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隐

自法律意义上成人迄今30多年，与我关系最密切，并无一日暌违的伙伴是书，颇有点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进学解》）的光景。亲人嗔我是书痴，友人嘲我是书呆子，想必亦有人背后讥我为书蠹。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很明白我何以耽乐于书。

我之迷书，虽像东汉的王充“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但决无他那样的情操志向。他“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王充《论衡·自纪》），我学不到这份淡泊。他以鸿文精思为天下为万世立极，自名著述为《论衡》（义为思想言论之秤——标准），我没那份天才。但作为现代人，我有一点比他聪明：正像不可能有永动机一样，也不可能有千秋万代不变的思想权威，生前既不能以自己的思想一统当世，身后要以死人编制的思维程序支配活人更是戛戛乎。后代自有后代的活法，我们又何苦去为他们殚精竭虑预作“锦囊妙计”？

我之所以迷书，当然也不是做那个马前泼水的朱买臣的发迹美梦，妄想通过苦读博取黄符紫绶，以雪失爱失敬之耻，伸人畏人颂之志。我还不至于傻到守株待兔的程度。人家树个把“典型”体现“政策”，自己就多情地对号入座，未免太容易入彀上钩了。

我之迷书，更不是相信文化人真的是什么“上品”。有时看到巴士售票员歧视那些灰头土脸衣敝鞋破的民工，我庆幸自己终于抹掉了命运之神打烙在我脸上的“乡下佬”的金印，对自己隐隐生几分敬佩；但当我看到街道上默默翻修马路的民工一段段把城市更新，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产生对于他们的优越感。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价值相当于一只饭碗，不过是挣得了社会不得不分食其中的资格而已！别说我未能干什么无可替代的事儿，连那份相对丰厚的薪金也不像民工那样心安理得地消受。作为“文革”后挤入大学的幸运儿，我曾很骄傲，瞧不起那些留长发、戴“蛤蟆镜”、穿牛仔裤、提“三洋”录放机招摇过市的同龄人，睥睨他们的浅薄庸俗无聊；如今我领悟到自己根本不配讥笑他们，他们毕竟有开风气之先的勇气，正是他们吸引了道德家们的批判火力，才经过折中形成了我们现在享有的比较宽容的关于衣食住行的舆论环境。而我不过是“两脚书橱”，没有向习俗挑战的气魄，对社会进步无涓滴贡献，整个儿连“流氓”都不如，倒很像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调侃的，是抢无胆量、偷无技巧、“倒”无路子，凭着连错带别记得的三五千字混饭吃的。真是愧煞人也么哥！

想来想去，我能迷上书，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亲”的经历，恐怕具有“原型”的意义。按照我们那儿的乡俗，小伙子到了十七八岁，逢年遇节就要去拜见“丈母娘”，为不久的将来请求完婚联络感情。那时，未婚的男女虽不实行回避政策了，但也不能轻薄地搭茬儿讲话。一般是，那“图表现”的准女婿，主动地帮女方家干挑水、垫猪圈之类的活计；那些无所谓的准女婿，或枯坐喝茶，或拉开被子睡大觉。因此，新上门的“女婿”回家后，人们常打趣地问他“丈母娘”家屋顶的椽子有多少根，数清楚了没有。我是睡摇篮时父母给定的亲，女方一字不识，经过亲属晓以大义才强打精神上门去，自然是属于“数椽子”一类的。但那时我已是民办老师，便装模作样带了几本书去打发时光。照面以后躲起来看书，除了吃饭，别的别别扭扭地应酬，便省去了一大半精力。我发现书确有隐身藏拙的效用。慢慢地我尝到甜头，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

隐身于书，好处还有很多：抵御麻将扑克的诱惑，逃避与人交换“没意思的故事”的义务，少因没好节目而生电视机的气……

不用说，八小时以外要隐身于书，享受这份悠闲，得经过“另一位”的恩准，我的对策是向咱们楚地一位先人学的。他穷疯了，以一叶自障入市，“对面取人物”（《笑林·一叶障目》）。我则在淫读之间，偶尔炮制文章以自障，去捞报刊的几块钱稿费，充作自赎之资，这算是必付的代价。

瞧，这“书隐”决不是“书隐士”，没有一丝一缕高洁的气息。

（写于20世纪80年代，收入《追问的权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aNw+UjUEB6Y98d7+nOx2gGTa6oy2aQkCqKRcV9nYDu6ikALA8i5RWDvCC2DCae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