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复得的大学

1972年春季的一天，我在龟山之麓手扶武汉长江大桥的栏杆，俯身看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问我是干什么的。见他是桥头堡持枪站岗的士兵，我猛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在这里待得太久，使他觉得形迹可疑或是想跳水，便说“不干什么”，起身向蛇山方向走去。

那时我从乡下来省城治耳疾，住在武昌的湖北农业机械学院里三姐夫陈万春的宿舍，每天过江到汉口同济医院做半个小时同位素治疗，返回时便在桥上步行散郁解闷。郁闷不为耳疾难治，是为不能上大学的沉重失意。

看到大学校园里男男女女活跃的身影，我就特失落，特不平。从上小学到念初中，一路考试的成功使我拒绝想象会有大学不招我，我将没有大学生活经历的可能。而今我知一小学同班同学没上过初中，因有好爸爸而被推荐到武汉上大学；而我们公社中心小学那年唯一考上县重点中学的我，却永不得其门而入……

1973年要通过考试招生了，在全大队回乡知青里，我是两名报考人之一。然而考试只是参考，还是要与推荐相结合，在“白卷英雄”张铁生闹腾之前，还未考就决定了谁可以报大学，谁只能报中专。考大学的到县城集中，我被限读中专类，只能在区镇会考。尽管我是全考场唯一领了高中数学试卷做的（我自学过堂弟的高中课本），还是被招到了师范学校。至此，我已对上大学绝望了。从沔阳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留校在函授部任教。我读莎士比亚，用功进修完微积分，也就是不想被大学毕业的沔师同事瞧不起罢了，内心深处仍不免为今生今世没了进大学的机会而痛感遗憾。

1977年冬，恢复高考并放宽年龄限制的喜讯传来，我立即要求报名。校领导说是按政策规定，中师毕业得工作三年才有资格应考。我还差一年工龄，无话可讲，只有昂首咽口水，低头吐晦气，自叹命运不济。

到了第二年，说我这样比应届高中毕业生大十余岁的人（那时本县学制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般是十五六岁）仍可报考，我理直气壮去找校领导。校领导还是不同意，哀求也没用。他说同意我考，那别的留校青年教师都要考怎么办？其实，我们函授部经费单拨，业务归县教育局管，学校领导从未把我们当本校教师看待，给予同等待遇。别的青年教师也无人想考。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函授部女同事李旭英的爱人是城关镇革委会的教育组长，我同宿舍的同事杜佐福年年被抽去县教育局做招生办实际负责人。没有单位批准报考的证明，他们帮我悄悄报了名。于是我一边上班出差到各公社学校，一边抽空复习史地政。数学科考试时我提前交卷出来，碰到在场外当巡视官的校领导，他面带微笑地看了看我，也没说什么。

待到考分下来，县城里很快传开了，我的总分在全省是第几没有排名，但确知是全荆州地区第一，比湖北省文科本科生录取线280分高出134分有零，上北大绰绰有余了。我念师范学校时的语文老师、现同事毛慧玉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她知道我被限读师范类，闻讯来向“新校友”道贺。可是招生办朋友告诉我，校领导拒绝给我写政审意见，他们没同意我报名嘛！

我急得团团转，要在县妇联工作的堂姐鄢烈凤带我去找县委组织部的张部长，求他说情。张部长教导我，上不上大学都可以为教育革命做贡献。走出他电灯明晃晃的家门，我觉得天地一片昏暗。

然而，不知是师大的招生教师坚持要我，还是张部长实际上跟校领导打过招呼（城关镇革委会教育组的周组长偷偷对我说，校领导最终签了政审意见，写了“不服从领导”之类“坏话”），我终于接到了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

长久的向往，使上大学对于我（们）不仅是学习手段、成长经历，甚至不仅是人生的阶段性目标，不仅是个人权利的标志，而且具有了对社会对自我进行某种确认的象征意义。

入校报到的第二天，我就兴奋地赶到天安门广场戴着校徽照了一张相。

大学梦圆之于我，借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结尾耶稣讲的一句话来说，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理当格外欢喜快乐！

（原载于《南方日报》2002年5月5日，有删节） k6gdJWCyYUebp+wqX4ZdvFMv7hQ4X9b0EQS0xBHtl16t4sju7xb7jD+Ef/3wAt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