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先生八十寿辰的时候，我们这些在京弟子在鲁迅博物馆新建的报告厅为他举行了一次气氛热烈的茶话会。杨志杰师弟即席致辞说：“我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但我因自己是李先生的弟子而深感得意。”他的话博得了全场的喝彩。杨师弟的这一妙语，也正是对我跟李先生的关系的绝妙概括。

我只在大学毕业前夕听过李先生几堂专题课，直到调往鲁迅研究室工作之后才有机会在李先生直接领导之下工作。大约是1978年初春，日本汉学家中岛长文和中岛碧夫妇来鲁迅博物馆。我送他们离开研究楼时，正巧在走廊碰到了李先生。我悄声说：“这就是李何林主任。”中岛夫妇同时“啊”了一声，激动地说：“真了不起！我们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读的就是李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他们希望能跟李先生合影留念，李先生欣然同意。我每次重睹这张照片，想到我的老师享有如此崇高的国际声誉，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几分“得意”。

1987年10月，台湾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第18期开辟了一个《鲁迅专辑》；收录的6篇文章中，有一篇是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和金恒炜先生的学术对话，题为《从“神”还原到“人”》。李欧梵在谈话中把大陆的鲁迅研究者划分为三派，其中将李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划为一派。应该指出，对李欧梵的上述划分并不精确。尽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可以允许形成一个“李何林学派”，但事实上这个学派又并未出现。不过，李先生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在长达60年的文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方面的人才。他的学生们以他为学术的旗帜，人格的楷模，团结的轴心。南开大学中文系北京校友会每年的活动日，实际上就是李先生的寿辰。每看到李先生的人格和学识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几分“得意”。

但是，我的确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应该说，在学术观点上，我师承先生之处甚多，跟他的其他得意弟子相比也可以说并不“逊色”。凡李先生主持的科研项目，我都是勉力以赴：他主编《鲁迅年谱》，我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倡导编纂《鲁迅大词典》，我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就连我认为并无必要编写而且出版前途暗淡的《鲁迅著作题解集》，因为李先生坚持要搞，我也就违背个人意愿而参与其事。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李先生在鲁迅研究界参加的一系列论辩，我也曾经鞍前马后，不遗余力。

但是，在性格、气质、治学方法诸方面，我跟李先生却有很大差异。可以说，李先生最憎恶的一些缺点，在我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李先生就任鲁迅研究室主任时已经72岁，但他每天坚持坐班，事必躬亲。因此，他也要求他领导下的科研人员能严守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上班时间不打私人电话，无公事不会客，看病要请假，看完病要出示挂号条存根。李先生鄙薄那种“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的自私自利的人。他对于在从事集体科研之余个人多写文章的做法不以为然，又一度主张集体科研所得报酬应以50％交公。李先生以身作则，为从事行政工作而牺牲了大量个人科研的时间。他的文章如果多家发表，总是只取一处的稿费；他主持集体科研项目个人应得的那份报酬，也往往全部交公充作集体福利。对待政治学习，李先生的态度更加认真。每次开会他都带头发言，甚至亲自读报，像面对中小学生那样逐段讲解。他不喜欢我们在学习会上发牢骚、讲怪话：蔬菜涨价时他推荐我们吃海带，皮鞋涨价时他建议我们穿布鞋；谈到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时，他总是引导我们看主流。李先生的这些嘉言懿行，我在景仰之余，又常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我主张科研人员实行弹性坐班制，以科研成果作为考核成绩的主要依据；反对稿费提成，主张满足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要求。在处理个人科研和集体科研的关系时，我甚至认为应以个人科研为基础。对于那种走过场的政治学习，我历来就感到头痛。我的这些偏见，常常与李先生的看法相抵牾。李先生对自己的学生爱之深，责之亦严，而我却往往不能体会先生的一片苦心。这样，我跟李先生在私人情感上似乎总存在一层隔膜。

这层隔膜的存在常常使我感到痛苦，尤其害怕招致其他崇敬李先生的学友的误解。我极力想消除它，但效果甚微，有时甚至事与愿违。鲁迅100周年诞辰前夕，我陪同李先生到天津讲演。这是一个弟子服其劳的良机，我非常珍惜。我帮李先生拿车票，替他提着尼龙小包，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搀扶。不料刚刚上车，我的车票连同李先生的车票就在乘客拥挤之际被神偷窃走，我随身携带的几十元零花钱也丢失了。我跟李先生到天津后出不了站门，收票员不仅要我们补票，而且要作为无票乘车罚款，逼得李先生高呼：“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们买了票的。”天津作协、文联派来接站的同志闻声而至，证明了我们的身份，这才解了重围。离津之时，我又将李先生尼龙包里的几张《参考消息》丢失了。此时列车快到发车时间，我希望李先生慨然说一声：“算了吧，就几张报纸，不必找了。”不料李先生有逐日保存报纸的良好习惯，不肯轻易丢弃，致使我急得大汗淋漓，总算从送站的汽车的坐垫下找出了那几张狡猾藏匿的报纸，李先生也才算舒了一口气。

1982年，我们在成都召开首次《鲁迅大辞典》编纂会议。我是先遣人员。待李先生抵达锦江饭店时，我急忙迎接，先替他沏上一杯清茶。我原想炫耀一下我的“茶道”功夫，不料紧张中用右手将满满一暖壶开水浇在我端茶杯的左手手背上。为了保护那个瓷杯，我险些烫伤了手背上的整整一层皮肤。李先生没喝到茶，反因我的笨拙表演而受了一场虚惊。李先生离开成都时，他的一位弟子敬赠了一盆茉莉花。李师母酷爱花卉，这盆花也将是李先生出差归来转送夫人的一件佳品。我当仁不让地抢着替李先生提花，不料我小心加小心，还是让网兜绳将花蕾碰掉了几朵。李先生叹惜不已，跌足说：“你快别提了！你快别提了！”此后，我愈益自卑，连“弟子服其劳”的勇气也没有了。

李先生直接领导鲁迅研究室工作将近10年。这一段时间，是李先生学术上的丰收季节。1830年秋天，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他父亲的领地波尔金诺村羁留了3个月，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后两章及其他一些叙事诗、童话诗、抒情诗、小悲剧，创作硕果累累，被文学史家称为“波尔金诺的秋天”。我认为李先生生命史上最后的10余年是他人生的金秋。这不仅是因为打倒“四人帮”之后，他早年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和他晚年撰写的《鲁迅的生平和杂文》《鲁迅〈野草〉注解》等，均获得了再版的机会，也不仅是因为他新出版了《李何林选集》《李何林文论选》，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在全国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发挥了更为广泛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是他在担任南开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时无法发挥的。

但是，李先生临终前在学术事业上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他与王士菁等先生共同倡议编撰的《鲁迅大词典》迟至2010年才得以出版；他关于再版重注包括“题解”在内的《鲁迅全集》的建议也未能实现。李先生还有一个夭折了的提案：筹建中国鲁迅研究所。这是李先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出来的，提案由人大常委会批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处理。陈荒煤同志曾代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表示赞同，并希望在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得以实现。后来某领导同志征求了少数人意见后提出了异议，我记得反驳的理由有三点：一、时机还不成熟——这大概是指由于文艺界宗派主义流毒而造成的人事安排方面的阻力；二、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如果成立了鲁迅研究所，就会有人提出要成立吴敬梓研究所、郭沫若研究所、茅盾研究所，难于摆平；三、势必造成机构重叠，因为文学研究所和“鲁迅博物馆”都设立了鲁迅研究室，在这两个鲁迅研究专门机构之外再增设一个鲁迅研究所，人民责问我们为何如此浪费，我们将何以作答？在以上三条理由中，前两条能否成立，我不愿发表意见；至于第三条，则纯粹出于误解。因为李先生的提案是指在合并两个鲁迅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统一的鲁迅研究所，而并非要在两个鲁迅研究室之外再新搞一个鲁迅研究所。合二为一，何浪费之有？但是，“你有理，我有权”。以善于“固执己见”著称的李先生也只好不再“固执己见”了。

金秋的丰收是辛劳的汗水换来的，而积年的劳累却无形中损害了李先生的健康。李先生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平日生活有规律，不浪费时间精力在有害于健康的娱乐上，所以他一直以身体好自豪。在《回忆我的长寿之道》一文中李先生写道，他虽然虚岁八十，但气色好，精气神足，走起路来很快，能脱稿演讲三小时，别人都说他只像六十几岁的人，他自己也觉得和五六十岁时差不多。直到1987年初，我还跟李先生一起参加学术职称评定会，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争执。李先生的精神和气色，也不像84岁的老人。1988年春节之后，李先生终因腰痛而卧床不起。当时，我们还认为是他的坐骨神经系统出了毛病，而非绝症；待李先生住进天坛医院之后，才知已被确诊为骶骨癌，且已扩散。李先生对我说：“对于死，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有想到死得这么难受。”一个性格刚毅的老人说出如此痛苦的话，可见疾病对他折磨之剧。我听了心如刀割。

李先生病后有一个最大的忧虑：唯恐自己死在家里。李先生平时关心他人，临终前也不愿让自己的痛苦之状再给亲人增添痛苦。但是，在北京这个“高知”“高干”多如牛毛的城市，要找一间可以长期居住的单人病房却非易事。我将李先生的这一困难告诉了陈明同志。陈老侠肝义胆，辗转向有关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后经余秋里同志批示同意，李先生住进了部队系统的三○一医院。医生原估计李先生的生命大概只能维持3个月左右，但李先生发现癌症后居然跟病魔搏斗了近两年时间，这除开因为他具有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之外，还跟病中得到了良好的治疗与护理有关。为了提高我国癌症治疗的水平，使癌症由不治之症逐步变为可治之症，李先生在遗嘱中断然宣布将遗体交三○一医院解剖，以移风易俗的实际行动体现了鲁迅“为中国”“为将来”的精神——这也是李先生晚年一再倡导的精神。

李先生遗嘱的另一个内容，就是不要为他召开追悼会。但考虑到先生的友人和学生甚多，仍决定举行一次简朴的遗体告别式，以寄托大家的哀思。我们原以为，像李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兼革命家（幸存不多的南昌起义老战士之一），对他的治丧工作，上级领导机关会具体过问的，不料“报告”递上3天后接到指示：李先生不够副部长级别，仅享受单项副部级待遇，因此领导部门逐级下放“权力”，以极端信任的态度将治丧工作完全交给了鲁迅博物馆。但鲁迅博物馆这种小单位的同人们往往连“官府”大门的朝向都搞不清楚，更何况去请一些深居简出的要人？我们一时不禁有些惶恐，怕因治丧工作的粗疏而有负于李先生的亲友。馆内大量的具体工作是在馆长、副馆长的指挥下协同进行的，在对外联络方面我主动分担了一小部分工作。我先后找了《文艺报》的编审陈丹晨和《光明日报》的高级记者金涛，请他们在各自的报纸上刊登讣告；又分头打电话给中央统战部的胡德平同志、国家教委的魏亚田同志、中央宣传部的成志伟同志，请他们所属的单位送花圈。我还向林默涵同志和陈明同志求援，通过他们的努力请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宋平同志——这是出席李先生遗体告别式的唯一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努力，也许未能免俗，有玷于李先生的清高，但作为他的弟子，也无非想以此满足各方面的希望，略尽人事而已。

宋平同志决定出席李先生遗体告别式的消息，我是当天早晨才得知的。馆领导让我马上通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希望他们能赶快发消息。我立即给新华社北京分社挂电话，对方态度极好，说他们的记者已经奔赴八宝山。我又急着给中央电视台挂电话，结果是该台新闻部要我找总编室，总编室要我找文教部，但最终未能遂愿。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请友人开后门，终于请来了北京电视台的摄像人员，在该台《文化生活》节目中播出了李先生遗体告别式的新闻。

经过努力，李先生的骨灰最后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第七室。这原是安放老红军骨灰的地方，李先生以参加南昌起义的资历，而享受了老红军的待遇。他如果仅有二级教授的身份，那骨灰至多只能在骨灰墙中觅得一孔之地。这样的安排，也符合李先生的遗愿。我们鲁迅研究室的同人敬献给先生的挽联，上联写的是：“南昌起义，鲁迅精神，铸成铮铮铁骨，高风亮节存风范。”的确，从1927年以来，李先生始终是以战士的姿态献身的。他特别关注文艺战线的论争，正是他战士性格的生动反映。生前，先生作为战士驰骋于文坛；死后，他跟战士的英灵同安息。李先生85年的生命史，是跟近百年中国革命风云变幻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李先生生前反复强调，应该从作家作品和革命的直接、间接关系这个角度来评论作家作品。评价李先生这样的学者兼战士，当然更必须坚持这个标准。我坚信，李先生的业绩将永存在他弟子们的心中，将活在一切战斗者的心中。 ebUZON4RDnsXiLQSROUu/JyQr/ICiOjm+DkWgxrv3z3NDkxCLr7NHf55bhuC78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