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幕后力量

1996年1月份，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做出了“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进行军事打击”的决定。随后，在1996年6月7日于德国巴登巴登召开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们讨论了这一决定。这一次，布什精明的反应令彼德伯格俱乐部欣慰不已：敏捷的军事反应、快刀斩乱麻式的作战步骤及彻底摧毁伊拉克军队的目的。不过，最令彼德伯格俱乐部高兴的是，布什打击伊拉克的决定已经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

在这一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与会者发现，这是美国军队从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首次以联合国军队的身份参加战斗，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美国能够成功说服其他国家的军队参加战斗，那么将彻底结束“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彼德伯格俱乐部来讲，“狭隘的民族主义”正是他们在向着“一个世界”的目标努力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当时，一名参加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人说，这场在波斯湾附近进行的战争将“狭隘的民族主义”结束的时间提前了很多年。

当时，就有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据报道，亨利·基辛格曾经在一个论坛上针对“彼德伯格俱乐部希望成立一支由联合国控制的军队”的观点发表了意见。基辛格说：“这支联合国军队必须拥有一项特殊的权力，那就是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采取快速行动，而不会因为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能迅速决定是否参战而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按照《美国宪法》的要求，在获得美国国会的许可之前首先征求了联合国的意见，并且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这使“美国在远离国家主义”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一些警惕的、时刻观察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人却认为，这恰恰体现出了彼德伯格俱乐部企图塑造“一个世界”的野心。因为，一旦这个有权利“在世界任何地方采取快速行动”的军队成立，那么必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根本没有权力控制或者领导这支力量。即使这支强大的力量发动了对这些国家不利的战争，他们也毫无反抗的能力。因此，如果这支军队真正能够如美国所愿成立，那么最大的受益者必然是美国和彼德伯格俱乐部。

前南斯拉夫就是被这支强大的力量“光顾”的国家之一。随着前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根据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历史分裂为几个地区，每一个地区都在尽力争夺本地的独立。1998年2月，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派出军队入侵科索沃地区。最初的时候，塞尔维亚入侵科索沃地区的目的就是想镇压当地平民的暴乱，但是最终却升级成了战争。在这次行动升级为战争之前，造成了约80人死亡。然而，当这次行动变成了“战争”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也打着“维护和平，打击罪恶”的正义旗号纷纷参战。1999年3月2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动了军事行动，对这一地区进行空袭。

就在空袭爆发两个月之后，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在葡萄牙辛特拉展开。1999年6月3日～6日，从24个国家赶来的111名代表聚集在辛特拉，此时，米洛舍维奇正在准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投降。但是，关于“科索沃战争”和“彼德伯格俱乐部的阴谋”的讨论却并没有随着斯洛舍维奇的投降而结束。相反，在他投降之后，“科索沃战争”却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对此，在彼德伯格俱乐部1999年的年会上有调节人员说道：“实际上，发动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错误。但是，一旦战争打响，那么除了取胜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原先认为是‘拯救’的战争却将战争地区彻底摧毁，而我们当初一贯坚持的原则却使其他国家不能接受。因此，这场战争绝对不是一次外交的胜利。科索沃战争与当年的越南战争异曲同工，因为它们都使世界变得四分五裂。此外，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看上去仍然难以稳定。”那么，另一个问题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就是怎样使巴尔干地区恢复稳定，并且重新建立科索沃和塞尔维亚。

在讨论如何重建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时，与会人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巨大的开支。一位发言人认为，重建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必然需要令人吃惊的成本，同时在这些成本中，约70%的开支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位发言人也表示了对重建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所需大量资金的担忧。他认为，若想令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地区恢复稳定，必须拥有足够的资金，而且投资金额将高达500亿美元。一位英国政治家也对科索沃战争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他认为，盟国联盟能否在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依然团结还是一个未知数。他警告那些坚持投入大量资金去拯救科索沃地区和塞尔维亚地区的人们，这些地区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即使他们愿意耗费大量的资源去解决，依然难以激起人们的热情。

一些坚持彼德伯格俱乐部阴谋论的人认为，科索沃战争使彼德伯格俱乐部看到了他们最想看到的结果，因为科索沃战争是后国家主义战争的观点和推进欧洲统一理想的观点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而这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惯用的伎俩。一位德国人认为，现在就庆祝一个新的欧洲的诞生还为时过早。在他看来，如果科索沃战争持续下去，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必然会出现分歧，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们在“是否派遣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一位加拿大人指出，这一切在失去了美国的情况下都将变得子虚乌有。在一位俄罗斯人眼中，科索沃战争给世界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而是世界旧秩序的崩溃。

1999年6月22日，克林顿总统在一次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讲话中说道：“假如有人站在一群无辜的市民身后并且将他们全部杀掉，而原因就是这群市民的种族或者信仰是这个人不认同或者无法接受的，在这时，只要我们有能力，就会去阻止事情的发生。”但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却利用自己强大的势力及影响力，将这段话理解为“同意‘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做世界警察和世界政府’这一观点”。另一位彼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吉姆·塔克也认为，在克林顿发表这一言论的一周之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詹姆斯·霍格兰说，克林顿在发表这一言论的同时也向世人承诺了“一个世界的新秩序”。当然，詹姆斯·霍格兰的这一观点也与彼德伯格俱乐部“一个世界”的梦想充分契合。

1999年11月4日，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萨缪尔·R·博格在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也针对“美国的国际计划”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一些少数人认为，国际支出与美国利益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然而一些大公司却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许多国际努力，如支持俄罗斯的民主、帮助巴尔干地区恢复和平及帮助一些贫穷国家发展经济等，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因此这些‘努力’并不值得尝试，同时这种看法已经在美国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已经根深蒂固。20世纪50年代，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向共和党的国际主义势力发起冲击，他说，我们应当尽量减少对同盟的依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如何提高我们自己的防御能力上。我们发现，很多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都支持我们的国家从欧洲撤回军队。”

在一些人看来，萨缪尔·R·博格在这段话中提到的观点，又回到了一个问题上，这就是“科索沃战争后的世界局势究竟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还是世界旧秩序的崩溃”。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怎样才能使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做法并不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呢？因此，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展露出了新的动向，人们不应该急于在“世界新秩序”的情况下审视，而应该在世界旧秩序的传统框架内思考一切问题。但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依然在坚持它的“一个世界”的梦想，并且不断为“建立一个世界的政府”而努力。博格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实际上，美国仍然面临着许多危机，这些危机既包括由来已久的种族冲突，也包括近几年出现的网络恐怖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混乱与政治冲突将会使我们来之不易的民主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主义者应该为我们寻找一个共同基础，这个共同基础不仅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而应该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支强大的力量已经使我们的信仰受到威胁，而我们的目的就是维护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只要不同种族的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侵略、解决争端、发展民主、促进和谐、开发市场、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遏制危险武器的蔓延，并且一起面对空前的大灾难，那么美国人民必然将从中受益。”但是，一些彼德伯格俱乐部批评家们却认为，这句话正是对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一个世界”观点的认同和支持。在他们看来，如果彼德伯格俱乐部期望已久的“世界新秩序”被成功建立，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享有一个庞大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将使北约不断地干预世界事务，就像它在科索沃地区一样。

实际上，一些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正在密谋一个大阴谋的人们一直坚持一个观点，这就是，科索沃战争等国际战争的幕后力量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除了科索沃战争之外，伊拉克战争也是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谋划下爆发的。他们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统治整个世界的野心由来已久。但是，由于完美的保密工作，世界人民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强势的组织。而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些行动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野心的体现。不过，在那些并不知晓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人看来，这些只是“美国的野心”，而并不是受到其他组织的操控才有的表现。但是，无论人们是否了解彼德伯格俱乐部，也无论人们对它的争议有多大，至少有一个事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就表露出了它的野心。

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调，而美国却借此机会强大起来。由于美国在军事、科技和经济等诸多领域都占据了超乎寻常的优势，因此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此，美国确立了一个以维护美国霸权为总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这就是“霸权战略”。在确立“霸权战略”的同时，美国也制定了三个具体的大目标，这就是：维护美国以及盟国的安全，扩展美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美国式民主。在冷战之后，美国就围绕着“霸权战略”和“三个目标”实施自己的对外政策。由于世界旧格局在冷战后被打破，世界新格局也尚未形成，所以美国将这一时期看做一个绝佳的“战略机遇期”。美国紧紧抓住这一时期，加紧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扩张，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一个“单极世界”。这个“单极世界”正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大阴谋中的“一个世界”。因此，美国也在寻找一切可能扩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的机会。

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乔治·理博伊在美国季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理博伊写到：“美国应该根据各个国家对美国利益可能造成的威胁来确定重点关注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并不相同，同时，美国受到的威胁也绝不仅仅来自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在2001年9月1日之前，乔治·理博伊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美国的资源有限，因此美国一些制定政策的机构必须制定一个标准，美国政府将根据这个标准决定将资源投入哪些地方。”其实，乔治·理博伊的这番话为美国政府勾画出了一个制定目标的标准，就是“这个目标是否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及价值，同时，执掌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权是否能够对美国造成威胁，其他国际上的主要国家是否拥有控制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意图和实力，还有美国是否有恰当的时机和成熟的条件来消除这种威胁”。

实际上，就在乔治·理博伊发表那篇文章之前，美国国防部就向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国防报告》。在这份国防报告中，美国国防部将中东列入了美国重点保护的名单。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将“铲除中东的原教旨主义温床、遏制恐怖主义发展”列为自己在中东地区追求的另一个战略目标。同时，随着布什政府确立了以维护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战略，中东地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其实，人们清楚，亚太地区正是全球地缘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区域，而美国也在亚太地区有广泛且巨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和安全利益。一直以来，美国都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中东地区对美国来讲意义非凡。因为中东涉及了美国十分重要的战略利益，而在中东地区，伊拉克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国，它地处中东的中心地带，具有位居世界第二的石油储备量，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而这一切，都为日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2002年下半年，美国以“伊拉克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并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为由，并且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同时也“对伊拉克政府多次隐瞒事实、欺骗国际社会的行为已经失去了耐心”，公开表示将通过武力的方式推翻萨达姆政权。随后，美国将大量的军事力量派往海湾地区。

2003年3月20日上午，美国回避了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向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然而，尽管美国一再宣称它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出于正义目的，但是伊拉克战争依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在质疑并反对伊拉克战争。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控制伊拉克和中东石油的出口来控制欧洲的石油来源，借此削弱欧洲的经济，从而打击欧元，借此达到维护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霸主地位的目的。因为，欧洲具有与美国相当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市场，如果在未来没有其他货币挑战美元的地位，那么欧元就是唯一一种能够与美元平分秋色的货币。那么，彼德伯格俱乐部“一个世界”的愿望的实现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此外，由于伊拉克在中东的地位，如果能够成功控制伊拉克，美国就会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收到好处，而这些好处自然也会为彼德伯格俱乐部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彼德伯格俱乐部“控制世界”的野心也会膨胀得更大。通过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扩大了它在世界上的势力范围。而彼德伯格俱乐部从中得到的好处就是，它将隐藏在美国政府身后，控制更为广阔的地区的事务。 Wzc621SnZK2IHFjymP2dm2WfMv9pvScnX7O9pTKDhicTAEz8g7qOzMfqbbaDMG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