉得这两篇文章虽然都包含替自己辩解的成分，提及的有些事情也可能与历史原貌有所出入，但都是可以对照参阅的材料；尤其是高长虹的回忆，在现存鲁迅回忆录中是很有分量的一篇，所以亲自推荐给鲁迅研究室的两份刊物分别刊登。霁野师对这两件事的反应的强烈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首先，他退回了鲁迅研究室顾问的聘书。其次，霁野师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年会时，我一如既往到国谊宾馆看望他。他提到上述两件事之后拍着茶几说：“真是混账！”我肃然伫立于侧，仍执弟子礼，唯恐引发了他的心脏病。此后霁野师的态度有所缓和。他多次表示：他是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有意见，不是对我有意见。他是把我跟鲁迅博物馆区别对待的。然而，近些年来，鲁迅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如果有失误，我又怎能完全逃脱干系呢？

霁野师曾兴奋地对人说，一位心血管病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预言他可以活到100岁。然而年岁毕竟不饶人，霁野师身体日衰。最使他痛苦的是腰疾，有时真是使他痛不欲生。霁野师难以握笔为文，我也因为琐事猬集，书信往返自然越来越少。虽然每年春节我都会托人赴天津问候他的起居并送年礼，但并不能解除霁野师的寂寞。一次，南开大学两位学友去看望他，老人家十分动情地说，他一人独处时，常回首自己的一生，总结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教训。他问那两位学友：“漱渝为什么不常来信了呢？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妥的事呢？”我听到她们转达这番话时，真是无地自容，赶快写信请求谅解，深责自己的疏懒。霁野师去世后，他的儿媳董焕英告诉我，霁野师临终前不久，还在听她读我撰写的文章，在表示肯定的同时，深叹他已无力撰文声援呼应。我听到这件事，不禁潸然泪下。

记不清是哪年，反正是在我因超龄而被免去行政职务之后，有人忽然写了一篇短文，暗指我利用“炙手可热”的权力，居然改变了中央文件的规定，增补李霁野先生为鲁迅研究室的顾问。这真是太高抬敝人了。一、李霁野先生的聘书是鲁迅博物馆颁发的，其时正、副馆长并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二、增聘李霁野先生为顾问，是在粉碎“四人帮”8年之后，此时的中央已非彼时的中央。难道时过境迁，对8年前的做法还不能进行任何局部的调整吗？更何况，当时的最高领导也没有对鲁迅研究室的顾问人选做出任何“最高指示”。那份所谓中央文件下发之后，不就立即增补了常惠先生为顾问吗？三、以李霁野先生的资历、声望以及跟鲁迅先生的交往，难道出任一个处级研究机构的顾问都不够资格吗？据我所知，1975年12月，霁野师之所以未获提名，是由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对他有些看法，而这些看法，实不足以妨碍他挂一个“顾问”的空衔。特别需要向不明真相者说明的是：1984年，李霁野先生的挚友李何林先生仍然健在。虽然他刚退居二线，但鲁迅博物馆的此类重大问题没有他老人家的首肯，我们这些后辈任何人都不敢胆大妄为。

介绍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当然不能不提及周海婴先生。在筹建鲁迅研究室的过程中，周先生是功不可没的。不过，周先生2008年9月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鲁迅藏书险遭出售”的信及其他》。这篇批评我的文章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话：“陈漱渝先生是一位钻研鲁迅几十年的知名学者，也曾经是我的朋友……”前一句是过奖，后一句是实情。“曾经”二字，表明我们的友谊已经成为历史。我珍惜曾经拥有的这一段历史，至今对海婴先生仍表示应有的敬重；也为几十年的情谊毁于一旦而深感遗憾。在情绪炽烈的情况下，回忆相关往事难免受到干扰，还是等一等，看一看，待彼此冷静下来再追忆也不为迟。 kr2jJPdR1AhyhT+dhC0+dyuF+QrDTk8/UGrDV5f/UsB3/QYWLa48bCkm0OiFra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