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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洛克菲勒是1954年首届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在他2002年出版的自传中，曾经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感觉：“能够有幸与被邀请的11名美国人一起，与另外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约50名代表一同参加1954年举行的彼德伯格俱乐部首届会议，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当他与政治家、商人们、工会成员和记者同处时，感觉自己身价倍增。更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受邀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发表关于世界经济前景问题的演讲。
大卫·洛克菲勒说，美国的经济将继续平稳地增长，而这与英国前工党财政大亨乔治·盖茨可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将暗无天日”的论调截然相反。大卫·洛克菲勒认为，他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毫无疑问使他在前来参加会议的政治家心中树立了正面形象。在洛克菲勒的记忆中，彼德伯格俱乐部成立的最初20年，会议气氛经常是针锋相对的，当时它只是一个老男孩俱乐部而已。
此时，国际上已经出现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反对者和彼德伯格俱乐部“阴谋论”者。而“阴谋论”者们发表的是所谓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就是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银行家与恬不知耻、巧舌如簧的政府官员们正在密谋的征服世界的计划”之类的言论，而大卫·洛克菲勒对此却视如敝屣。他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些有志之士对关系欧美前途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而已，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在大卫·洛克菲勒看来，彼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与其他兄弟会一样的善意组织，它与哥伦布骑士会、共济会等职业与社会组织一样没有敌意，只是一个老男孩俱乐部。
如果大卫·洛克菲勒认为参加彼德伯格会议、成为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成就了他的“威望”，那么在那些名声不如大卫·洛克菲勒显赫的、被邀请参加彼德伯格会议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英国下院议员、政府官员、商人和记者们一定感觉很荣耀；因为，彼德伯格俱乐部与常见的俱乐部不同，它不是为人们提供任何娱乐服务的集团或场所，而是商议与国际大事密切相关的议题的组织。但是，旁人却毫无办法了解关于这个俱乐部及其所举办的会议的一切，因为组织者通过一系列高明的手段，封锁了与之相关的一切信息，甚至连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第二号知名人物在俱乐部中的情况，人们也知之甚少。尽管如此，外界对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评论和猜疑却不曾减少。
杰夫·格斯和萨拉·巴特雷在1989年4月30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他们共同撰写的文章《基辛格、友人与旋转门》。实际上，这篇文章并没有把矛头对准彼德伯格俱乐部，但是它却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从国际精英人士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彼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都是为同一个目的设立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下的世界政府”。同时，这篇文章还指出，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士布伦特·斯考科罗夫特和劳伦斯·S·伊戈杰夫·格斯及萨拉·巴特雷尔伯格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有着丰富的外事知识。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外国政府提供地缘政治资讯，并为约30家全球知名公司提供智力支持，这为他们带来了令人艳羡的经济收入。在国际上，有很多知名的大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成为基辛格资讯公司的客户，它们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每年20万美元的经济代价。ITT、可口可乐、亨氏、爱立信、美国运通、大于、沃尔沃、安海思-布希、菲亚特和米德兰银行都属于这些大公司的行列。
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杰夫·格斯和萨拉·巴特雷提出了“旋转门”的概念。他们说：“基辛格的情况恰到好处地反映了一个在华盛顿流行的情况：‘旋转门’。斯考克罗夫特现在出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这之前，他曾接任基辛格的地位，担任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伊戈尔伯格在1984年成为基辛格咨询公司的总裁之前也曾担任副国务卿，后来升任副部长。无论是副国务卿还是副部长，都是白宫极具影响力的敏感职务。斯考克罗夫特常常帮助布什总统为紧急的外交事件和军事事务做决定，而伊戈尔伯格则帮助政府制定东西方关系和其他事物的战略。”
尽管大卫·洛克菲勒把彼德伯格俱乐部描绘成一个普通的兄弟组织，但是有些人群并不这样认为，更有一些号称彼德伯格观察家的丹尼尔·伊斯图林、吉姆·塔克等人，甚至拿出了足以证明彼德伯格俱乐部居心叵测的证据。但是，除了它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之外，人们的确不能找出彼德伯格俱乐部其他的特殊之处。同时，也有一些坚持彼德伯格俱乐部阴谋论的人看到，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三边关系委员会和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会员有重叠现象，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似乎，彼德伯格俱乐部确实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打击，因为当俱乐部在加拿大举行完2006年年会时，《渥太华公民报》就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报道，并且阐述了这个组织的复杂性。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亨利·基辛格和弗农·乔丹之外，还有波兰前外交部长安杰伊·奥莱霍夫斯基、挪威水电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米克勒·比斯特、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副顾问詹姆斯·B·斯坦伯格、欧洲罗斯柴尔德投资银行副董事长弗朗哥·贝纳波、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的驻美国大使弗兰克·麦肯纳、诺基亚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约玛·奥利拉等人。
在2007年5月31日～6月3日这段时期内，彼德伯格俱乐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这一年的年会，各界精英纷纷会聚此地，共商大计。这一届年会使土耳其著名记者、作家和电视评论员穆罕默德·阿里·比兰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来到了彼德伯格俱乐部年会的举办地。当他在酒店房间安置好之后，便换上了笔挺的西装，系上了当时流行的领带，来到了举办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会议室。在这里，他看到经常现身于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名人会聚一堂。此时，穆罕默德的内心激情澎湃。他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地融入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大潮，不仅需要积极参与，也需要不断提问和细心观察”。
穆罕默德发表在土耳其《每日新闻》上的报道中写到：“对于那些和我一样关注国际关系的人来讲，这次会议就是一个天赐良机。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从伊拉克的形势开始讨论，接着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个世界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是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然后，我们还详细讨论了对伊朗的核威慑力。最后，我们还讨论了美国的发展前景、美国大选和美国民众观点的倾向。”其实，除了穆罕默德在这篇报道中提到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内容之外，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很多其他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如能源政策和通信技术的扩张等，这次讨论持续了3天时间。
商讨重大问题的确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在会议上必谈的话题，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意义所在。其实，2005年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几名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与荷兰女王贝娅特里克斯和《华盛顿邮报》的首席执行官唐纳德·格拉汉姆在索菲特酒店酒吧的一个鸡尾酒会上碰头，他们商讨的是西班牙电信巨头奥纳公司的出售事宜。奥纳公司是一家固定电话服务、移动电话网络和有线电视系统的运营商。虽然他们商讨了这个大问题，但这并不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在这一年的真正会议。彼德伯格俱乐部2005年的年会是在德国召开的。在这届年会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就对法国的欧盟宪法投票和法国总统能否使法国在5月29日的投票中投赞成票进行了讨论。一些和彼德伯格俱乐部有联系的人透露，如果法国投赞成票，那么将使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背负巨大的压力，从而促使他在将于2006年进行的欧盟条约投票中做出正面决定。
尽管彼德伯格俱乐部真的在关注并商讨世界重大问题，同时它的决策也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愿意将其看做一个普通的老男孩俱乐部。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不少，不仅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大卫·洛克菲勒。早在1993年，康拉德·布莱克在传记《康拉德·布莱克：发展的一生》中提到彼德伯格俱乐部时将它称为“老男孩俱乐部”。那么，“老男孩俱乐部”这样一个普通却有些俏皮的俱乐部名字是怎样与影响世界的团体建立关系的呢？这就要从电影《豺狼之日》说起。在这部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午夜时分，苏格兰场的负责人被一阵电话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一名法国侦探，他正在跟踪一个可疑的英国杀人嫌疑犯。当这位苏格兰场的负责人接完电话之后，他的妻子问他：“谁打来的电话？”他睡眼惺忪地说：“老男孩俱乐部”。在现实中，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成立很久之前，赫伯特·胡佛总统就将由一群圣弗朗西斯科的记者发起成立的团体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派对”。1879年，在俄罗斯河谷召开了一次由清一色的男人参加的会议，它被称为“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如果有人能够幸运地成为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成员，他将会受到丰厚的待遇。因此，很多人对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垂涎不已，一些怀着强烈加入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愿望的人们不惜排队等候5年甚至10年。
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非常重视保密工作，因此也招来了许多非议。其实，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某地举行一次聚会，便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他们密谋统治世界。1989年，《Spy》杂志的菲利普·维斯报道说，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吸引了许多知名人士，如亨利·基辛格、已退休的将军克林·鲍威尔等。1987年12月26日，《经济学人》将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称为“大人物们的会所”。维斯也写到：“在一个面积约270英亩的区域内戒备森严，全部属于圣弗朗西斯科的男性的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在这里狂欢。自胡佛总统以来，共和党的总统几乎都是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成员。”
其实，究竟彼德伯格俱乐部是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前身，还是后来兴起的，代替了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地位，这个也显得有些神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亨利·基辛格等人既是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成员，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最神秘的权势俱乐部”的称呼已经牢牢地扣在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头上。而彼德伯格俱乐部也不完全是一个大人物们每年聚会一次的组织，它已经展露出全球化的倾向，而这个倾向也引起了彼德伯格观察家们的注意。也有人认为，尽管彼德伯格俱乐部看上去与其他老男孩俱乐部并无两样，但是，其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成员会为彼得伯格俱乐部提供一个强大的支撑力，这个支撑力足够使俱乐部的势力渗入政界和商界，从而能够提前获得有关并购剥离、政府预算及政策走向的信息，进而在做决策时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制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
但是，关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议论并不仅局限于此。美国一家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人员曾说，彼德伯格俱乐部这一类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的集团，它的董事及顾问可以在做生意赚钱的同时也为美国总统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当私人经营与公共政策混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大量的问题，也会产生大量的智慧。而一些坚持彼德伯格阴谋论的人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能够在“老男孩俱乐部”身份的掩护下密谋其他事宜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