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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在先秦时期的称名为《礼》。这在先秦的文献中常常见到，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运》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商君书·农战》云：“《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其中所谓的《礼》，都是指《仪礼》而言的，所以宋人郑樵曾说：“古人造士，以《礼》、《乐》与《诗》、《书》并言之者，《仪礼》是也。古人六经，以《礼》、《乐》、《诗》、《书》、《春秋》与《易》并言者，《仪礼》是也。”
不难看出，在先秦时期，《仪礼》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典籍，与《周易》、《尚书》、《诗经》、《乐经》、《春秋》等经典一样取得了经的地位，是《礼》之本经。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继秦火之后，《仪礼》出现今、古文之别。《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乃为今文，《礼古经》五十八篇是用古文书写的。今文《仪礼》在两汉颇受重视，列于学官，设立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且其传授源流亦甚清晰。而《礼古经》却不曾有此厚遇，仅于王莽当国时立于学官二十馀年，其馀时间一直处于在野地位。
时至东汉，注《礼》之风渐行。大儒马融虽精通经学，但于《仪礼》却仅注《丧服》一篇。马融弟子郑玄遍注《三礼》，赢得“礼是郑学”
之美誉。郑玄遵循刘向《别录》本次序注《仪礼》，兼采今、古文，其“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
。另外，郑氏在注释时善用《三礼》互证，又善于博综众家，为汉末说《礼》者所宗。郑玄《仪礼注》是目前所知最早全面笺注《仪礼》的专著，因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对后世《仪礼》学影响甚深，可视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另外，郑玄称《仪礼》为“曲礼”
，《周礼》为“经礼”，并将《周礼》放在《仪礼》之前，奠定了《三礼》的排序。郑玄之后，王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
，其作《仪礼注》十七卷，“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
，故意与郑玄立异。因王肃依仗司马氏政治势力及姻亲关系，一时王学大盛，西晋研习《仪礼》者多宗王学。
东晋时期，因荀崧建议增立郑玄《仪礼》博士，此时郑学复兴，王学渐废。南北朝时期，“玄儒兼通之士，多治三礼，而尤好言丧服。丧服为治三礼之学所当讲求之一部份，自不待言。魏晋南北朝时丧服之学最为发达，为经学谈辩中极流行之论题”
。此时，北朝《仪礼》以徐遵明为代表，独尊郑学，且“《三礼》并出遵明之门”
；而南朝杂采郑学、王学，以崔灵恩《三礼义宗》最精。随着义疏之学兴，南北朝注《仪礼》开始重视逐字、逐句诠释经、注，注重对义理的阐发，并在解经过程中善于广搜群籍，以广注说。南北朝是《仪礼》学研究的兴盛期，著名的有北齐黄庆《仪礼章疏》、南朝陈沈文阿《丧服经传义疏》四卷、北周沈重《仪礼义》三十五卷等，多为义疏性质的作品。
南北朝《仪礼》学对唐代影响较大。唐初，贾公彦等撰《仪礼疏》，即是以北齐黄庆《仪礼章疏》与隋代李孟悊《仪礼注》为底本，广搜博辑，择善而从，兼增己意，成书五十卷。“贾公彦对自汉至唐《仪礼》的研究成果做了首次总结整理，堪称《仪礼》自郑《注》以后又一部集大成之作”
。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内列《仪礼》，从此《仪礼》之名便成定称。
贾公彦之后，《仪礼》研究渐趋衰落。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因王安石废《仪礼》而独尊《礼记》，此后研习《仪礼》之人渐少。南宋朱熹不满王氏废经之举，称：“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
又称：“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
朱熹坚持认为“《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
，“《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
。朱熹通解《仪礼》，将《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所载古代礼制，附在《仪礼》本经之下，兼取后儒注疏，加以诠释，取名《仪礼经传通解》。由于朱熹对贾公彦《仪礼疏》多加删改，并对《仪礼》诸篇重新排次，致使明清之际难见贾疏之原貌。
宋明时期，研习《仪礼》荦荦大者，尚有数家。张淳撰《仪礼识误》，是宋人首次对《仪礼》全文进行校勘之作。朱熹对此书有过评价：“《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
又说：“永嘉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然却于《目录》中《冠礼》玄端处便错了。但此本较他本为最胜。”
由于《仪礼识误》在校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清人校勘《仪礼》对此书较为看重，如全祖望云：“是经在宋，当以忠甫为功臣之首。”
实非溢美之词。宋人杨复撰《仪礼图》十七卷，以图解经，详陈《仪礼》仪节陈设之位，便于阅读。又附《仪礼旁通图》一卷于书后，按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等分类设图，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故钱基博认为杨复于《仪礼》，“可谓用心勤挚矣”
。另外，李如圭《仪礼集释》、魏了翁《仪礼要义》、敖继公《仪礼集说》等多以宋学为主。敖继公《仪礼集说》，因作者在《序》中曾指出郑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学者不察也”
，并对郑注进行删改，引发了后世儒者之非议
，而四库馆臣却持不同意见：“盖继公于《礼》所得颇深，其不合于旧说者，不过所见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矫激以争名，故与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随声佐斗者，有不同也。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意。”
明代治《仪礼》甚荒芜，惟郝敬《仪礼节解》十七卷粗中存精，胡培翚撰《仪礼正义》多征引之。
清代乃《仪礼》学研究全盛期。清初，《仪礼》学研究就开始兴盛起来了，张尔岐、毛奇龄、徐乾学、李光坡、姚际恒、方苞等均留下了《仪礼》学研究专著。其中，张尔岐于清代《仪礼》学研究有奠基之功，其既关注《仪礼》经文之校勘，又对郑注进行句读，撰有《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四库总目》对该书评价较高，认为“尔岐兹编，于学者可谓有功矣”
，不失为公允之论。顾炎武对张尔岐其人其书颇为称扬，他与汪琬书云：“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
徐乾学《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而作。是书统括历代之丧礼，兼采众说，包罗宏富，于古今丧礼之研究贡献尤大。方苞《仪礼析疑》十七卷，辨析《仪礼》经文之可疑者，良多可取。顾炎武虽无《仪礼》研究之专书，但其于清初《仪礼》校勘之功不可忽视，“清人校勘《仪礼》，以顾炎武为嚆矢，肇端于顾氏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顾炎武为石经之功臣，亦为《仪礼》之功臣。清人校《仪礼》，于起步时即能高出前人一筹，皆因顾氏睿识”。
此外，方苞《仪礼析疑》、姚际恒《仪礼通论》均承宋明疑经思想，析疑辨伪，良多可取。
乾隆元年立三礼馆，官修《三礼义疏》，《仪礼义疏》便为其一。《仪礼义疏》成于乾嘉汉学兴盛之前夕，偏重以宋学解经，注重经说，但于经文之正定却有所疏忽。是书虽为官修，但因思想保守，且“其时《仪礼》之学方兴，专门家奇缺”，纂修者“亦力不从心”
，以至于《仪礼义疏》“虽是历代帝王经学系列的收官之作，却是一个并不完美的尾声”
。
乾嘉年间，汉学中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仪礼》的学者，如戴震、吴廷华、惠栋、刘台拱、褚寅亮、程瑶田、金榜、任大椿、阮元、段玉裁、孔广森、胡承珙、卢文弨等，诸家研治《仪礼》，不离汉诂。吴廷华撰《仪礼章句》对《仪礼》经文进行分章析句，意在分清《仪礼》经文之节次，辨析其句读。褚寅亮《仪礼管见》精研郑注，针对敖继公《仪礼集说》妄改郑注而时有驳斥。程瑶田《丧服文足征记》十卷，专言丧服，足征丧服经传与注之异同，阐释其义，较为详明。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对旧本文字脱误等多有厘定，对经、注、疏文字之异同多加详校、考订。胡匡衷《仪礼释官》九卷，详考《仪礼》十七篇所见周代诸侯之官，以《周礼》、《仪礼》、《左传》、《国语》等书与《仪礼》相互参证，梳理《仪礼》设官分职之义，补注、疏所未及。凌廷堪仿杜预《春秋释例》而作《礼经释例》十三卷，分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该书释例周密明晰，便于读者理解《仪礼》本经。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专门勾稽《仪礼》十七篇今、古文字异同之处，发凡起例，审定声义。作者博稽群书相互参证，务存折衷。张惠言《仪礼图》专门以图解的方式解释《仪礼》。该书在继承宋人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表现为对经文章节内容的划分，认识更全面、更周密。该书六卷，以宫室图、衣服图单列一卷而总挈大纲，统领全文。其馀五卷，按郑氏《仪礼》十七篇之仪节随事列图，便于读者理解经文。
嘉道以降，理学中兴，汉学式微。此时《仪礼》学研究较为复杂，有主古文经学，有主今文经学，也有持“汉宋兼采”之论的，且《仪礼》学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了胡培翚、邵懿辰、曹元弼、廖平、皮锡瑞等《仪礼》学研究名家，其中以胡培翚最知名。胡培翚绍承家学，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兼收并蓄，时下断语，兼增己意，成《仪礼正义》四十卷，其精博实过贾疏，是古代《仪礼》学研究最后一部集大成形式的作品，位于古代《仪礼》学研究之巅峰，给《仪礼》学研究留下了一个完美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