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儒家经传诠释体式中，义疏以系统、周详为优长和特色。群经义疏既是学子入门阶梯，亦为经师治学义府，因而“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孙诒让《刘恭甫墓表》）。义疏之学兴于中古，如《仪礼》一经，南齐贺玚有《礼讲疏》，贺琛有《三礼讲疏》，陈沈文阿有《仪礼注》；北魏刘怀方有《仪礼疏》，北齐黄庆、隋李孟悊有《仪礼》章疏。唐永徽年间，贾公彦以黄、李二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己义”，裁成《仪礼注疏》，朝廷著于功令，学者奉为圭臬。宋熙宁年间，以《仪礼》于经世为迂远，不列取士科目；南宋以降，理学家说经，义重性道，文尚简易，学者宗之，义疏之学渐衰。故清儒感叹“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仪礼述注”条），或深悯义疏之学“旷然中绝者逾五百年”（孙诒让《刘恭甫墓表》）。

至清代，“通经学古”思潮兴起，钻研十三经注疏成为士林风气。阮元说：“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礼学是经学研究的突出重点，“学者不通典礼，不列名家”（郑知同《仪礼私笺后序》）。众多朴学家的考据实绩证明，不仅理学家论说古礼多有舛误，《十三经注疏》也不能令人满意。如《仪礼注疏》，“或解经而违经旨，申注而失注意”（罗椒生《仪礼正义序》）。故陆续有学者展其所长，撰著新疏。胡培翚积40余年心力，历览众说，集腋成裘，撰《仪礼正义》。

清代《仪礼》学与宋、元、明盛衰迥异。这一逆转缘何得以实现的呢？有研究者指出，清廷大力提倡礼学研究，对学者起到导向作用；汉学家厌弃理学末流空谈心性，普遍重视古礼考证；朴学考证方法日趋精密，为《仪礼》考释创通了道路。这些因素都不可忽视，但清初硕学鸿儒，特别是顾炎武在经学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对《仪礼》学持续繁荣、超越古往，尤具关键意义。

顾炎武的理论贡献，首先在于指明古礼即上古政治文明的本体。《日知录》“博学于文”条诠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文”，推崇其“经天纬地”的功能；其云“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指明礼仪之于“文”绝非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仪礼郑注句读序》：“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三代之礼，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独有《仪礼》一经。”强调礼是圣贤创造的经世重器，亦即推定《仪礼》的经典地位不可动摇，当代价值无可置疑。

其次，阐发制订仪节度数的基本原理。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提出，研究《仪礼》，应“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其引《礼记·礼运》所载孔子“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之言，意在揭示先王制礼作乐的根本方针。循此方针，研究古礼的仪节度数，将会发现制礼作乐的具体原则，亦即“制作之原”。何为顾炎武所指“制作之原”？据其考述，有两项要义：一是合乎道德。《日知录》“须臾”条解释《仪礼·燕礼》“寡君有不腆之酒，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言”，以“须臾”之义为“不敢久”。引《礼记·乡饮酒义》《尚书·酒诰》，指明古代饮酒规矩是时间不宜长，“朝不废朝，暮不废夕”；酒量要有节制，“罔敢湎于酒”。还要体现人际亲睦关系。《乡饮酒礼》《乡射礼》述“旅酬”之仪都说“辩”。郑玄《燕礼注》：“今文‘辩’皆作‘遍’。”《日知录》“辩”条举出六条书证，证明汉以前古籍中“辩”与“遍”通假，这就彰显出“旅酬”的义蕴是期求皆大欢喜。二是“礼时为大”。《日知录》“主人”条指出，“婿”相对于妇，称主人；“婿”至妇家，女父称主人，而婿称“宾”；婿出而妇从，则直称“婿”。同一人在不同场合称谓三变，体现仪节制订以顺乎生活情境为基本原则。高悬“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方针，而落实到合乎道德、顺乎情境的原则要求，这就揭示出生成仪节度数的规律，隐含着仪节度数与时更化的合理性。其说既有助于避免泥古的弊端，也有助于消解蔑古的偏执。

第三，提倡对经学遗产博综兼收，取精用弘。顾炎武谈《诗经》古韵研究，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与人书四》）他对经学史有高深造诣，这一思路基于他对历代学术遗产的整体评价。在经学史上，以东汉许、郑之学为重心的汉学与以理学为重心的宋学，分别代表知识求是与义理求精的两种诠释取向与独特成就。其论汉代礼学，看重历代通经之士“无不讲求于郑《注》”的史实，推崇郑学的正宗地位。论宋代礼学，赞颂朱子针对鄙薄礼学的倾向“正言力辨”，且着眼于化民成俗，“欲修三《礼》之书”。在顾炎武身后，学者以所宗不同而有汉、宋门派之分。但也有经师宗汉学而兼容宋学，如江永、程瑶田等是其例。后来更多经学家采取会通汉宋的学术立场，经学主潮为之一变。凡此，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顾炎武学术思想持久的生命力。

顾炎武是以救世襟怀提倡《仪礼》学的。他以“沧海横流，风雨如晦”形容易代之变，又说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礼，无从拨乱反正（《答汪苕文》）。这种观点含有针对清廷的意涵。但清廷日益明朗化地利用儒学，而且以提倡礼教为国策。乾隆元年开三礼馆，命儒臣编纂《三礼义疏》。高宗云：“五经乃政教之源，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令儒臣“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远。”（《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六月乙卯条）竟与顾炎武的思路相去不远。两者的一致性，客观上有利于扩大顾炎武之学的影响。

吴、皖、浙东、扬州等朴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礼学考证各擅胜场。把握顾炎武的礼学思想，才能理解他们何以热衷于礼学研究。顾炎武之后，凌廷堪是在礼学思想上有重大发明的少数学者之一。他认为《仪礼》所载全部仪节度数，都是“大圣人”根据“天命民彝之极”确定的；舍弃《仪礼》，也就背离了“节性修身之本”。《复礼上》提出：“礼之外，别无所谓学。”其代表作《礼经释例》采用“会通其例”而“究观经纬途辙”的路径，考察种种礼制之间复杂的联系，特别是仪节度数的横向关联，具体而微地证明，《仪礼》中“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复礼中》）凌廷堪的礼学思想与顾炎武一脉相承，其《仪礼》考证的实践可以与顾炎武以经学为理学的构想相印证。胡培翚以撰著《仪礼正义》为平生志业，与服膺顾炎武及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大有关系。

胡氏《仪礼正义》洋洋百万余字，论者赏其富赡而无繁琐之讥。对于研究者而言，系统地剖析这部巨著，其难度可以想见。因此，陈功文君以将近十年之功，紧扣《仪礼正义》诠释经、注的主要环节，进行专题讨论，数易其稿，才撰成《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其论《仪礼正义》之校勘学，不仅考述其所据底本与参校本，校勘原则与方法，校勘经、注兼及贾疏的范围，还以胡氏所校与阮元《校勘记》、孙诒让《校记》相比较，充分地展示了胡培翚的校雠实绩。论《仪礼正义》之训诂学，以大量实例证明胡培翚训释经、注语词，旁征博引，覃精研思，寻求“十分之见”，故能纠谬补缺，消解争讼，启人心智。论《仪礼正义》名物制度考证，颇能窥见胡氏方法之精妙、结论之确凿。如考释胡氏以凡例明礼，既回溯《仪礼》义例研寻的历史，又详列其新见及所属类别。论《仪礼正义》的经学地位，不仅分别考述该书对贾公彦《仪礼疏》、乾隆朝《钦定仪礼义疏》承袭、修正与超越，对胡氏取舍历代经说之内容与特色也多有评析。值得提出的是，胡培翚之集众说之大成，不仅表现在知识求真、义理求是等方面，也表现在研究方法求精。胡氏的学术方法丰富多样，但属于独创的毕竟是少数；而能应用自如，曲尽其妙，是他的过人之处。系统阐论胡氏学术方法及其渊源，是功文这部专著的优点之一。功文认为，集众说之大成与勇于创新的统一，是《仪礼正义》超越旧疏之关键。其所论述，足以支撑这一观点。

研究义疏，最需要不惮繁难的态度。功文对《仪礼正义》的剖析细致而有深度，得力于这种钻研精神；考述胡培翚生平多有新意，也是获益于此。古代学者的生平研究，离不开传世文献资料。这些材料多为前人熟知，后学往往劳而少功。功文无意取巧，悉心搜辑、钻研资料，因而持论精确。如，辨“世泽楼”是胡氏家族藏书楼而非胡培翚别称，“竹村”、“紫蒙”为胡培翚的号而非其字，胡培翚字“载屏”而不应记为“载平”，举证确凿，可为定论。学界普遍认为《仪礼正义》能“集大成”，但多语焉不详。段熙仲先生系年整理《仪礼正义》，编制《胡氏仪礼正义引用书目》，令读者对胡氏《正义》“集大成”之功有直观感知。功文考《正义》引书，在段熙仲先生所列书目之外多有增补，且列表展示《正义》所引家数和各书征引次数。这项工作，不仅对切实把握胡氏《仪礼正义》“集大成”的情形大有裨益，对了解学术史上某些学者对清儒的影响也可资参考。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为信条，其高明者如焦循等，既讲“无征不信”，也讲“性灵”、讲“运之以虚”，即要求依托可靠的文献资料深入思考，融会贯通。研究清代经学，需要借鉴朴学家的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功文在这方面有心得，是他面对丰富材料、复杂现象时持论通达的原因。比如，探讨学者的学术渊源，研究者可以选择某些视角。从实践看，从师承、家学方面展开讨论的比较多。而功文考论胡氏学术渊源，兼顾乾嘉汉学传统之承继、徽文化之浸染、家学之熏陶、师学之承袭、友人之砥砺。其具体论述，注意到这五个方面之间的层次性与关联性，清代学术主潮是纲，主导区域文化、家学、师承及师友交流诸目；皖南是清代学术主潮流注的重点地区，徽学对于胡氏家学、师承、交游具有明晰的导向功能；至于家学、师承、学侣，则或隐或显地推动了胡培翚研究方向的择定与学术品格、学术个性的形成。

清代经学发展到道咸时期，古今兼采、汉宋兼容成为学界风尚。但就特定学者而言，安顿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关系的情况还是多有差别。不剔抉其特质，所作结论可能是笼统的、类型化的。具体而微的考述，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功文对胡培翚礼学思想的阐发正属此类。他指出，胡培翚宗奉古文学而兼容今文学，与郑玄相仿。其诠解《仪礼》，兼存今、古经说，与郑玄会通今、古文之学一脉相承。从《仪礼正义》引经频次看，引古文经之数远远多于今文经。以《春秋》三传为例，引《公》《穀》之条目只有《左传》半数。这种数据统计，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还指出，从胡培翚的解经实践看，固然是“汉宋兼采”，但“终与汉学最近”。胡培翚秉持的以汉学、特别是古文学为主的经学立场，亦即朴学立场。这样的学术取向，基于对经学遗产的深入研究，符合疏证《仪礼》的需要。前人总结理学一系对《仪礼》考释发明甚少的原因，以为“《仪礼》则全为度数仪节，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避而不道也”（《四库全书总目》“仪礼述注”条）。胡培翚加以撷取诸多宋学家见解，与乾嘉经学家专守汉说的风气已经有所不同，由此可以谛观当时学术思潮的变化。

胡氏《仪礼正义》作为传统《仪礼》学最后的杰作，当下和日后都是研习者优先择取的范本。如所周知，与中国特色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相联系，儒家经传的积极内涵与当代价值逐渐被发掘、认知。经学研究逐渐升温，包括胡培翚《仪礼正义》在内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功文的专著对胡氏《正义》的剖析大体可谓识精语详，刊行之后应能遭逢、见赏于众多学术知音。功文是安徽六安人，又倾力于清代皖派经学研究。愿他仰承乡邦先贤缔造的学统文脉，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砥砺前行。

田汉云
201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