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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月的流逝，书的作者会越来越老，而书却可能变得越来越年轻。我相信这也许正是《第七人》将要经历的。我会尽力解释我的理由。
从某些方面来说，书会变得过时。书中引用的数据不再有效。货币的价值已经改变。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经济法西斯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建立，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彻底改变。工会和国家政府的权力都被削弱。工厂如今和工人一样变成了流动的。在劳工廉价的地方建立工厂就像输入廉价劳工一样简单。穷人变得更穷。全球经济权力的集中程度前所未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它的代理人。这些团体都没有在书中提及。
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创造者都鲜少知道他们真正在创造的是什么。他们都太专注于眼前的困难。对于那些当下任务之外的事物，他们只有一个模糊的直觉。
当让·摩尔和我开始着手创作《第七人》的时候，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通过这本书展示欧洲的富裕国家的经济是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依赖一些较为贫困国家的劳动力的。如我们所见，创作这本书的核心动力出自政治原因。我们希望能引起一场讨论，并且鼓励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
这本书出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不曾预料到的。绝大多数媒体选择忽略它。一些批评家指责它不切实际：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一本混杂了社会学、经济学、新闻报道、哲学和晦涩诗歌的小册子。总之，不够严肃。
位于“全球南方”的国家则是另一种反应。这本书开始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希腊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旁遮普语
。逐渐地，书里所写的群体中的一些人也读到了这本书。
至今我仍然会遇到一些来自“南方”国家的读者，他们会和我讲起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受到的触动。无论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希腊的港口，还是马德里、大马士革，抑或孟买的贫民窟。在这些不同的地方，这本书都具有一种私密性。它不再是一部社会学（或者首先是政治学）著作，而是一本讲述生活中的故事、一系列鲜活瞬间（比如一个人在家庭相册里的发现）的小书。
如何解释这种“家庭”联系？谁的家庭？生活在哪个国家？有着怎样的过去？希望寄托在怎样的未来？
也许这种家庭联系曾经是，现在也依然是移民的经历。对那些经历过背井离乡与家庭分离的人们来说，这本书才体现出它的私密性。正如人们说过许多次并且经历过千百万次的那样，史无前例的移民规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历史特征。对那些怀抱着挣钱养活自己家庭的希望而被迫离开的人们来说，《第七人》就像是一本家庭相册。
有一些情境总是反复出现在传统的家庭相册中：婚礼，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在花园中或是街道上玩耍的孩子，海边的假期，朋友们站在一起冲相机笑着，好像那里站着的是另一个朋友，某个人吹灭生日蜡烛，第二个孩子，幽默的叔叔最后一次来做客等等。
在这本书中，有一些图像是黑白的，非常逼真生动。有一些图像则纯粹是画面意义上的，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的瞬间。它们指涉着不同的经历：不断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家乡，知道这个梦想永远无法实现而共同落下的泪水，离开家乡的勇气，漫长的路途，到达时感受到的震惊，那些此后将会到来并参与其中的传奇故事（附上入场券），客死他乡，异乡漆黑的夜晚，顽强生存下来的自豪。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对于家庭相册来说也很典型。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承载的信息会产生变化。那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是幽默的叔叔最后一次来做客。与他的离世相伴随的，是照片意义的改变。当人们看到新婚的照片时，没有人会考虑新郎新娘的年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年龄是理所当然的。35年后，当他们的女儿看到照片时会说：“这就是爸爸比我还年轻时的样子！”一张照片成了一次对一个男人的青春意想不到的赞美。原本寻常普通的事物变得让人感到意外、伤感，或是神圣，因为生活本身也总是带给人们惊喜。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让·摩尔和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都不知道我们在做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曾一度考虑拍一部电影，但是我们并没有筹到必要的资金（也许很幸运）。所以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开始制作一本记录各种时刻（无论是以图像还是文字）的书，然后我们以类似电影的顺序将这些瞬间按照章节排列起来。
我们尽可能靠近这些瞬间（正如特写镜头那样），而我们靠得如此近，以至于后来变得很明显的东西都逃脱了我们的掌控。不过好在我们也不想消除这种含混性、现实本身的摩擦或是顽抗。我们虽然目光短浅，但还是抱有某种坚持，尽一切可能避免将事物简单化。现实的顽抗最终也为我们带来了回报，这是虚构的事物永远无法带给我们的。这本相册是有生命的。
如今这本书再版了，它也将拥有新的读者。这其中会有那些在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还没出生的年轻移民。他们会很容易地看出哪些事物改变了，哪些事物依然没有变化。他们也会认识到书中的主角们身上散发出的英雄主义、自爱自尊，还有绝望失落，后者可能正是他们的父母正面临的状况。这样的认识会帮助他们在手足无措的时候挺过困难，而在其他一些时候助长他们不屈不挠的勇气。
约翰·伯格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