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人》

第七个

如果你要来到这世界上，

最好出生七次。

一次，在着火的房子里，

一次，在冰冷的洪水中，

一次，在荒野的疯人院，

一次，在麦熟的田野上，

一次，在空荡的修道院，

还有一次，在栏里的猪群间，

六个婴儿在哭喊，但这还不够：

你，你自己必须是那第七个。

当你必须为活下去而战斗，

让你的敌人看到七个。

一个，在星期日放下工作，

一个，在星期一开始工作，

一个，在没有报酬地教书，

一个，在溺水中学会游泳，

一个，是一片森林的种子，

还有一个，受到野蛮先祖的保护，

但是所有这些伎俩都还不够：

你，你自己必须是那第七个。

如果你想找到一个女人，

让七个男人去追求她。

一个，用言辞换取诺言，

一个，只是照顾好自己，

一个，宣称自己是位梦想家，

一个，能够透过她的裙子触摸她，

一个，熟知别钩和纽扣，

一个，踩在她的围巾上：

让他们像苍蝇般绕着她嗡嗡飞吧。

你，你自己必须是那第七个。

如果你写作而且写得出来，

让七个人来写下你的诗篇。

一个，建造起一座大理石村庄，

一个，在沉睡中降生，

一个，绘制天空并对它了若指掌，

一个，用他的名字呼唤词语，

一个，让自己的名字完美无瑕，

一个，解剖活着的老鼠。

他们两个勇敢四个聪明：

你，你自己必须是那第七个。

如果所有都如写就的那般，

你会为七个人而死。

一个，被轻轻摇晃着哺乳，

一个，抓住一只坚实年轻的乳房，

一个，抛下空空的碗碟，

一个，帮助穷人获取胜利，

一个，工作直到自己变成碎片，

一个，只是盯着月亮。

整个世界将成为你的墓碑：

你，你自己必须是那第七个。

阿蒂拉·尤若夫（Attila József）

在德国（以及在英国），每七个体力工作者中就有一个是移民。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业劳动力都是外国人。

一位朋友在一次梦中来看望我。从很远的地方。我在梦中问：“你是搭照片来的还是乘火车来的？”所有的照片都是一种运输形式，也是一种对缺席的表示。

他。一个移民工人的存在。

一堆早已磨损得破旧不堪的纸张塞满了他的夹克，他在里面寻找着那张照片。他找到它了。在把它递过来的时候，他把大拇指按在了上面。几乎是故意地表现出占有的姿态。也许是一个女人，或者也许是一个孩子。照片表明了一种缺席。即便照片已经是十年前拍的了，这也没有任何差别。口袋就那样敞开着，守着一片空荡荡的空间，希望也许有朝一日照片中的人会再次填补这个空缺。他连看都没看就迅速把照片塞回他的口袋里，仿佛他的口袋迫切地需要它。

这本书中的照片起作用的方式正相反。

一个在雨中的男孩的照片，一个你我都不认识的男孩。无论是在暗房中放大照片时看到它，还是在阅读这本书时看到它，这幅图像都令男孩那鲜活的存在在脑海中浮现。而对于他的父亲来说，它只能表明男孩的缺席。

在欧洲的西北部（不包括英国）大约有1100万的移民工人。确切的数字是无法估算的，因为可能有200万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是没有合法证件的。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到1980年，非法移民工人的数量预计还会增加100万。

美国的商业杂志《财富》（ Fortune ）明确地表示移民工人“如今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最初的权宜之计已经成了某种近乎永久的需求”。

除了一间阁楼以外，这座房子只有一间房间：房间很大，地板是不平整的泥土。大门外通向有着同样泥土的院子：一个十岁的男孩（他是家里的老大）挖出了一个用来烧制木炭的坑。当树枝在坑里烧起来后，他用土把它们盖住，把火闷熄，这样一来它们只能非常缓慢地燃烧了。空气冷冽，男孩的双手和耳朵冻得通红。一小缕烟从土中悠悠地飘出。

父亲正在森林里面砍树。午夜过后，他把伐好的木材装到骡子的背上，即将开始一段7个小时的旅程，前往最近的市集村庄，还有大约100个农民也会从高原的各处赶来，他希望能卖掉这些木材。（用来打桩、建栅栏、造房子的木材，不是用来当柴火烧的。）夜里的气温将会降得很低，不过月亮仍然清晰可见。骡子的蹄子间或在路上擦起一丝火花。他会在第二个晚上返程，希望那时已经把木材卖掉了。

在靠近房间中央的一个土坑里，另一小堆柴火正在烧着，在火里面有两块大的扁石头。母亲正在石头上面烤面包。面包很薄，也没有发酵过。事实上它从来没有被真正烤干过，依然是沉甸甸、湿漉漉的一块。她一天会做两次面包，这是家中的主食。房间里除了母亲以外，还有一位祖母，三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一个婴儿，以及一头牛。这只动物的肋骨清晰可见，身上的皮好像一块了无生气的布料，显然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饲料喂养造成的。在靠近牛的地面上，因为那里更暖和一些，地上也有稻草和护根料，所以木制的摇篮就放在那里，被襁褓紧紧裹住的婴儿正睡得香甜。（无论是伯利恒马厩的故事，还是有着手绘花饰的看起来像博物馆藏品的摇篮，都无法让这个场景显得不那么凄冷。）除了摇篮和两个小挤奶凳以外，房间里就没有任何家具了。但是在离大门最远的房间角落里，有一个很大的木制平台，高度和桌子相仿，上面铺满了破布条和旧衣服，这就是一家人睡觉的床铺。在冬天的时候醒着和睡着的主要区别就是冷的程度不一样。睡觉的时候身子底下有羊，身上盖着破布条，这样能暖和一些，在木制平台的旁边是两块立起来的木板，形成一个入口，每天晚上家里的七只羊会冲进床下的围栏里。当父亲回来之后，就会有七个人在床上，七只羊在床下。

在当下对于世界的描述中，工业社会常常被描述为“大都会”（metropolitan）。初看之下，这可以作为对它们内部发展的一个简单描述，而大都会式的城市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时，从它真正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发现它其实意味着将这种职能的划分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而在19世纪，这样的职能划分只存在于一个国家内。西欧和北美的“大都会”社会是“先进的”、“发达的”、工业化的国家；它们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中心。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有许多处于中间阶段—那些被视为“不发达的”（underdeveloped）社会：仍然主要是农业的或者“欠工业化的”。“大都会”国家不仅通过贸易系统，也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从这些供应地区获取食物，更为关键的是获取原材料，这种有效提供商品的腹地占据了地球上更多部分的土地，也居住着绝大多数的人口。

每个周日我们这群小孩子在参加弥撒前都会在教堂外面玩耍，我们会互相说：“弥撒完了之后，咱们一起去村子入口的十字路口，看看我们能不能在那里挖一个洞，然后上到天堂……”

移民工人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不发达”这个词造成了外交上的尴尬。于是“发展中”被用来取代它。以“发展中”区别于“发达的”。只有古巴人从语义学的层面对这些词汇进行了严肃的探讨，他们指出应该有一个及物动词：使发展不健全（to underdevelop）。一个经济体之所以不发达是由于围绕它所做的事情，在它之内所做的事情，以及对它所做的事情造成的。有一些机构使它们发展不健全。

每天移民工人都会听到有关大都会的消息。城市的名字变了。经济体大都会是所有城市互相叠加在一起的集合，它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是不断传播承诺。这些承诺不是通过任何单一的方式传播的。对于那些已经到了一个城市的人来说，这些承诺是暗含其中的。它们是通过各种机械传播的，汽车、拖拉机、开罐器、电钻、电锯。通过翱翔天空的飞机，通过距离最近的主干道，通过观光巴士，通过手表。它们就在收音机里，在新闻里，在音乐里，在收音机本身的制造过程里。只有前往这座城市，所有承诺的意义才能实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种开放性。

道路通往村庄之外，穿过平原或是越过山丘。几公里后，村庄从视野里消失了；天空依然覆盖着大地。对于地平线的现象，他比大多数城市人都清楚得多。但是大都会展现给他的是开放性。开放性意味着机会—谋生的机会，赚到足够的钱的机会。

乡村集市日，南斯拉夫

现代大都会的居住者们倾向于相信，即使远离尘嚣—除非是在沙漠里，或是受风沙侵蚀的地区—也总是能维持生计的。这种信念是对自然的浪漫主义理想化的一部分，而支撑着这种信念的则是城市依赖乡村运送来的剩余产物的现实，它们堆积在城市之中，显示着丰饶的财富。从任何层面上来说，这种信念都远非现实。想要获得充足的产出就必须回馈自然。所有地方的农民都深知这一点。乡村的贫困意味着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回馈自然。这与是否努力干活没有关系。下一步也许是考虑撤出土地的可能性。

住在洞里的家庭，安达卢西亚

瑞典的乡下儿童，1913年

根据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个体或者社会将从企业中获得新生。而衡量企业的标准则是将生产能力作为自身的价值。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把不发达视为一种无法挣脱的贫困状态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那种状态下，资本主义几乎掌控着半个世界。这个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及其文化机构无法再对自身或是世界做出解释的原因之一。

现代乡村的贫困问题更多是源自社会基础，而非自然基础。缺乏灌溉、播种、施肥或是设备使得土地变得贫瘠。失去生产力的土地导致了失业以及就业不足现象的出现。比如说，让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只能放两头牛。但是这种贫困的社会基础被掩盖了。处于土地与农民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租佃分成系统、土地所有制系统、货币借贷系统、市场系统，一部分被视为土地的贫瘠问题，另一部分被视为无可辩驳的事实：你不能从石头里凭空变出面包。

安纳托利亚的父与子，土耳其

那些离开了乡村在城市里获得成功后又回来的人，是英雄。他曾与他们交谈过。他们把他叫到一旁，仿佛邀请他加入他们的密谋。他们暗示他，有一些秘密只能和同样去过那里的人讨论。其中一个秘密是有关女人的。（他们给他看裸体女人的彩色照片，但不告诉他那是谁。）另外一个秘密是永远不能招惹某个人。再有一个秘密是走出城市要花多长时间。还有一个秘密是哪些大楼是绝对禁止进入的。至于工资是多少，要买什么东西，能存下来多少钱，车子的种类，女人的着装，在那里吃什么喝什么，工作的时长，获胜的观点，各种场合都需要的诡计，这些都不是秘密。他发现他们说的时候都在吹牛。但是他觉得他们有吹牛的权利，因为他们带着钱和礼物回来，那是他们成就的证明。有一些人回去时开的是自己的车。

在听他们说的时候，他想象着自己也成了密谋团伙的一员。然后他就会知道那些秘密。他从城市回来的时候甚至会比他们更成功，因为他会更努力地工作，他的眼光会更精明，他还会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更快地存下钱。

移民与村里人交谈，卡拉布里亚，意大利

被动造成的发展不健全不仅仅意味着被抢劫或者被剥削，而是被一种人为造成的阻塞所控制。不发达地区不只是扼杀希望：其本质上的停滞拒绝给予生命，使它更像是一种死亡的状态。移民想要活下去。让他被迫移居他处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贫困。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试图获得他的出生地所缺乏的那种活力。

有一天，他说他将要离开村庄。直到这话说出口之前，他都没有真正下定决心。而当他说出口之后，这件事就成为事实了。整个村庄都知道了。他要么离开村庄，要么放弃自己所说的话，处在这个抉择中间的，是整个村庄的人们。有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但他们都意识到他已经下定决心了。直到他说出来之前，他都没有决定。

他与每一个人道别。他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人。他至今为止的人生都在这个村庄度过。在离别的时刻，对村庄不舍的感情几乎与驱使他离开的意愿一样强烈。离开村庄是他自己的选择。但随之而来的困惑感引发了问题。当他回来的时候，叔叔还会健在吗？道别就是服从上天的旨意。谁知道他回来时是会满载果实还是两手空空？城市的奖励是给那些成功者的，而不是给失败者的。他想象那些奖品都浮在黑色的水面上，而失败的人将会被大水淹没。那些道别的村人脸上的表情没有给他任何答案。

他告诉人们如何照料土地、房子、水井还有牲畜，仿佛想在三言两语中重演年复一年的日常活动。

他的母亲同意了他的决定。因为这将使整个家庭受益。但是她不喜欢他要去的“国外”。当他走出房子的那一刻，她又回想起了他是怎么出生的。他就出生在楼上的房间里，她和她的丈夫还有女儿现在仍然睡在那间屋子里。那时有两个邻居的女人来帮她接生，没有医生。她生了一个男孩，并且早已为他取好名字。她们把他交给她，当她把自己的乳房送到他的嘴里时，他就不哭了。而现在他要离开了。两个时刻重合在了一起。她把自己的双手放在脑袋的两侧，身体在轻微的晃动—他已经在呼喊套在车辕中的马了—她用双手捂住脑袋，仿佛要把将这两个时刻分隔开来的二十五年的声音都紧紧地捂在两只耳朵中。

如果没有一个革命党做出榜样，那么造成乡村的贫困状态并让它一直延续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似乎也就无法得以改变。因此那些最具有主动性的人也就只能做出唯一给他们带来希望的事情—离开。

乘着家里的马车前往最近的汽车站的路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经过了许多走路的人、骑马的人、赶牲口的人。这条路本身就承载着来来往往的故事，听众们就在路两旁的草丛中。

一个男孩和他的兄弟们站在路旁，想要把榛子和野草莓卖给偶尔从集镇上回来的车上的人们。

尽管垄断资本成功地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身上榨取出超额利润，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但它并没有将大多数人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业生产者……尽管它使得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除了那些摆脱了它的控制领域的）受到各种形式的共同剥削，但它仍旧最大限度地维系并且不断巩固着这些社会之间的差异。尽管美国和印度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但这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人的平均寿命、普通文化还有居住者们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之间的差距却比一个世纪之前要大得多，而那时，这两个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只有理解了帝国主义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平等和综合发展的普遍规律，才能理解20世纪的世界历史。

他在汽车站跳下马车，做最后的道别。汽车站—一个木头的小屋，旁边是一大片泥土和草地的停车场—人头攒动。等车的人或坐或躺；其他人准备离开。那里还堆积着等车的人丢下的无数垃圾。空气中飘散着只言片语的声音，要不就是解释即将开启的旅程，要不就是讲述刚刚结束的经历。那里有从村庄到城镇或是从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家庭。那里也有士兵。他坐在自己的手提箱和包裹旁边，包裹用绳子紧紧地捆住，在许多地方打上了结。包裹里装的是手提箱里装不下的东西，还有后来才想到的东西和最后一刻送来的礼物。实体物品（奶酪或是剃刀）都仔细地包在叠好的衣服里。

现代工业已经建立起了世界市场……这个市场让商业、航海业和陆上交通得到了飞速发展。这样的发展反过来又让工业不断扩张。与工业、商业、航海业、铁路的扩张成比例发展的是资产阶级，它不断积累资本，并且将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各个阶级推入背景之中。资产阶级让乡村处于城市的控制之下。它创造出了庞大的城市，与乡村相比，城市人口的增长十分迅猛，并且将相当大一部分的人口从愚蠢的乡村生活中解救了出来。（《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夸大了乡村生活的愚蠢之处。在写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过高估计了城市理性的能力，并且以城市的标准来对村庄做出评判。

司机冲着小餐馆里卖咖啡的女人喊了些什么，按了几下喇叭，然后漫不经心地开上了马路。那条路的路面有待日后慢慢修整。在他开往自己国家首都路上的某个时刻，他会遇到一些动物和鸟类，但他不会意识到，此后的几个月，他将再也见不到这些动物：最后的鹳、最后的骡子、最后的黑猪。在回程的路上，他会把他见到的每种第一只出现的动物视同哨兵一般。

他开启了一段单枪匹马完成一项历史转变的旅程，但这次转变却在中途突然停止了。

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都有一段特别扭曲的发展历程。它的童年充满伤痛和挫折，还未体验年轻时的生气与活力，就已早早地表现出衰老与颓败的痛苦样貌。垄断资本主义的制约加载在不堪重负的前工业社会身上，死死限制了它前进的步伐。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出于垄断目的，被大量侵吞的剩余价值并没有被用于生产目的。它们既没有被再投资回它们自己的企业，也没有用来扶持其他企业的发展。而那些没有被外国的股东转移出国的，则以一种像极了土地主（landed aristocracy）的方式被使用着。它们被用来供养其接受者们的奢侈生活，建造他们在城市或者乡村的住宅、雇用仆人、无节制的消费等等。剩下的部分被投资在购买用来出租的土地、各式的筹资贸易、高利贷以及投机买卖。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还有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国外，用来防止本国货币的贬值或是作为在本国社会或政治变革来临时撤退的储备金。

绅士俱乐部，塞维利亚，西班牙

一位葡萄牙移民说：“你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吗？许多资本家有钱却不做任何事情，他们就是守着自己的钱。这就像是挖一个洞，把钱埋进去，然后永远都不把它挖出来。”

移民继承了祖辈的贫困。但是如此宽泛的说法根本不足以表现出他的处境的戏剧性。我们得列出他的继承清单。

西方资本侵入他的国家

（在他祖父的记忆中）

前资本主义乡村的自给自足被破坏

半封建地主阶级的地位得到巩固

为外国利益生产原材料、经济作物等

本地商人资本的崛起

在垄断环境下迅速发展的少数产业

商品流通

大都会文化的传播

人口增长（由于医学的进步）

贫富差距彻底两极化

商人资本、土地所有者以及境外利益的联合

防范任何社会变革产生的威胁

1967年的土耳其拥有3400万人口，并且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其中80%的人口是农民。90%的农业是完全没有机械化的。60%的工业只生产食物、葡萄酒和烟草。整个工业对于GNP（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有15%。失业人口高达100万。还有大约400万生活在乡下的人只有在收割期才能找到工作。每年都有超过30万的工人涌入劳动市场。其中将近70%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到1967年为止，大约有25万土耳其移民在国外工作。如今（1974年），这个数字是那时的3倍。

客车停在他的国家首都的郊外。他看到一片单坡屋顶的小型临时住房，它们都是用多余的砖块、碎木料和废瓦楞铁皮搭建的。住在这里的都是从村庄里出来的人，他们抵达了首都，但却仅限于此，未再向前一步。

城市比他想象的要大，人也要更多。他意识到了想要穿过这座城市需要具备怎样的意志。几乎所有人都和他说着同样的语言，用着同样的词汇。但也已经有他不熟悉的事物出现：比如他以前从没在市场上见到卖的鱼；商店橱窗中华丽的餐具；奇怪形状的蛋糕和糖果。他会见到越来越多他不熟悉的事物。他见到许多和自己一样远道而来的人。

雅典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首都一样，尽管体积庞大并且仍在不断增长，但它并不是一个工业城镇。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登记在案的“在业”人在工厂做工。这其中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其所供职的单位总共不超过十个人，它们通常都是具有原始特征的家庭企业。

车站旁大广场上拥挤的人群就像是一幅整个国家乡村的地图，只不过乡村之间的距离被夸张地压缩到了仅有短短几米。让他们聚集在此的是各种传言和提议。这里正在进行某种交易。不过交易的不是商品而是机会，真假皆有：兼职工作的机会；承诺进入某间办公室工作的一句话；一张廉价票的合同；为买一台体重计必要的贷款。

为买一台体重计必要的资本。为了浴室设计的那种体重计，台子上面有橡胶，让湿湿的双脚可以踩上去。幸运的话可以买到一个二手的。不过得计数准确才行。把它用纸包裹起来带到车站附近的一条街上，坐在地上，把包装的纸打开。然后开始整天地叫喊：你的体重！你真实的体重！一些人会停下来小心翼翼地上去称自己的体重，害怕发现自己长得太胖了。另一些人只是无所事事过来好奇地看看。一整天不停地叫喊：你的体重！你真实的体重！如果没有太多人也在这条街上做同样的工作的话，傍晚的时候也能赚到足够填饱肚子的钱。

一个人移民的决定，需要放在一个全球经济系统的语境中被审视。这样做不是为了强调某种政治理论，而是能够赋予他真正经历的事情以其固有的价值。这个经济系统就是新殖民主义。经济学理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系统如何创造出了不发达国家，制造出了导致移民现象发生的环境；它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系统需要移民工人必须出卖特殊劳动力。不过经济学理论的语言必须是抽象的。因此，如果想要抓住那种决定了移民生活的力量，并将其理解为他的个人命运的一部分，就需要一种不那么抽象的语言来描述。隐喻是必需的。但隐喻是暂时的。它无法取代理论。

土耳其移民正在听取前往德国的旅程的说明

移民者带着他自己的决心，在家里准备的接下来两三天吃的食物，他的骄傲，他口袋里的照片，他的包裹，他的手提箱。

但是他的迁移就像是别人梦中的一场行动。作为一个陌生人梦中的人物，他的行为看起来都是自发的，偶尔会出乎意料，不过他做的每一件事—除非他反抗—都取决于做梦者心智的需求。放弃隐喻。移民者的意愿中处处渗透着历史必然性，但无论是他还是他遇到的任何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别人的梦境。

一个土耳其人说：“在乡下，一年中一半的时间你都在睡觉，因为没有工作可以做，而你又很穷。”

在某个时刻，他穿过了边界。这不一定是他的国家的地理边界，穿过地理边界是不算数的。边界仅仅是指他轻易遭到阻拦或是意愿受挫的地方。当他穿过边界的另一端时，他就成了一个移民工人。他也许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穿过它。下面是三种描述穿越边界的方式：

一个土耳其农民没有通过官方的体检，他决定以一个游客的身份进入德国。但在一列拥挤的火车上说自己是一个游客的土耳其人，也许必须通过表明自己带的是什么货币或者支票来向边防警察证明自己的身份。因此这位农民买了一张去科隆的头等舱车票，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坐在头等舱的小客房里、包裹在金钱的气息之中，他就不会被警察盘问了。他穿过了边界。

西班牙的山坡

直到最近，大多数葡萄牙的移民都是非法的。无论是穿越西班牙还是法国的边界，都要秘密进行。里斯本的走私犯会安排这样的越境行动。他们收取的费用是每人350美元。但多数付了这笔钱的移民都被骗了。他们被领入刚刚穿越了西班牙的边界的群山中，然后就被扔在了那里。这些移民完全迷失了方向，有的人因为饥饿和日晒雨淋而死在那里；有的人能够找到回来的路，350美元打了水漂。（那时的350美元相当于葡萄牙农民一年的平均收入。1964年葡萄牙的人均年收入—算入了上流阶级的平均收入—是370美元。）因此移民们设计了一个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系统。在离开之前他们会为自己拍下照片。他们将照片撕为两半，一半交给他们的“向导”，另一半留在自己手中。当他们到达法国之后，会把自己手中的一半照片寄给在葡萄牙的家人，以此证明他们安全地穿过了边界，“向导”拿着另一半照片到他们的家中证明是自己将他们送过边界的，这时家人才会交付那350美元。移民们会组成一百人左右的队伍集体穿越边界。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夜里上路，藏在货车中，然后步行。

9天之后，他到达了巴黎。他有一个葡萄牙朋友的地址，但是他完全不认识路。为了到那里，他必须打一辆出租车。在允许他打开车门之前，出租车司机要求看看他的钱。有一个警察就站在附近。警察和出租车司机一致认为要去圣丹尼的棚户区，乘客必须付双倍的价钱。他没有问为什么。他是一个初来乍到的移民，没有钱打出租车，也没有争辩的底气。他也穿过了边界。

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移民大多去了德国。他们穿越边界的行动是官方组织的。他们去了招聘中心。在那里，他们接受体检，并且经过测试证明他们具备他们所宣称拥有的技能。那些通过测试的人立即与将雇用他们的德国公司签署合同。然后他们乘上一列劳工火车，坐上三天。到达之后，德国公司的代表们会接上他们前往他们的住处和工厂。

土耳其工人接受德国医生的体检，伊斯坦布尔

体检，伊斯坦布尔

每个接受体检的人都会被用墨水在胸和手腕上标上他的编号

他和几百个新来的移民一起脱掉衣服排好队。他们匆匆一瞥（盯着看就会暴露出他们的惊讶了）用来对他们进行检查的工具和机器。他们也匆忙地互相打量对方，每个人都试图比较自己与周围人的机会。对于这样的状况他没有任何准备，这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但这已经是常态了。在陌生人前赤身裸体的羞辱性的要求，发号施令的官员说出的听不懂的语言，测试的意义，用毡笔写在他们身上的编号，房间死板的几何形状，穿着工作服的女人就像是男人，弥漫着某种未知的液体药物的气味，和他一样的许多人的沉默。大多数人沉默的外在表现并不代表他们心中镇定或是在做祷告。如果说这已经成为常态，那是因为重大的事情正毫无例外地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发生。

体检，伊斯坦布尔

鞋掌工厂，瑞士

土耳其工人接受测量，伊斯坦布尔。他没有通过测试，因为他的个子不够高

合格的人被选出来，不合格的人被剔除。五分之一的人通不过测试。那些通过测试的人则会开始一段新生活。机器正在检查他们身体内有什么看不到的东西。有的人为了这一次穿过边界的机会等了八年。

一个男人问有没有一台机器会检查出他所害怕的自己脑袋里的一种疾病—令他无法识字的疾病。

伊斯坦布尔招聘中心的德国医生正在展示他的“博物馆”。他的收藏包括各种容器，瓶瓶罐罐，喷水枪，都是从那些申请在德国工作的人身上没收来的。在招聘中心外面，那些想要移民的人可以在黑市上买到“合格的”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自己的尿也许不健康，他们把买来的尿装在和被没收的那些瓶瓶罐罐一样的容器里，然后试图在被要求提供一份样本的时候以此替换掉自己的

一名乡下的泥瓦匠正在招聘中心接受砌砖的职业测试，伊斯坦布尔。他没有通过测试

体检结束后，还有检验他们是否能够胜任工作的技能测试。让他们看看你有多强壮，一位朋友如此建议道，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然后让他们看看你有多强壮。一些人坐在那里等待结果。还有人在来回踱步。许多人脸上的表情让人想起另一个场景—在产房外等待孩子出生的父亲脸上的表情。在这里，他等待的是自己的新生活。

土耳其工人将要被告知他们是否通过了体检和职业测试

他通过了测试，他重生了。

招聘中心，伊斯坦布尔

这次的移民现象与此前移民现象之间的区别是，它是暂时性的。只有少部分的工人被允许永久地留在他们所去的国家。他们的工作合同通常是一年的，最多也只有两年。移民工人前往那些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获得批准从事某种特定的工作。除了努力工作以外，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要求或是现实。而工作能为他提供报酬和住宿。如果他不工作就会被送回到家乡。移民来的不是人，而是机械师、看门人、挖掘者、水泥搅拌工、清洁工、钻工等等。这是暂时性移民的意义所在。移民者必须要回到家中才能重新成为一个男人（丈夫、父亲、公民、爱国者）。他之所以离开家是因为对他而言那里没有未来。

他带的食物分别塞在他的一个包裹和他手提箱的角落里。他在想着那些食物（需要用刀切成片的硬香肠、碎奶酪）的时候，乡村和城镇从火车窗外呼啸而过。对于食物的需要并不是饥饿的表现，食物也是一种信息，吃掉食物就相当于接收信息。由谁从哪里发来的信息？此刻来看答案是很简单的，他在感到饿之前就开始吃了。有些人尽可能地多吃，有些人则设法在漫长的旅程中将那些来自过去的信息隔绝开来。

24小时过后，困意更加时不时地袭来，醒着时的时间概念也变得不那么清晰了。火车上的人们变得就像是一群出发很久的跑步者，他们之间的距离都间隔得很远，没有人在相同的地方，每个人前进的速度也不一样。一个上唇留着很浓密的胡子的中年男人坐在车厢的中部，他的双手牢牢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嘴里唱着一首曲子里的几个音节，坐在他旁边的瘦弱男人正昏昏欲睡，而坐在对面的人则在用小刀的刀尖心不在焉地清理牙齿。即使是在打牌的时候人们也各有所思。他的注意力在别处游荡。他的所有精神都集中在新政上，就好像它也是一首歌曲中的副歌。然后他真的突然唱了起来，快速地把手中的牌出掉，一直唱到他的脑袋摇摇晃晃，最终睡倒在旁边人的肩膀上。整个过程中，小路、乡村，还有城镇依然在窗外呼啸而过。

接下来的几天有着太多的未知数，任何对于连续时间的观念都在这样的未知面前突然停止，或是绕它而行。设想中即将开启的未来是一面墙，而不是一片开阔的空间。这面墙就像是古代城市的城墙，只不过它没有悠久的历史，也不是人工堆砌的，它公然反抗时间，就像是电视机的屏幕，屏幕后面的图像随机出现，而当屏幕中没有图像时，它又是一片无法穿透的厚厚云层。半睡半醒间，他来到了墙前，试图寻找一个入口。后来，他转过身背对着墙，记起了最后几天的旅程。

启程，伊斯坦布尔

启程，火车站，伊斯坦布尔

他们是来贡献自己的劳动力的。他们的劳动力是现成的。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将会因此受益，而它不曾为制造出这样的移民潮付出任何成本。再多一点，它就要承担赡养身染重病或是年纪太大无法工作的工人的成本。到目前为止，就大都会国家的经济状况而言，移民工人是永存的，永存是因为可以不断地替换。他们不在这出生，他们不是被教育出来的，他们不会变老，他们不知疲倦，他们不会死亡。他们只有一种功能—工作。他们生命的其他所有功能都是他们所来自的国家的责任。

已经居住在大都会的移民工人都有在火车总站徘徊的习惯。他们成群地在那里聊天，看着火车进站，接收来自自己国家的第一手消息，期望着他们开始返程旅行的一天。

在他的想象中，每一个移民工人都身处途中。他记得过去，他期望未来，他的目标和他的回忆使得他的思绪就像一列火车般在两者间穿梭。

冬天的时候，火车总站很温暖。这是少数有活动发生的地方，他们可以作为旁观者，数量超过了市民。闲暇的时光，观看的权利，还有与自己所选择的事物轻松相处的能力。

他在旅程中听着火车的响声。响声就如线条般规律。在这以外，还有不规律的响声，渐渐升高又迅速远去，那是另一列火车从旁驶过，田野在轻声低语，砖墙撞击金属，一个车站仿佛冲着窗户扔碎石。当终点出现在眼前时，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

那些已经下到站台的人从窗户里接过包裹和手提箱。火车空了。车站将他们包围起来。除了忙着将行李搬下火车的他们以外，车站的一切事物都各归其位，显得井井有条。除了他们，工作人员的制服，其佩戴的金色穗带和鹰饰，还有点火枪，都和他们以前见过的没有什么不同。倒是少数平民百姓穿着的衣服让他们感到吃惊。比这些衣服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人们脸上的表情。人们看起来完全没有在用自己的眼睛看路，但都走得飞快。

他再一次置身灰色云层般颜色的墙下，就像是闪烁着明亮图像的电视屏幕，从那里不断传出不熟悉的新声音。不过这一次，墙会分开，他们将从中进入。他们被准许离开站台，前往一个接待处。除了他们自己兴奋交谈的声音以外，就是另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语言—那利落而冷硬的声音。喇叭里传出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听起来就像是用亚麻布紧紧地捆住一个女人的嘴发出的声音。他们宁愿说话的不是个女人。她是谁？谁在告诉她要说什么？另一种语言写就的文字混杂在一起发出沉默的声音。

巧克力很好吃！

沉默属于他。无论他们说什么，他脑海中沉默的声音都会点头称是。

他们走过比许多树还要高的大厅。他们排成一列纵队走上电动扶梯。很难说哪一层是地面。当一个手提箱蹭到扶梯的侧面时，工作人员指着那里大声喊叫。他们鱼贯穿过走廊、玻璃门，走到格栅前。他们看着彼此才意识到，与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比起来，他们是如此的蓬头垢面。但这同时也暗示着他们的成就。他们已经穿过边界了。

就这样开始的新生活让只身来到这里的他立刻感到了震惊。他鼓起身上的每一分勇气让自己不要慌张。一群人一起来就要容易多了。

一起来的一群人就像是一个乐队。他们用语言和行动告诉彼此他们比这个陌生城市的居住者们更强大，更有活力，也更狡诈。

一个法国农民说：没有人想再住在乡下了。他们在城市里穿得如同王子一般，他们开着自己的车，他们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懂。我的系统就是研究一切事物：自然、植物、动物（包括我们自己），以及气候。

每样东西看起来都是新的。人们在不同高度层级的路上行走、移动，而每一层明显都是地面。人们行走、接触的表面。正常的移动产生的不寻常的声音。事物之间的无缝衔接。甚至这里的玻璃看起来也不一样，更厚，也显得不那么容易碎掉。新的事物与无法理解的语言混杂在一起。

移民工人到达日内瓦火车站

聚苯乙烯薪水

加班时间醋酸纤维素

年龄工作许可

死亡玻璃纤维

有轨电车来来往往，进站，出站，响铃。无用的词汇。事物按照相同的轨迹运行，日复一日。警察小组列队出勤，收班；有轨电车进站，出站……人们去世，新的人到来，再去世；然后又有人到来，长此以往。房屋，成排的房屋，街道，绵延的小路，堆积的砖块，石头。

在出站口附近，男人们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交谈着。那些词汇就像是冬天之后重回枝头的树叶一般。他认出了一个在家乡就认识的男人。这个男人已经在大都会工作两年了。他们怀念一切在另一个地方原本熟悉的事物。他们不断重复着彼此的名字和他们村庄的名字。然后，满怀着初来乍到的兴奋感，他说道：“你能在这儿的地上捡到金子，我要开始找了。”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两年的朋友回答他说：“这是真的，不过金子是从很高的天空掉下来的，所以当它掉到地上的时候，它会陷得很深很深。”

移民涉及将一种有价值的经济资源—人力劳动，从贫困的国家转移到富有的国家。移民工人也许在原本的国家就没有工作，但这并不会改变国家曾为培养他们投入了相当大的成本的事实。经济学家有时会谈到“移民作为一种资本输出”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输出是相似的。据估计，每个移民自己的国家为了培养他，让他能够成长到20岁，会花费掉国民经济大约2000英镑。每一个移民都相当于不发达经济地区为发达经济地区贡献了这样一笔钱。不过工业化国家节省的成本实际上还远大于此。考虑到工业化国家更高的生活标准，在本土“培养”一名18岁的工人的花费在8000英镑到16000英镑。

对于大都会国家而言，使用别的国家已经培养好的劳动力意味着每年可以节省高达80亿英镑的支出。

对那些有机器的国家来说，人力都是赠送的。

为这个系统辩护的人声称双方都能从中受益。根据他们的说法，移民现象会以这样的方式令不发达国家受益：

1. 移民减小了人口压力。年轻的移民更晚结婚。已婚的移民—不在妻子身边，更少生育。

2. 移民降低了失业率，提高了工资。进一步来说，移民自己国家的劳动力短缺会促使机械化发展。

3. 移民将学习到的工业技能带回本土。他们在工厂的经验是有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