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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正义》自成书以来，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可惜对其研究却一直欠深入，有分量的成果较少。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研究专著，单篇学术论文也不过十馀篇，其馀的是一些散见于著述中的相关介绍性的文字，内容较为单薄。
关于学界对该书的研究，可以从两个阶段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胡培翚去世（1849）至1949年，为概括、评价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为相对兴盛阶段。
此阶段人们对该书之研究，主要是对其进行概括与评价。这些概括、评价之语既不成体系，又很粗浅，多为泛泛而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正义》的研究性文字常常与介绍胡培翚或为其作传而联系在一起。严格说来，这些文字尚不能称为纯粹的研究型文章，只是简单涉及对胡培翚或《正义》进行评价，且评价之语往往带有赞誉之词。最早介绍《正义》的文章当属罗惇衍撰写的《仪礼正义序》，该序首先简单介绍了胡氏撰写《正义》之“四例”。当然四例非罗惇衍总结出来的，而是罗氏据胡培翚《上罗椒生学使书》直接搬来的；其次概括历史上学者们研究《仪礼》的大致情况；最后对《正义》进行简单评价。尽管罗氏评价之语内容较短，但可视为学界最早评价《正义》之文字了，其云：
是非旁搜博考，神与古会，念释所在，回翔反复，即器数以考谊理之存，使精融形释，若亲接古人而与之进退、酬酢于其间，亦安能抉经之心，析异同之见，以折衷一是哉？余于兹识先生为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择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郑君自以年老，乞于礼堂写定经说，后遂梦征起起，岁厄龙蛇。今先生亦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后先之轨，千载同符。然则先生绍业郑君，将于是在。
罗氏将培翚撰写《正义》比作郑玄之作《仪礼注》，可见评价之高，但也符合实际情况。
培翚去世后，其衣钵弟子汪士铎曾撰《重刊〈仪礼正义〉序》，对《正义》博采他书等情况作了简单交代：“《仪礼正义》者，绩溪胡竹村师所撰也。其书自注、疏外博采宋张氏、黄氏，元敖氏、杨氏以下无虑数十家。原稿已定编次，未完，先生遂归道山。”
在另一篇文章中，汪士铎对业师胡培翚其人其书作了较高的评价，其云：
窃见故户部主事绩溪胡竹村先生，行为士则，学蔚儒宗，练校足以干事，贞悫足以厉俗，严毅足以正奸，廉介足以风世。若其兼综经纬、条理汉宋、根柢家业、明辨士礼，张掖都尉传君上之学，广陵内史继徐生之容，补公彦之疏略，芟敖氏之杂纽，网罗放失，荟萃精凿，为《仪礼正义》若干卷，足使古谊不坠，先民是程。竟紫阳之素志，阐元公之圣轨，可以副在学官，掌之内史。其馀《燕寝考》、《研六室杂著》诸书，亦皆咨于故实，博稽礼典，后儒小子宜取正焉。
另外，汪士铎在《户部主事胡先生墓志铭》中，对培翚及《正义》也作了相当高的评价：
先生涵濡先泽，渊源耆俊，重之以博闻笃志，阅数十年，成《仪礼正义》，凡四十卷。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发明郑君、贾氏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张皇幽渺，阐扬圣绪，二千馀岁绝学也。
汪士铎的这句评语，简单概括了胡氏治学的大致情况，也指出了《正义》“替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价值，评价不为不高。而这句褒扬的评语，常常为后世学者所引用，作为评价《正义》的经典之句
。此外，清江淮经师丁晏曾在《仪礼正义》书中作“手跋”曰：“《礼经》之学，自郑君后，朱子有《经传通解》，元明以来，几成绝学。胡氏荟萃众说，既博且精，又得及门杨生补足成之，嘉惠来学，与黄直卿《续修通解》先后同揆。”
此也为得情之论。
另外，此阶段学者在介绍胡培翚时，都比较注重突出他作为“礼学三胡”或“经学三胡”之一的礼学成就。他们在介绍胡培翚时，《仪礼正义》难免不被提及，但多数也只是提及培翚著有《正义》而已，没有作过多的展开论述。如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说：
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翚、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村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
梁氏因介绍“绩溪三胡”
而提及培翚撰有《正义》，内容了了。该阶段还有王集成在20世纪30代发表的《绩溪经学三胡先生（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传》
，也简单提到了培翚撰著《正义》及该书之“四例”等情况。
晚清另一经学名家曹元弼对《正义》既有颂扬之辞，也指出了不足之处，洵为可贵。他认为《仪礼正义》与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均是集大成之作
，并认为“胡氏之书，融会全经，旁通午贯，参稽众说，择精语详。自训故名物、仪节器数、微言大义，以及传记之参错、同事相违，注义之深微、言不尽意，莫不广寻道意，条贯科分，其尽思穷神之处，实能洞见本原，不坠周公之遗法。自国初以来，礼学之业未有盛于先生者也”
。同时，曹元弼也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
阮氏校各本异同，而众本并讹则未及读正，学者于疏文仍不免隔阂难通。胡氏依注解经，而于注之曲寻道意、迥异俗说者，或反以为违失而易之。又多采元敖继公、明郝敬两妄人说，而引贾疏特少，时议其非，皆其千虑之失也。
又说：
胡氏又多采继公、敬两妄人说，而引贾疏特少。夫贾氏之书诚不能无误，然以弼观之，误者十之二，不误者犹十之八，皆平实精确，得经、注本意。盖承为郑学者，相传古义，非贾氏一人之私言也。特唐中叶后，治此经者鲜，故其文衍脱误错，多非其旧，学者当依文剖裂，以雪其诬，不得遂以为非。李氏如圭、张氏尔岐取其文而删节之，饮水思源，义固犹贾义也。至继公、敬，则离经叛道，丧心病狂，其是者，皆隐窃注疏之义；其非者，至于改经、诋经而无忌惮，学者所当鸣鼓而攻。屏之不齿，不得反有取焉。以此而论胡氏之书，尽美矣，未尽善也。
显然，曹氏对《正义》是持一分为二之态度的。在曹氏心目中，《正义》虽“尽美”，可惜“未尽善”。无独有偶，晚清另一位礼学大师黄以周在《礼书通故》中也曾指出《正义》的疏解存有不足之处。另外，培翚的侄子胡肇昕曾撰有《仪礼正义正误》，主要对《正义》书中文字的讹误、脱漏等多有订正。
2.本阶段学者多是因为要总结清代《仪礼》学研究成果而提及《正义》，所论文字尽管比较短，但能把该书放在清代学术的大背景中，对此书学术地位、学术价值进行肯定，典型的莫过于梁启超。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清儒整理《仪礼》学的成就时提及该书，认为清儒整理《仪礼》，“其集大成者则有道光间胡竹村培翚之《仪礼正义》，为极佳新疏之一”。
梁氏又于“《仪礼正义》四十卷”条下作小字注解云：
此书属稿及告成年月难确考，惟卷首有道光己酉十月罗惇衍序，称“先生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竹村正以其年七月卒，然则书亦成于其年也。罗序又言此书“覃精研思，积四十馀年”。然则嘉庆十年前后已属稿也。
接着，梁氏评述此书曰：
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著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著《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他以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郑注而后，惟贾公彦疏盛行，然贾疏疏略，失经注意”，于是发愤著此书。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我们看这四个例，就可以知道此书内容大概了。
梁氏从胡氏家学传统及其师学渊源的角度，认为培翚具备撰著《仪礼》新疏之资格，并认为他撰写《正义》“总算最适当了”，实非过誉。梁氏还认为：“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互相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尽了。”
此处所言的“胡”，当然是指胡培翚。梁氏此处所云，也为得情之言。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讨论清代“三礼”之学时也论及《仪礼正义》，他说：“三《礼》之学，张尔岐于《仪礼》首正郑注句读，廓清之功，比于武事。专考讹脱者，则有卢文弨、金曰追诸人。专习汉读者，则有段玉裁、胡承珙诸人。分类专考者，则有任启运、程瑶田诸人。若胡培翚者，博闻笃志，阅数十年，上推周公、孔子垂教之旨，发明郑康成、贾疏之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议，成《正义》四十卷，唐宋以来，罕有其匹。”
另外，刘师培认为：“自胡培翚作《仪礼正义》，而朱彬作《礼记训纂》，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三礼’新疏咸出旧疏之上矣。”
皮锡瑞在谈到清代经师“守专门”之学时，认为“《仪礼》有胡匡衷《释官》，胡培翚《正义》”
。黄侃认为：“《仪礼》要籍无过于凌氏之《礼经释例》，胡氏之《仪礼释宫》
，张氏之《仪礼图》，而尤精备者，则推胡氏之《正义》。其书四例，曰补注，曰申注，曰附注，曰订注，盖无所依违，期为通学。”
总之，本阶段学者们论及《正义》，尚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他们多是因为要介绍胡培翚或论述清代《仪礼》学的发展状况而提及此书，可惜未针对此书写出研究性的文字，而是沿袭简介、概括、评价学术著作的路子作一番论断，指出了《正义》的学术地位与学术价值。
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仪礼正义》研究处于沉寂期。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仪礼》学研究曾因考古学的成就而大有进展
，但学者对《正义》一书涉足很少，致使在近30年的时间内，学界关于《正义》的研究成果几乎为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热持续升温，国学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学界对《正义》的研究才逐步兴盛起来，但兴盛也只是相对的。本阶段学者们对《正义》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开拓。
1.出现了专篇研究论文。尽管这些论文数量不多，但质量均较高。这些论文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针对《正义》内容的研究，有杨向奎先生的《读胡培翚的〈仪礼正义〉》
。杨向奎先生“知识渊博，自先秦以至近代，制度、文献，全都稔熟于胸”
。据何龄修先生回忆，一次他们在曲阜点校多种孔氏宗谱序文，里面引用《周礼》等文献，讲述宗亲制度，至不能断句，后一经杨先生娓娓讲来，便豁然开朗
。可见，杨先生于礼学造诣颇深。在文中，杨先生认为：“胡培翚的新疏是可取的，他帮助我们弄清许多史实，在清代群经新疏中，《周礼正义》外，当推《仪礼正义》。且培翚先生之《研六室文钞》亦多佳品，直可步武王氏四种。我们说清代乾嘉后大家有三：1.戴东原的哲学，2.王念孙的考据，3.孙诒让的新疏与新诂。……三君而下，可以步武者，胡培翚其选也。”“胡培翚固清代汉学家中之名家也。”另外，杨先生还从“关于‘士庶子’、‘士庶人’、庶人、国人、众人之阶级成分问题”；“关于韠、韎韐等衣裳问题的解释”；“乐次与诗所”三个方面论述了胡氏《仪礼正义》之贡献。先生此论，处处辨析入微，丝丝入扣，不愧为大家之作也。
其二，针对杨大堉、胡肇昕续补《仪礼正义》的研究，有彭林《评杨大堉、胡肇昕补〈仪礼正义〉》
及张文《〈仪礼正义〉补纂问题考论》
二文。彭林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礼学研究，在此领域深有建树。在文中，彭林认为《仪礼正义》是清代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历来受到好评。胡培翚于《仪礼正义》，只完成了其中的十二篇，而“杨、胡所补诸篇，既与《正义》一体，又与竹村所撰有别，犹如高鹗所续之《红楼梦》，理应区别对待”。他在仔细批阅杨、胡所补章节后，“殊觉失望”，认为其中存在违背胡培翚既定体例、排斥贾公彦之说、引用文献不当、失于裁断、前后失照等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学术水准明显不如胡培翚原作，有时甚而新增某些低级错误。因此，彭林先生自感对杨、胡二氏《仪礼》学之水准存疑。难能可贵的是，彭林先生在文末又补记了黄侃、杨树达、蒙文通三位前辈对杨、胡所补《正义》的具体看法，其不约而同之感，让彭林先生“甚觉释然”。
张文结合胡肇昕《〈仪礼正义〉正误》进行分析，认为《正义》“所附胡肇昕之说考辨详密，多有精辟之见。杨大堉所补则改窜变乱胡肇昕原稿，颇多舛误疏漏，且存在剽窃抄袭之事实。补纂部分虽存在诸多疏失，然其学术贡献亦不可否认”。
其三，针对《仪礼正义》的成书研究，有柳向春《〈仪礼正义〉成书考》
。该文首先针对胡、杨补编章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先从相关的外证分析入手，认为“此五篇胡培翚亦有初稿，胡肇昕、杨大堉仅为增补校正而已”；又从内证出发，认为“五篇之中，除‘堉案’、‘肇昕云’各条之外，全为培翚原稿”。因此，作者认为“此五篇十二卷之作者署名，或可改题为‘绩溪胡培翚学，受业绩溪胡肇昕增补、江宁杨大堉校正’”。他还指出“今本此五篇误题‘受业江宁杨大堉补’之缘起，揆诸当日之情理，系因此书访自大堉而为陆、陈二氏误会而致”。其次，针对此“五篇中有径称培翚祖父匡衷之名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因全书未及定稿，培翚即归道山，故原稿中称引不当之处，胡、杨并未将其一一修改完毕，因而造成有直呼先人名讳之现象。最后，关于《正义》一书的刊行问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总之，该文资料详实，论证充分，令人信服。
其四，针对胡培翚与《仪礼正义》的研究，有林存阳的《胡培翚与〈仪礼正义〉》
。林文系统论述了胡培翚“融贯汉宋学的为学风尚”、“治礼取向与《仪礼正义》之结撰”、“《仪礼正义》撰作主旨及其缘由”、“《仪礼正义》之义例及其思想学术因缘”、“《仪礼正义》之取裁”等问题，并认为培翚“所著《仪礼正义》，即是《仪礼》学集大成之作。继贾疏而后，是书最称赅博”，“胡培翚于礼学兴起之际，沿凌廷堪、阮元‘以礼代理’之说而起，以家学为根底，发扬了凌廷堪礼学思想及阮元打破‘疏不破注’的精神，将前此《仪礼》学成就再度深化；且其为学不标门户，旁征博稽，精审细择，务于融会贯通，畅发《仪礼》大旨，遂卓然成《仪礼》学之大著作《仪礼正义》。要之，《仪礼正义》之结撰，不仅集此前《仪礼》学研究之大成，亦有力地推动了礼学演进的历程，于后继者多所启益”。林氏评价盖不为过。
其五，针对《仪礼正义》体例研究，有香港学者陈曙光《论胡培翚〈仪礼正义〉之体例及其“以例治礼”方法之运用》
。该文认为，四例的创立和运用除了证明胡培翚研究《仪礼》以郑玄注为依归外，更反映胡氏诠释《仪礼》时采用的不同准则。文章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四例的具体内容；还研究了“以例治礼”与胡培翚整理历代礼说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仪礼》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对胡氏治学的影响，讨论了胡氏“以例治礼”的优劣。
2.本阶段对《仪礼正义》研究的最大成果，应属段熙仲对该书的点校出版
。段先生对《仪礼》学颇有研究，曾以《礼经十论》一文，博得同行甚为赞许。彭林先生认为《礼经十论》“所示均为以经学方法研治《礼经》之门径，乃礼学研究的正宗之作”
。众所周知，《仪礼》古称难读，其文字讹、脱、衍、倒之严重，在十三经中当属首位，历来学者对其重视不比他经。段先生对《仪礼正义》的点校，也是今人首次系统整理此书，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尽管其点校本存在一些文字、句读方面的不足之处
，但毕竟瑕不掩瑜。此书的点校出版，为阅读与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难能可贵的是，段氏在点校时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于书前或书末附《胡氏仪礼正义释例》、《点校者对仪礼的初步认识》、《绩溪胡氏四世仪礼学者集传》、《胡氏仪礼正义引用书目》等文章，对后人研读该书提供了较大帮助。
3.本阶段还有一些学者在经学研究史或相关著作中，另辟专章研究《正义》。这些作品能将《正义》放在经学史的大背景中或在清代《仪礼》学的整体研究环节中，结合清代《三礼》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将该书视为《仪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加以研究的。如田汉云师《中国近代经学史》，就是将《正义》放在“乾嘉朴学的延续与总结”之大背景下完成的。田师在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开拓，其《中国近代经学史》深受学界好评。林庆彰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第五辑之《出版资讯》在介绍此书时说：“最近数年，大陆又有国学热、文化热，以前受到批判冷落的经书，又逐渐受到关注，相关的经学史著作也陆续出版，如：章权才《两汉经学史》，……田汉云的书最晚出，是这些经学史中较杰出的一种。……本书论述范围，涵盖晚清至民初，此一时期是中国学术变动最激烈的时期，要为这一时期的学术演变厘清脉络，实非易事。本书则条分缕析，纲举目张，甚为难得。”
在书中，田师先简介了胡培翚的身世、学术渊源及其研治《仪礼》的大致情况。接着从全面整理《仪礼》经文、深入探讨《仪礼》郑注、精密考订礼俗仪规等三个方面概括了《仪礼正义》的学术成就。先生认为：“胡培翚对郑玄《仪礼注》的研究，其治学态度与方法是严谨的、科学的。他把《仪礼正义》中有关郑注的阐释视为成功之点，这是此书新意所在。”
还认为：“胡培翚的《仪礼正义》考释精审。诚如罗惇衍在《仪礼正义序》中所称扬的，他覃精研思，旁搜博考，念释所在，回翔反复，达到‘精融形释，若亲接古人而与之进退酬酢于其间’的境界。可以说，自《仪礼正义》著成，简括繁重的《仪礼》条文终被化为鲜活详赡具体而微的古代行礼图卷。”
邓声国《清代〈仪礼〉文献研究》将《仪礼正义》放在“折衷旧说派的《仪礼》学研究”一章中进行论述。他认为清代《仪礼》学研究，“属于这一派的诸多学者当中，有清中期应以胡培翚的研究最为突出”
，“胡培翚《仪礼正义》一书诚可谓是历代《仪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大致汇总了汉唐以来以迄有清中期诸学者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又加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有功于《仪礼》研究，有功于郑氏之学。已故学者洪诚先生在论及孙诒让《周礼正义》时，以为孙氏之书有六大优点：一是无宗派之见；二是博稽约取，义例精纯；三是析义精微平实；四是以实物证经；五是依据详明，不攘人之善；六是全书组织严密。揆诸胡培翚《仪礼正义》一书，除‘以实物证经’一条以外，其馀五大优点，亦完全适合于对其《仪礼》文献研究的评价”
。
总之，《仪礼正义》自问世以来，学者对其关注较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国学研究的升温而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目前学界的研究仍存在诸多欠缺，如对此书的研究仍存在着零碎化、表层化的倾向，对该书的校勘、训诂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该书成书过程的研究深度不够，对该书义疏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学界至今还没有出现该书的研究专著，可见对于该书的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至为薄弱。所以，该书拥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潜力，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