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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在消息传来一周后宣布：“在古代和现代历史中，没有什么可以媲美滑铁卢战役胜利的影响。”不久，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以滑铁卢战役为高潮的4天激烈交锋，为22年的战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鲜有战役具有这般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将军格奈泽瑙写道：“欧洲的命运正处于危难之中。”
很快，人们开始或是相信或是担心，非凡的拿破仑·波拿巴的生涯，以及被他烙上自身独一无二个性的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革命已成过往。贵族统治英国，法国国王复辟，其他的世袭君主可以再次在他们的王座之上酣眠。这些天确实意义重大。
当世人意识到滑铁卢战役异常激烈而艰难，并且有着出人意料的结果，在这场战役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被彻底击溃时，由威灵顿公爵指挥的一小支英国军队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英国在努力打败法国皇帝的过程中积累了8.5亿英镑的债务，但是为了表示感恩之心，英国议会仍然投票赞成赠予公爵一处房产，并将之前赐予他的20万英镑增至50万英镑，以便保持他在世袭贵族中的地位。作为拿破仑的毁灭者，他能为所有军事问题下定论。而对于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所有普通士兵来说，他们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滑铁卢战士”
的荣耀。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不久宣称，滑铁卢战役是英国历史上获得的最伟大胜利。直至今天，这场战役继续享有这个地位。
的确，在这场战役的决定性会战中，承受大部分压力的那支军队由一位英国将军率领，这支英国军队在多国盟军中承担了最大的责任。然而，正是通过所有盟国军队的协同努力，他们才在历经4天疯狂的行军和艰苦的战斗后打败了拿破仑。这场战役的最后一战，即威灵顿与拿破仑之间唯一的一场交手，就像公爵的那句名言所说，“胜负难解难分，绝对是你一生中见过的最势均力敌的交锋”。
如果没有普鲁士人的干预，威灵顿麾下那支由英国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临时拼凑的军队将会战败。当时，拿破仑认为普鲁士人不可能干预，但这却一直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正如一个英国工兵承认的那样，“这场以‘小时’计量的短暂战役是一次联合行动。荣誉必须被共享”。
由于威灵顿与普鲁士人决意坚持步调一致，他们赢得了胜利，尽管拿破仑尽了最大的努力离间他们。位于这个成功的英国-普鲁士同盟核心的是3个非常不同的人：46岁的威灵顿严肃、孤僻、能力出众，在社会地位方面野心勃勃；72岁的骑士布吕歇尔经历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和酗酒，他非常受士兵的爱戴，据称他们会跟随他进入地狱的入口；格奈泽瑙是布吕歇尔的“大脑”，负责组织军队、制订作战计划与约束他的统帅，据说他是一名共和主义者，在普鲁士和英国贵族阶层感到局促不安。他们正遭遇一个老对手，“一个挣脱锁链的恶魔”（the devil unchained）。在1814年战败后被强制流放的拿破仑·波拿巴回来了：天才、暴发户、现代主义者、解放者、暴君，一个谜一样的人，他被广泛认为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优秀的将领。
这个精彩的故事被要求公之于众。在事件发生后数周内，威灵顿公爵就收到了一名自称历史学家的人的第一封问询函。“你提出的目标很难实现，如果真的实现了，将会非常招人不快，”他于1815年8月回复说，“一场战役的历史无异于一场舞会的历史。有人或许能回想起决定战役胜负这个大事件的所有小事件，但是没有人能想起这些事件发生的次序，或者是每个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而这决定了它们完全不同的价值和重要性。”
这个古怪的譬喻非常贴切，它让人回想起了在最初几场战斗前的夜晚里士满公爵夫人举办的舞会。相比大多数战役，滑铁卢战役更像是一大堆在极度匆忙中进行的混乱事件，人们没有时间吃饭、睡觉或是进行官方记录，即便在这场战役结束后不久，也很难准确回想起当时的具体情况。
威灵顿拒绝讲述这场战役历史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将不可避免地暴露那些表现不佳者，因为“一些人的错误或是不当行为给了他人表现优异的机会，这多半是由于物资耗损，而你无法在不涵盖至少部分参战者的过失或不当行为的情况下，写出一部真实的战役历史”。这一点他说得有道理：当时，各个军团和国家的荣誉是神圣的，在更大的利益面前大多数的个人过失被宽恕。参战者如今早已离世，但是军团甚至国家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对荣誉的敏感，并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以致于损害了客观真相。
尽管威灵顿有疑虑，但是至少有7部历史记录在1815年出版，另有9部在1816年问世。对于这些作品，公爵的评价不高。他不耐烦地回复一名记者：
关于滑铁卢战役，英国人有权获得一份详细且准确的记述，对此我没有异议，我只是反对他们被那些以“陈述”“公正的描述”等为标题的小说误导与蒙骗。那些小说包含好奇的旅行者从农民、列兵、个别军官等处收集来的故事，它们被当作真相出版于世。
在回答另一个想知道如果所有的“记述”都不可靠，有什么原始资料可以安全采纳的历史学家的提问时，威灵顿写道：“现在你希望我为你指出，在哪里可以获得关于这个事件靠得住的真实资料。我只能回答，你可以参阅我发表在《伦敦公报》（
London Gazette
）上的函件。”
后来，他详述了这个关于战史学家责任的观点。他们应该
努力寻找他们写作主题的最真实细节，留心研读所有相关的已出版作品，尽量选用那些由官方记录，并且由公众可信赖的权威机构出版的资料。接下来，可以留意这些作品的后续进展，虽然它们不是同时期出版的，也很少关注私人言论。而不管是私人做出的书面报告还是口头表述，尤其是后者，大多离战斗发生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这些言论与传播或做出它们的个人本身的表现有关。
这又是一条合理的建议。如果他的记述能更完整、诚实和可靠，历史学家或许会采纳它。不幸的是，威灵顿是在极度疲劳时仓促完成那些函件的，它们充分描述了威灵顿目睹的战斗，但是还有很多情况他没有见到。他授予近卫步兵和重骑兵荣誉，让他们成为大部分事后英方记述的核心，到了言过其实的程度。此外，他对盟军的积极作用言之甚少。尽管对普鲁士军队热切称赞，但是他关于在普鲁士军队取得突破前，己方的决定性攻击赢得了这场战役的断言，成功地贬低了他们在普通英国人眼中的贡献。
即便在当时，许多人也对公爵记述的完整性与公正性表达了不满，并警惕他对新闻管制的兴趣。一名参战者一直等到他可以使用巴黎的法国民用邮驿系统才将自己记录的事件说明寄回家：
由于威灵顿公爵很想打压人们对他行为的非议，军队里的半数信件没有寄出去，它们可能正在接受文书的全面检查。总的来说，将一个人的所知所想全部道出是不安全的。不可能抗辩《公报》对此战的声明，因为严格来讲它是真实的。然而，它省略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趋向于改变《公报》的记述，因而有充分理由压制它们。不过，你不会想到在17日近卫骑兵团冲锋之前，第七骠骑兵团和第二十三轻龙骑兵团一部已完全溃败，或是18日由于逃向布鲁塞尔的一些德意志和比利时骑兵最初散播的恐慌，军队后方陷入一片混乱。如果这些情况被更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这场战役很可能会失败。当波拿巴第一次攻击我们的战线时，我们都在睡觉……
助理军医约翰·詹姆斯的话足以提醒我们，官方资料可以像私人记述一样有所疏忽或是不诚实。人们从很早就开始协力禁止披露某些事件，构建公共档案。
此外，如果说威灵顿急于使滑铁卢战役以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讲述，他不是孤身一人。关于这场战役的早期史学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拿破仑的副官加斯帕尔·古尔戈的一部作品。刚从圣赫勒拿岛返回的他，声称自己表达的观点的权威性不亚于拿破仑本人。古尔戈认为，这场战役遭遇惨败，不应指责拿破仑，而应归咎于他人，主要原因是奈伊元帅和格鲁希元帅的背叛与无能。奈伊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1815年12月他被处决，尽管事实上有几个人这样做了；而格鲁希则逃到了美国。
拿破仑出版于19世纪20年代的回忆录做出了第二次贡献，多数后世的法国编年史以拿破仑是英雄还是恶棍，以及其他人是否应被责备而分化。
在这场战役之后，由于傲慢地宣称独当大任，从而获得了胜利，英国人（尤其是在夸大英国对获胜的贡献方面有政治利益的威灵顿公爵）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地惹恼了他们的盟友。从那时起，同盟各国的许多史学作品围绕各自军队所做的贡献争论不休。英国军官挖苦比利时人，而奥兰治亲王虽然当时可能固执己见并且经验不足，但是不可能在战争期间犯下英国与德意志军官私下指控的所有军事罪行。格罗尔曼、格奈泽瑙和威灵顿公爵彼此不喜欢，虽然他们在1815年相当有效地抑制住了个人情感，但是在事后关于谁应为赢得或是几乎输掉这场战役负责的争论中，他们尽情地阐述了自己的偏见。这些争论也受到彼时政治局势的影响。
因为它不同寻常的重要性，这场战役变得难以研究和描述。首先，人们通过撒谎辩解他们的不足，并夸大他们的成就。从拿破仑皇帝到威廉·西伯恩
上尉采访的最不起眼的军官，这点适用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威廉·西伯恩撰写了这场战役的详尽历史，并于1844年出版相关著作。其次，人们很少知道自身周边环境之外发生了什么。对于滑铁卢战役本身来说，尤为如此。即便是像“后退了不长的距离，在军队后方观看战斗进展”的英国补给官，不久就发现“当浓烟从左翼弥漫到右翼，整个阵地都被笼罩其中，什么也无法看清”。
随着时间的推移，席间传述的轶事被铸造成事实，或者人们改写自己的回忆录以吻合历史学家的论断，某些生动情节（一些基于事实，一些则完全是虚构的）主导了记述，而平淡一些的细节却被遗漏了。1842年，威灵顿54岁的秘书菲茨罗伊·萨默塞特被要求为威廉·西伯恩提供自己所经历事件的版本叙述时，他觉得“每当必须回忆和谈论这场战役时就会发现自己被欺骗过多，考虑到不断地从人们那里听来的言论是多么的矛盾，但大家依然认为他们所有人的证言都无可争辩，他就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也无法设想你可以达到准确的可能性”。
考虑到这些困难，要了解滑铁卢战役期间真的发生了什么是一个挑战。采纳威灵顿公爵的建议和给予官方记录以高度重视，不会有什么坏处，即便为了取悦接受方，它们甚至可能歪曲真相。高级军官递交给威灵顿的报告尚存，但是团级报告大多已遗失（无论如何，这场战役的进展太过迅速，无法进行准确记录）。法国高级军官的报告到6月17日都是有用的，但是不言而喻，除了发给官方报纸《箴言报》（ Moniteur ）的那些消息，以及诸如奈伊和德鲁奥等人所做的事后演说和报告，6月18日的记录鲜有留存。普鲁士和汉诺威的报告质量更高，内容也更加丰富，近来也更易于获得。
不足为奇的是，从早期开始，历史学家就寻求以个人记述补充官方记录。个人记述很快就变得非常充裕。仅法军一方存在一定程度的沉默；威灵顿麾下军队的记述十分充裕。这种“口头历史”不符合公爵的口味，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理念让他震惊，尽管他已经正确地辨识出这种记述的缺陷：不可靠，有时所知不多，有时耸人听闻，有时又刻意撒谎，经常夸大其词、自命不凡和自我开脱。
由参战者讲述故事的问题因它们获得的市场而加剧：拿破仑战争将战争回忆录转化为一种可供出售的文学类型，而虚构或半虚构的传记以及连载记述开始作为副产品出现。有时很难区分真实记录与虚构叙述：实际参战者的叙述可能饰有虚构的细节，而一则虚构的故事可能以实际参战者的综合经历为根基，并且牢牢遵从它们，以至于像真实回忆录一样难得。
考虑到这些困难，只有尽可能多地将碎片化的证据拼凑在一起，同时仔细审视每一个证据，以便揭示它们寻求传达的想法，这样一来任何类似事件的真实模式就可以重建。关于这场非凡战役最不同寻常的一点是许多发生的事件仍然为人所未知，尽管它被精细入微地研究过。双方为何都未能在6月16日将他们的全部兵力带到战场，这引发了持久的争论，而6月18日战斗每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仍引发争议。
近年来，除了来自英国与欧洲大陆档案馆的官方报告和统计数字，一些勤奋的研究者第一次获得了大量新的一手资料。其中，重要的是先前寄给西伯恩的未刊出信件，以及（到目前为止）5卷与滑铁卢战役相关的书信、日记以及回忆录的出版。
加雷思·格洛弗贡献的这两套原始资料又由至少250份在网上发布的记述（1815 Limited）和成卷出版的尼德兰与汉诺威军队的文献加以补充（有时会有重复）。
我想使用由这些数量显著的新材料提供的新见解，以便重新考量困扰滑铁卢战役的种种争议。顾及许多新发现和影响阐述的细节，我重新审阅了早期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尽可能分层剥除后来的传说，力图重新揭示事件的真实次序。由于近期许多珍本和之前难以获得的书被数字化了，地图和图片也是如此，这项工作变得有所简化。我也同样受益于皮埃尔·德·威特的努力。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阐明了各支军队进展的细节，并将大多数存留下来的命令与报告以它们的原始语言刊出。许多其他基于网络的研究也对我的考证贡献良多。
借此机会，我将所有的新材料汇入到一部详细且权威的战役记述中去，致力于阐明所有共同决定战役最终胜负的因素，比如运气、判断、计划、意外和天气。
新的记述影响了几乎所有熟悉要素的解释：拿破仑在6月15日与16日遇到的困难；威灵顿的间谍和情报；他的军队集结延误，他承诺给普鲁士人的援助；德隆未能在6月16日任何一个战斗中发挥作用的原因；6月17日威灵顿在雨中的撤退。受到新见解的冲击最为显著之处是德意志部队同威灵顿的军队并肩作战的内容：其中一大部分揭示了乌古蒙内部和周边的战斗，特别是在滑铁卢威灵顿中路防线的崩溃。滑铁卢本身是一场险胜。但如果在这4天的前两天事情的进展能稍微有利于拿破仑，这场会战将不复存在。它本身至多只占整个故事的一半。
当他们的计划遭遇意外和混乱而改变，或是遭遇瓢泼大雨而毁掉了一次急行军时，我试图深入指挥官们的大脑。当将领们在战争的迷雾中不停思考他们的方向时，我想解释每一个新启示的意义和每一个不幸的疏忽。在传达由参战者遭受的不适、恐惧、饥饿和可怕的创伤，在描述各国所有卷入战役的将领和普通士兵的焦虑和动力的过程中，我希望给予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新材料允许我更为全面地描述先前被忽略的汉诺威、不伦瑞克和拿骚参战者。我试图勾勒出参战者的生活和思想掠影，因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以展现这个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时代，以及急剧变化的政治局势和五彩缤纷的风尚。
我也致力于阐述各方观点，并提供一份公正评价各国军队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记述，尽管这是一本英文出版物，它主要关注英军。我希望自己不会因为剥夺过往的一些作家赋予英国士兵的超人品质，让其他国家分享更大的功劳，以及试图说明法国士兵甚至是外国士兵对拿破仑的热爱，而有损民族情感。
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要完整和深入地记述滑铁卢战役，还向新接触这个主题的普通读者传达拿破仑战争的真实感。我的意图是既不让那些不熟悉这个主题的读者失去耐性，又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以满足已经熟悉拿破仑战争的读者。要做到这两点颇为不易，为此我请求各方的宽容，但这也是我避免说出每个军官、部队和地点的原因。
在拿破仑突然出人意料地入侵比利时之后的一连串事件，是理解著名的滑铁卢战役结局的关键。实际上，拿破仑打败盟军的最好机会发生在6月16日，而非6月18日。因此，本书详细介绍了滑铁卢会战之前3天的进军与战斗，包括在利尼和四臂村两场不太出名却非常重要与血腥的交锋，并简短记述了在几英里开外的瓦夫尔，普鲁士后卫同格鲁希元帅指挥的一支分遣队之间的第四场战斗（与滑铁卢会战同时进行）。对滑铁卢会战之后的行动，我只给出了简要的总结。
在描绘这场历时4天的战役之前，我尽力叙述了它的一些历史、军事与文化背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基本上处于一个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在这段时期的最后15年，国际局势由拿破仑·波拿巴主宰。这位科西嘉炮兵军官自我加冕为法国的皇帝。他建立了近代最伟大的指挥官的名声，开始以自己的设计重绘欧洲地图。1814年，其余所有的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他被迫退位，并接受流亡，成为意大利沿岸海域的一座小岛厄尔巴的统治者。每个人都庆祝全面的和平。国王路易十八重登法兰西王座，不过复辟的波旁王朝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许多人哀悼共和国的逝去或是渴望皇帝的归来。然而，人们期望的后一件事发生得很突然，这也是所有得胜的列强统治者最不愿看到的：第二年初春，拿破仑竟胆敢指挥拥有1000名士兵的厄尔巴军团入侵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