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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执教14年，其中有10年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的。
记得“文革”初期，有两个口号：一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二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为了跟上形势，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参与过批判其他同事的事。但是，局面愈演愈烈，使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批原本天真烂漫的中学生，在一两个月当中迅速转身，变成了面目让人难以辨识的红卫兵。1966年8月23日下午，北京文联的造反派批斗老舍、萧军等著名作家。现场目击者王松声证明：“女八中的红卫兵是参与当时这个事情的很主要的力量。”（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1页）这次批斗造成的惨剧将铭刻在“文革”史上：8月24日，老舍失踪；25日，太平湖漂起了这位伟大作家的浮尸……
同样在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女八中的红卫兵通知要在下午批斗我。那天中午，我决定结束自己25岁的年轻生命，采用的是必死无疑的手段。不料被通知我去接受批斗的一位青年教师发现。另一位厨房的大师傅闻讯赶来，把我抱上三轮车，送到附近的北京第二医院急救，自杀终于未遂。我无罪可言，无罪可畏，唯一不能忍受的是羞辱。我当时太年轻、太脆弱，连如今看来其实是小茶杯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我在宿舍被红卫兵关了一周，衣物、书刊被抄了个底朝天，没发现任何罪证，又稀里糊涂被释放。自杀虽然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但他们并没有因此给我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把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报送中共中央，被编入供中央高层领导阅读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同年9月30日，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做出批示：“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当年年底，北京西城区教育系统筹办“五七”干校，校址择定在昌平县（今为北京市昌平区）的白各庄。第一批学员中，除开西城幼儿师范的师生属于“一锅端”之外，西城区中小学还被抽调了一批人，对象是那些挨完批斗并没有发现严重问题的领导干部，也有一些所谓“问题清楚”“推一推可以推过去，拉一拉可以拉过来”的教师。我显然是被视为后一类型。当时整人的积极分子和接受批斗的挨整对象，则都留在原单位继续搞“斗、批、改”运动。
“五七”干校的生活是艰苦的。初创时期没有校舍，我们这些学员分别住在三个村子的老乡家里。冬天无火炉，几个人在一条凉炕上靠拥挤取暖。伙食极差，既无鱼肉，也少菜蔬；能吃上一片“王致和臭豆腐”就算是“打牙祭”。主要任务是从德胜门的城墙上拆下古城砖，装在大车上，再靠人力拉回干校所在地去垒猪圈和建校舍。据说古城砖是用米汤搅拌黏土烧制而成，每块都沉甸甸的，有棱有角，几十斤重。靠人驾辕运古砖，一走几十里，那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遇到下雨，道路泥泞，大车轱辘陷入泥沼，要齐心协力拉出来，真是需要拔山之力。今天回想起来，我们当年边念语录边拆古城实在是一种破坏文物罪。无怪乎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程世娥听我谈及这段往事时，用手比作手枪状直指我的鼻子，意即“真该毙了你！”
“五七”干校校舍建成后，生活有了改善。我们搬离了老乡家，在干校的宿舍里睡地铺，吃饭则到兼作礼堂的饭厅。不过每顿饭前都要以班为建制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严冬时刻，拿着饭盒排队去食堂，铝勺和饭盒会发出有节奏的金属碰撞声，但走到饭厅前起舞，这种声音就一点都听不到了，因为饭盒和勺子已经紧紧冻在了一起。最好吃的菜是红烧茄子，因为有油有糖，比如今吃鲍鱼海参都过瘾。我们连的任务是种菜。俗语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单靠我们这伙人当然排不出种菜所需要的那么多粪便，于是只好到城里去淘。
淘粪是一种又脏又累的劳动，但我们却趋之若鹜，其中的奥秘是借进城淘粪之机，可以回家跟亲人团聚一两晚，因此成为跟今天出国考察似的美差。当时我在北京著名的长安剧场、北京人艺剧场和老干部聚居的红霞公寓都淘过粪，也跟“五七战友”们走街串巷，既挨家挨户收炉灰，又去一个个小公厕淘粪，晾成粪干运回干校。每当粪汤溅得满身满脸都是，我们就会受到表扬，因为导师说过，身上沾了牛屎的农民要比浑身书香的知识分子干净得多。有的“五七战士”豪情满怀地吟诗：“老三篇，记心头，站在粪车上雄赳赳。赤胆忠魂为人民，一颗红心要红透。”
也不知我们的心究竟“红透”没有，大半年过后，西城区教育局“五七”干校学员大轮换，有的回原单位工作，有的留在干校继续改造锻炼。干校军代表要我就去留问题替他起草一篇动员稿，我在文中提出一个口号，叫“走得高兴，留得安心”。这个口号很快就被人用白灰刷在了墙头。所有学员都在学习讨论这场动员报告，说军代表讲得如何如何深刻，如何如何给人以启示和教益。我心中窃笑：自从“文革”以来，我所有的文章和发言即使不被视为毒草，也会被打上问号。而同样是我的文字，一旦从工农兵的嘴里讲出来，则立即改变性质，身价倍增，这岂非怪事？
去留名单很快就宣布了，我属于合格学员，立即毕业返回原校教书，因为那时已经由“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我当即热泪盈眶，对干校充满依恋。今天的读者读到这几行文字，大约会鄙夷不屑地说：“奴性！”然而这确是当时我流露的真情。这是因为干校劳动虽然脏累，但人际关系却比原单位相对单纯。学员“同是天涯沦落人”，鲜有相互构陷倾轧之事。当年的“五七战友”有些从此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除劳动之外，每天“三饱一倒”——即三餐吃饱，晚上倒头一睡，也是一种神仙境界，没有在原单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鲁迅把中国历史划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生活在“五七”干校就好比置身于鲁迅所说的第二种时代。非历史情境中人是很难体会到这种感受的。
从干校返回学校，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即使没有脱胎换骨，也算是改造得很不错了，可以全身心投入“教育革命”之中去。然而1969年底至1970年初，又开展了一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我至今仍未搞明白什么叫“五一六”组织，至今也未看到过对“‘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权威性解释，更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全国性的大清查承担责任，但当时我却成为“五一六”的嫌疑分子。原因是我一位同乡兼校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被隔离审查，我所在学校的专案组成员到该院看大字报，发现了这一线索，便立即勒令我交代问题。一位专案组成员找我谈话时先朗读了一段林彪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语录，而后说：“参加‘五一六’，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主要通过同学、同乡关系秘密发展。既然你有一位同乡、同学在社科院作为‘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所以你也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向全校师生做出交代。”军代表又继续对我“攻心”：“陈漱渝，你有海外关系。我们把你定为反革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回答：“那当然。”他说：“但我们先不这样做，全靠你自觉交代问题，这是组织对你最大的爱护。”然而对于这种“爱护”我实在难于领情，又无法做出让他们满意的交代。于是有位积极分子在一进校门就可以看到的墙头刷出一幅大标语：“陈××不要故作镇定！”接着，在一次西城区传达教育革命精神的大会上，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逐出礼堂，理由是我不适合听传达报告。我又蒙受了一次羞辱！脆弱的心灵又受到一次重创！回到家里，我仰卧在床上，两眼直瞪天花板，整整半天纹丝不动。
再次轻生吗？我已经有了一次教训，感到不能再做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妻儿、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为了在难于苟活的生存环境中顽强地活下去，我想起了鲁迅的著作。比如在散文诗《秋夜》中，鲁迅描写了那株被打枣竿抽得遍体鳞伤的枣树：“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于是，我以枣树的精神开始了“文革”后期的新生活。我白天教书，每晚规定自己读一篇鲁迅作品，写一篇读后感。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感到力不从心；因为鲁迅有些作品较长，读后感也不是一个晚上就能写成，于是放宽了尺度，按鲁迅作品的篇幅和难度确定阅读时间。休息日，我还到图书馆去收集有关鲁迅的资料。我后来应《北京日报》之约，写了一篇短文《劫中读书》，记述了当年的一些生活状况——
床在剧烈抖动，灯在左右摇晃。暖水瓶从桌上掉下，“叭”一声摔得粉碎。地底传来闷雷一般的轰隆声响……这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发生的那个恐怖时刻，我领着全家三代五口从复兴门中居民区那座灰色的简易楼房仓皇逃出，腋下夹着从首都图书馆借来的两册《语丝》合订本。那时，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转移的财物，唯一担心损坏的就只有这两册20年代出版的纸色发黄的杂志。
当时具有六十三年历史的首都图书馆就坐落在元、明、清时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它的前身为京师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分馆，民国初年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是它的奠基者之一。鲁迅的著名小说《伤逝》，描写过它昔日的真实状况：可供阅读的书不多，但有两个可以取暖的铁火炉，因此成了劳苦知识分子冬天的乐园。即使炉中无火，看起来精神上也会觉得温暖。
我到这里寻求精神温暖是十年浩劫的后期，那时，学术被亵渎，人才遭蹂躏，每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都留下了累累瘢痕。我为海外关系所累，也被折腾得九死一生。高尔基说，书籍是使我们从死寂的空虚世界看到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的一线光明。比较系统地研读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的著作，就成了支撑我精神世界的唯一支柱。
首都图书馆内最使我怀恋的是那间参考阅览室。馆藏的近万册旧报刊都可以在这里调阅。还有近万册特藏资料——北京地方文献，为我们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变迁提供极大方便。我记得管理人员有两男两女：两男中胖的叫老墨，瘦的叫老张；两女中一位能干漂亮，一位朴实憨厚。他们业务娴熟，待人热情，从来没有向我索取“资料费”“咨询费”“板凳费”。我研究鲁迅的起步之作《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资料大多是从这里获得的。
读书困倦时，也到室外散散步，欣赏一下“辟雍”的镏金宝顶，黄瓦红柱。每当抚着汉白玉栏杆来到“铁将军”把门的敬一亭前，我都会想起这里曾经塞进过八千麻袋清朝的“大内档案”，也会自然想起鲁迅那句令人痛心的名言：“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当时麻袋们已经不知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破四旧时抄来的大批书刊，这又使我想起海涅的一句话：“谁焚毁书籍，谁也会焚毁人类。”（《悲剧——抒情插曲》）
听说首都图书馆将要扩建搬迁了。这是北京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前进的一声足音。我想，北京之所以能让无数中外人士迷恋倾倒，很大程度上因为它具有悠久的历史，荟萃着中国灿烂的文化，也聚集着一批顽强执着的文化人——他们即使在昏沉的暗夜里，仍然在追寻着光和热，把燃烧着的激情奉献给即将报晓的黎明。经济上的一无所有和名利上的一无所求，往往就是他们成功的起点和捷径。我衷心祝愿作为北京人精神粮栈的首都图书馆，能够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世界各大图书馆之林。但是，建筑和设施的现代化，决不能替代工作人员和读者的传统美德，否则所付出的代价就未免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