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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擦拭你的来复枪，”德高望重的老父亲在我正研究洛德的解剖表时进入我的房间说，“他再次逃脱了。”“拿破仑？”“他从厄尔巴岛回来了。”
我的心脏跳动得厉害，对于一个15岁的男孩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我经常听两个哥哥描述1813—1814年战役，对此我暗暗羡慕。两个哥哥于1813年参军，像大多数拥有良好家庭的年轻人一样，作为志愿猎兵踏上战场，又作为受伤的军官返回家乡。
追逐着兄长们树立的榜样，弗朗茨·利伯立即志愿成为一名来复枪兵，并挑选了波美拉尼亚科尔贝格团。该团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1807年普鲁士的其他地区落入法军手中时，他们光荣地捍卫住了科尔贝格要塞。在征兵桌前方聚集着庞大的人群，他排队等候了3个小时才得以登记入伍。
在德意志，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志愿成为来复枪兵是很常见的。他们有办法为自己购置来复枪，从而节省了国家的支出，在主动性要求颇高的步兵战斗中也具备生存下来的智慧。
就像利伯对军队的介绍所暗示的那样，他们想要真诚地“回报”法国人，总的来说普鲁士人正被汹涌的爱国主义和对波拿巴以及法国人熊熊燃烧的憎恨所鼓舞。在对普鲁士漫长的压迫期间，法国人向当地人课以重税，并夺走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1813年，普鲁士领导德意志起义，反对他们的法国统治者。爱国青年加入了路德维希·冯·吕措的自由军团，这支部队吸引了来自全德意志的艺术家、学生、学者以及更多的普通人。来自什未林的木匠之子路德维希·纳格尔，此时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可用多种语言读写的神学家，他便是自由军团的其中一员。纳格尔不久便被他的“黑色猎兵”（Black Jägers）同伴选为中尉。他们将自己的服装染成黑色作为制服，而一些学生发誓在法国人被逐出德意志之前不会剃掉自己的头发或胡须。
拿破仑已经将旧普鲁士军队摧毁。在腓特烈大帝麾下他们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部队，1806年却耻辱地在耶拿与奥尔施塔特战败。次年，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与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模仿法军的模式，将之重建为一支由义务兵和志愿兵组成的国民军队，编成能自给自足的军队。大多数普鲁士军人属于义务兵，但是几乎没有被征入伍者像他们那样，怀着美好的愿望服役。
1815年，这支军队再次进行重组。1814年为了节约资金而缩小了军队规模，此时因为拿破仑的归来又被突然扩大，这意味着许多团不得不收纳毫无经验的部队以达到额定兵力。三分之一的军队由作为后备军的民兵部队组成，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战斗经验，但是这些团缺乏训练、凝聚力与装备。在普鲁士的所有军队中，士兵们将就着混合使用英国、俄罗斯与法国的军服与武器。
大量士兵来自新收复的旧普鲁士部分地区，它们自1807年起一直属于“威斯特法伦”，或是来自新近被割让给普鲁士的土地，比如拿破仑位于杜塞尔多夫周边地区的贝格大公国。8000名新兵于1815年春从普鲁士位于马斯河（Maas，即法语中的“默兹河”）至莱茵河之间的新领土上被召集起来，而另外8000名能说双语的莱茵兰人已在军中，新近还为皇帝作战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波恩、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他们的承诺和忠诚度受到怀疑。就像普鲁士参谋长事后解释的那样，“短短几天，人们发现他们从属于一个新的国家，被赋予一个新的效忠义务，隶属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且经受新一轮的征兵，在战事开始前，他们参军的时间不多于6到8周”。
一些人加入了6个威斯特法伦民兵团中的其中一个，还有一些去补充了正规军。5月11日新加入第二十四团的523名莱茵兰义务兵，有93人在6月初之前开了小差。
理论上，普鲁士军队的制服是蓝色的，但是由于普鲁士政府极度缺乏资金，当时的库存又不足以为部队提供新的军服，预备役部队的士兵只好继续穿着灰色或者黑色的制服，而来自贝格大公国的各军团仍穿着他们为法国而战时的破旧白色制服。英国人提供了一些装备，不过这仍是一支衣衫褴褛、装备不足、穿着各色制服的军队。一个在1814年曾看到他们穿过布鲁塞尔的英国军官描述：一群外表粗壮的士兵“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妇女跨骑在马上，“和她们的主顾拥有同样久经沙场的面庞”，而矮小的挽马可怜地拖拽着他们的火炮。
在整个欧洲大陆，漫长的战争造成良驹稀缺，骑兵和炮兵驭手也没有好马可配。普鲁士的“乌兰”（Uhlan）在名义上是枪骑兵（他们为枪骑兵取了一个波兰名字“乌兰”），但是有一些却不是，他们既没有骑枪，也没有接受如何使用它的训练。尼德兰人了解糟糕天气下比利时的路况，因而为他们的部队每人配备了3双鞋，与他们相反，普鲁士士兵仅得到了一双鞋和一只备用鞋。
拥有如此简陋装备的士兵们仍以坚定的意志去行军和战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受他们爱戴的指挥官布吕歇尔的个性。
格布哈特·莱布雷希特·冯·布吕歇尔侯爵
时年72岁半。同英国的夏洛特王妃一样，他出生在梅克伦堡。16岁那年布吕歇尔以一名骠骑兵的身份加入了瑞典军队，在被普鲁士人俘获后转换了阵营。他对赌博、女性与酗酒的喜好是出了名的，在一次醉酒嬉闹后，腓特烈大帝宣布“冯·布吕歇尔上尉可以去见鬼了”，再也没有起用他。腓特烈死后，布吕歇尔于1787年参加了镇压荷兰革命的行动，作为一个骠骑兵团长在1793年和1794年的战斗中表现出色。他于1801年被擢升为中将，参加了奥尔施塔特会战，在军队主力投降后，他指挥一支后卫且战且退，直到被困在丹麦边境。颇具影响力的爱国者和改革家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在这场战役中担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在解放战争中又继续同他并肩作战，直至自己受了致命伤。沙恩霍斯特去世后，布吕歇尔挑选格奈泽瑙作为自己的参谋长，在莱比锡面对拿破仑之前他打败了两个法国元帅。莱比锡是两人之间第四次交手，也是布吕歇尔从拿破仑手上第一次赢下的会战，在战斗的最后一天布吕歇尔的军队夺下了城镇。而在拿破仑向法国撤退的过程中，布吕歇尔被击败了3次，但是布吕歇尔在拉昂打垮了寡不敌众的皇帝，然后向巴黎进军。事后他访问了英国，那里的新闻界把他宣扬成了一位英雄。
与烟斗形影不离的布吕歇尔称呼手下的士兵为自己的孩子。每次挫折之后，拥有无限的勇气、精力和决心的布吕歇尔都会掸掉身上的灰尘，再次策马向前，士兵们称呼他“前进老将军”（Alte Vorwärts）或“布吕歇尔老爹”（Papa Blücher）。士兵们十分爱戴他，对他极为忠诚。圆滑、敏锐与狡诈不是布吕歇尔的性格特征，但是他并不愚蠢，而且具有丰富的常识。他非常爱国，像许多其他德意志人一样，他对拿破仑的敌意包含家仇私怨。对于布吕歇尔来说，拿破仑的回归意味着未竟的事业：他告诉自己的士兵，他将前往巴黎寻找遗失的旧烟斗。
政治、后勤补给和战术细节均由元帅的参谋长（原文为quartermaster-general，疑为误用）和得力助手打理。“如果我要成为一名医生，”布吕歇尔在1814年牛津大学的一次荣誉学位授予仪式上评论，“他们至少应该让格奈泽瑙作为药剂师，因为我们谁也离不开彼此。”
在另一个场合下，他声称自己是唯一一个可以吻到本人脑袋的人，并以亲吻格奈泽瑙结实的颅骨作为演示。布吕歇尔自如地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性，毫不自大，为了共同事业欢迎得到帮助。这极大地润滑了他同威灵顿的关系，而对于此人格奈泽瑙则没有多大的好感。
出生于1760年的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比拿破仑和威灵顿年长9岁。作为一个萨克森炮兵中尉的儿子，对于在高级军官中占优势地位的普鲁士贵族来说他是一个局外人，他自然倾向于同为异邦人的布吕歇尔。年轻时，他跟随一支由英国出资的德意志部队去镇压叛乱的美洲殖民地，虽然抵达美洲不久战争就结束了，他仅加入了魁北克的卫戍部队。回来后，他申请进入普军服役，于1806年在耶拿作战，接着坚守科尔贝格要塞直至战争结束。在那之后，他协助沙恩霍斯特改造普鲁士军队，但在1809年却因为普鲁士国王拒绝加入他的民族起义计划而辞职。他游历了奥地利、俄罗斯、瑞典和英国，返回普鲁士后成为爱国党的一名领袖。格奈泽瑙被认为有共和主义倾向，而普鲁士国王则称他和布吕歇尔为“疯狂的雅各宾派”，不过仍然选择将自己的军队交予他们。
此时，英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政局十分紧张，而这增加了两国军队之间发生误解的可能性，即便他们共同反对拿破仑。尽管如此，当4月5日威灵顿请求格奈泽瑙将普鲁士军队向布鲁塞尔靠拢，以抵御拿破仑的突然一击时，格奈泽瑙下达命令，以他最为齐整的两个军开赴沙勒罗瓦和那慕尔作为回应。然而，他并不高兴，怀疑威灵顿的亲波旁政策，担忧这一行动可能会危及他自己防卫德意志的责任。普鲁士军队在保卫布鲁塞尔的一次战斗中损失惨重，因而格奈泽瑙必须深思熟虑。他不信任傲慢的威灵顿，并且讨厌被蒙在鼓里，后者的军衔和社会地位都要比他高。格奈泽瑙让普鲁士驻比利时的联络官写信给公爵，询问他的计划是什么，他意图在哪里作战，有多少普鲁士人会卷入战斗，若战败，行动方案是什么。之后，拿破仑通过让一个携带《维也纳秘密协议》的特使落入格奈泽瑙的手中，进一步加深普鲁士司令部的怀疑。英国、奥地利与法国联合对抗普鲁士计划的泄露并没有如拿破仑所愿取得好的效果。威灵顿明智、果断地做出回应以便消除怀疑，同时摆明自己的立场。他派遣了一个值得信赖且颇有魅力的年轻参谋军官亨利·哈丁前往格奈泽瑙处，就这个被尴尬揭露的秘密协议做出一个私下解释，之后亨利·哈丁作为两个阵营间沟通和解释的桥梁，留在普鲁士参谋部担任联络官。
4月10日，威灵顿写信给格奈泽瑙，坦率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再次向他保证若受挫整支军队可以向东撤退，从而继续保卫德意志。
在这一阶段，这两个将军解决了他们的关切和忧虑之事。这两人均以法语写信，这样做增加了发生误解的可能性，不过他们尽可能做到彼此坦诚。格奈泽瑙称，他意图投入自己的整支军队，而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但是直截了当地陈述了他的真正忧虑：如果他将军队向布鲁塞尔靠拢，并且他们遭遇惨痛一击，威灵顿觉得有必要指挥军队向海边撤退，而这会使普鲁士军队暴露在被消灭的风险中。他下决心与威灵顿的军队同舟共济，如果威灵顿准备撤向德意志，一切困难将迎刃而解。接下来，他解释了自己的计划。威灵顿的回信大意是说，虽然正常情况下他可能撤向海边，并注意荷兰的防御，但此时的形势决定了他的军队应该留在战场。如果他因为局部敌军的兵力优势而撤退，这只是为了英国和普鲁士军队在他处会师。只要他们能够会合在一起，就足够强大，不会被打败。这种明确的意见交换在英国和普鲁士之间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双方都下决心紧密协作、相互支持，而这将会被证明对战役的成功至关重要。
格奈泽瑙像威灵顿一样谨慎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部队不可靠。他拥有1.6万名莱茵兰人和1.4万名萨克森人，这两方直到1813年都和法国并肩作战，他们若遭遇丝毫挫折，可能就会改换阵营。萨克森问题不久就到了危急关头，证实了威灵顿所有的猜疑和格奈泽瑙的恐惧。经验丰富的萨克森军队驻扎在列日，正焦急地等待维也纳会议关于萨克森命运的讨论结果。布吕歇尔已经尽他所能去感化他们，但是他们必然对结果心怀厌恶，因为每个团里一些士兵可能不久就会成为普鲁士人，而其他人却仍是萨克森人，这一点不难理解。之后，布吕歇尔从维也纳接到了直截了当的命令：将萨克森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仍是萨克森人，另一部分成为普鲁士人。
5月1—2日，他试图推行接到的指示。一个新闻记者直率而诚恳地于5月2日将结果报告给了伦敦的一家报纸：
驻守这里的萨克森各团被命令于今天早上出现在广场，以便同普鲁士军队合并。不过，在下午之前他们都没有前往指定地点，并且在向他们宣布合并命令时，他们高呼“萨克森国王万岁！法国皇帝万岁！”离开了队列，场面十分混乱，大多数军官遵循了士兵的做法，混乱一发不可收拾。萨克森人拿着剑跑过街道，搜寻普鲁士人。我们为夜间可能会发生什么而担心。列日的居民有支持萨克森人的倾向。
当晚，布吕歇尔被一群萨克森掷弹兵暴徒赶出了司令部，他们向他的窗户投掷石头并同普鲁士军官短兵相接。第二天，即5月3日，普鲁士指挥官同威灵顿在蒂嫩（一个位于普鲁士司令部与威灵顿司令部中途的小镇）有一场约定的首脑会议。由陆军大臣巴瑟斯特发来的情报通过其他渠道被证实，它表明拿破仑正前往北方边境，对外宣称视察边境和要塞。他刚刚下令4个军集结，因而“突然一击”很有可能迫在眉睫。威灵顿在参加会议前建议威廉国王为他的边境要塞的护城河注水。
在蒂嫩，布吕歇尔与奥兰治亲王均主张在敌人加强他的要塞前立即进攻，不过威灵顿计划等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增强，并且奥地利和俄罗斯军队做好协助的准备再开始行动。在这一阶段，普鲁士有两个军（约6.6万人）在沙勒罗瓦和那慕尔附近，以及列日1.4万名萨克森人的军队，而威灵顿可以投入战场的兵力约有7万人。
他们同意，如果可能，会在7月12日一起攻击拿破仑。
这场首脑会议讨论的细节鲜为人知，但是两位指挥官大概划定了布鲁塞尔通向沙勒罗瓦的大道两侧他们将负责的区域，并同意倘若法军发起攻击，他们会相互协助。由最终发生的事实推测，似乎每个指挥部在所辖区域里都有决定权，而当他们遭遇攻击时会选择一个同敌人一战的阵地。威灵顿青睐的战场是在径直前往巴黎道路上的阿尔，它位于布鲁塞尔西南10英里处，而普鲁士人选择的阵地更靠近边境。
威灵顿仍想让更多的普鲁士军队向布鲁塞尔靠拢。普鲁士人不愿越过边境，因为他们无法承担为如此众多的军队采购食品物资的费用，但是威灵顿获得了一个保证：尼德兰国王将为他们提供食物。两天后，布吕歇尔从卢森堡和科隆召来了6万人，调动另一个军去保护德意志同法国的边境。
布吕歇尔还向威灵顿提供了萨克森人，不过公爵拒绝了，他说有比利时人在他手上，难以制服的士兵已经足够多了。
他认为萨克森人是为了支持拿破仑而哗变，而不是因为民族自豪感，并估计这些曾在莱比锡转换过一次阵营的部队很可能会再次哗变。他继续反对萨克森士兵自己提出的加入他军队的请求，因为就像他事后在写给哈丁的信中说的那样，“非常明显，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用，我们的目的一定是防止他们作乱……所有的较量中最致命的是有1.4万个不可被信任的人参加战斗”。
威灵顿的话可能减弱了布吕歇尔对萨克森人的信任。对于萨克森人，他已经彻底愤怒了，而从会议返回途中发生的一个事件最终让他忍无可忍。让布吕歇尔怒火中烧的是，在他经过一个萨克森轻步兵团时，该团拒绝向他致敬。命令普鲁士第二军的指挥官确保萨克森人不会前往法国后，元帅将萨克森近卫掷弹兵解除武装，命令他们交出10个人让行刑队处决，并将萨克森王后亲手绣制的团旗当众焚毁。当军指挥官提出抗议时，他被解除了指挥权。整支萨克森军队蒙受耻辱，被遣送回德意志。
一旦他6万人的援军抵达，拥有4个军（总数约12.6万人）的布吕歇尔或多或少可以满员作战了。但这是一支经费不足、训练有限的部队，像威灵顿一样，布吕歇尔对麾下相当数量的士兵的忠诚和态度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