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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翚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前，读书求学阶段；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道光十年（1830），在京做官阶段；道光十一年（1831）以后，讲学、著书阶段。关于胡培翚一生经历，族弟胡培系曾加以概括云：“综念公之生平，少即刻志励学，中年效用于世，晚而著书垂教，为善于乡，虽以中寿告终，而未竟厥施也。”
胡培系的概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至于培翚一生的为人处世，其学生汪士铎也曾加以概括：“窃见故户部主事绩溪胡竹村先生，行为士则，学蔚儒宗，练校足以干事，贞慤足以厉俗，严毅足以正奸，廉介足以风世。”
此概括近是。
培翚幼年即从祖父胡匡衷受学，并笃志励学。胡韫玉《胡培翚传》记载：“（培翚）幼颖悟，受经于其祖朴斋先生，即笃志励学。”
胡肇智对叔父培翚幼年所学也曾提及：“先叔父幼受先曾祖父朴斋公庭训，讲求《礼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培翚年十三，从叔祖胡匡宪受业，且“沐公之教深”
，并“益自奋勉，而所学大进”
。平时，父亲对其要求极严，常常督其读书，故而培翚“昼夜攻苦，强力不怠，业日进”
。可见，培翚幼年即受到良好的家学熏陶。
嘉庆六年（1801），培翚年二十，与夏銮交游，从此定下长达三十年的师生情谊。约于此时，培翚“于诸经已悉得要领”
。此后，培翚转益多师，不断增进个人的学术修养。嘉庆八年（1803），山阳汪廷珍视学安徽，对培翚文章很赏识，遂以第一名入学，补为县学生，第二年又以一等第一食廪饩。嘉庆十年（1805），夏銮莅任徽州府训导，培翚以师礼事之，时培翚为博士弟子。嘉庆十一年（1806）冬，培翚执弟子礼，师事歙县学者汪莱。
嘉庆十二年（1807），培翚就读歙县城南紫阳书院，师事经学大师凌廷堪，得窥凌氏治礼之途径。此年，培翚举优行。嘉庆十三年（1808），培翚始治《礼经》
。从此，培翚与《仪礼》结下了不解之缘，至死，历四十一年矣。培翚治《仪礼》，“初意专解《丧服》”，“从丧祭诸礼起手”
。其治《丧服》，“于郑注外，兼存马、王诸家说，至贾疏之可从者，亦多采录焉”
，故其对《仪礼·丧服》篇疏解尤显功力。嘉庆十四年（1809），会考取优咨部。嘉庆十五年（1810）举于乡，“时邑令长白清公欲延致门下，赆以白金三百，公（培翚）曰：‘因赠金而师事之，是以金为师也。’不受，亦不往”
。来年，培翚即游学京师，与叔父胡秉虔同寓处，“每夜读书，必尽银烛二条，虽日间酬应纷纭，而夜课不减”
。
嘉庆十八年（1813），培翚与胡承珙定交于北京，从此结下深厚友情。胡承珙，字景孟，号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究心经学，尤专意于《毛诗》，著《毛诗后笺》三十卷，另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小尔雅义证》十三卷、《尔雅古义》二卷等。培翚撰《正义》，于《仪礼》今、古文多取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之说。此年，培翚撰著《燕寝考》，先撮其大略，就正于山阳汪廷珍。后又请教于高邮王引之，《燕寝考》始定稿。在撰著《燕寝考》过程中，培翚拟就《东房西室疑问》一篇，于本年问质于洪颐煊、张聪咸、胡承珙、包孟开诸人，以书信展开了学术讨论，并结下了深厚情谊，于学术也有所增益。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培翚奉特旨考取国子监学正学录。此年参加会试，落第。逗留北京期间，曾为张阮林《左传杜注辩证》一书校字。至胡承珙处度夏时，成《郑公传考证》一卷。是年七月初五日郑玄生日，培翚与郝懿行、朱珔、胡承珙等九人祀于京师海岱门外之万柳堂，他们“登楼凝眺，怀古思旧，酌蔬赋诗，尽欢而退”
。同年，培翚校刻先祖胡匡衷《仪礼释官》，萌发重疏《仪礼》之志。此后，培翚作《仪礼》新疏从未间断。
嘉庆二十一年（1816），培翚校毕祖父胡匡衷《仪礼释官》，家刻之。次年，培翚应礼部试时，与方茶山交游，并于此年拣选注册以知县补用。嘉庆二十三年（1818），胡氏家族修族谱，培翚出任纂修一职。约于是年校补先祖胡仔《孔子编年》五卷，书成后由胡氏家祠耘经堂刊刻成书。在纂修族谱期间，培翚编辑成《胡少师年谱》二卷。
嘉庆二十四年（1819），培翚在京应恩科试，中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出王引之门下。后授内阁中书，充实录馆详校官。书成，擢户部广东司主事，故时人以“中书胡氏”或“户部胡氏”称之。同年与陈奂定交，并于七月初五日郑玄生日，再次组织蒋廷恩、陈奂等人复祀于海岱门外之万柳堂，事后写成《汉北海郑公生日祀于万柳堂记》一文。是年夏炘进京，培翚曾与夏炘就“东房西室之制”展开讨论。另外，京都绩溪会馆因王照管会馆账目不清，也于是年交培翚经理馆事，培翚倡捐添盖房屋。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七月初五日郑玄生日，培翚与同人二十三人复祀于陶然亭。
道光三年（1823），王念孙八十寿辰，培翚上《王石臞先生八十寿序》，称：“先生博学以综之，精思以审之，伟识以断之，集诸家之大成，为后学之津导。……盖能会音、形、义三者之大原以言文字，使古籍之传，得存真面目于天壤者，千百年来，先生一人而已。”
道光四年甲申（1824）初冬，乞假归里，与合邑绅士商议，捐输银两，作为宾兴盘费。得银五千馀两，发典生息，每科以息银分给绩溪县应试者旅费。并呈请太守与县宰制其条规，予以立案。次年，倡捐创立宾兴文会，作为地方教育经费。道光六年（1826）七月五日，培翚集同人祀郑玄于住所，礼成，绘为卷子。同人歌诗。龚自珍作《祀义》篇质胡培翚。次年，为郝懿行校刻《春秋说略》、《春秋比》，并作《刻郝氏春秋二种序》。道光八年（1828）七月五日，再次祀郑玄于万柳堂，绘图征诗。
自中进士后，培翚一直在京谨慎做官。道光八年（1828）十月，培翚充捐纳房差，针对当时书吏舞弊者，与蔡绍江“实能严密稽查，吏咸畏之”，当时书吏，背人呼培翚名为“倍晦”，以遇之者，技辄穷也。“有捐纳房书吏桑培元，在部年久，素称‘积蠹’。（道光）五年，御史刘光三，参奏假照积弊，大学士英和，以桑培元送步军统领衙门。研讯累日，竟逃法网，仍在捐纳房，上下其手。胡君查出弊混数事，将革之，有同人长跪胡君前，求胡君省释，胡君漫应之。忽于除夕，诸同人未至署时，大书：‘革出书吏一名桑培元’，揭于署外，群吏皆惊。胡君深沉有识，在捐纳房，察出书吏假照，自以本朝定例，司员无奏事之责，乃白上官，与蔡君定章程十一条，自此窜稿之弊遂绝”
。可见培翚为官确能恪尽职守并清明廉政，不愿与人同流合污。此年，培翚又在故乡绩溪东门外大屏山麓创建东山书院，亲自手定规条，对乡人影响极大。道光十年（1830），因京师绩溪会馆年久失修，“倾欹摧朽”，培翚乃复建京师绩溪会馆尚义轩，作《绩溪会馆尚义轩记》。
由于培翚为官清廉，不为权贵所容，不幸于道光十年（1830）失察假照，被议镌级。此后虽于道光十三年（1833）可奉旨准捐，官复原位，但以亲老为由，从此绝意仕途。后来，培翚一直以讲学、著书为业。培翚为官清廉，办事认真谨慎。他曾对自己为官态度做过总结：“翚在任，每办一稿，必先核封册籍，稽查例案，然后将书吏拟稿改定，其有事关重大者，则自行起稿。每日进署，与吏为仇，晚则将册籍带回寓内，钩稽查核，夜分而后已。”
《清史列传》也评价说：“居官勤而处事密，时人称其治官如治经，一字不肯放过。绝不受胥吏财贿，而抉隐指弊，胥吏咸惮之。”
可见，培翚不仅为官清廉，而且竭尽职守。后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惟培翚及蔡绍江无所污，然犹以随同画诺而镌级归里。
对于培翚此阶段的主要经历，祁寯藻作《送胡竹村培翚同年归绩溪》进行概括与评价：
古人著书不得已，书成身废良可叹。若使勋名照竹帛，何为雕琢愁肺肝？君尝为余述师授，斯语闻之汪文端。因言年少治经义，独于三礼心尤单。瓣香欲祝北海郑，苦读每笑南阳韩。中年通籍习吏事，回翔凤阁迁农官。农官急务在心计，抉剔常恐遭欺谩。既不被议且归去，小谪总荷君恩宽。秋风莼鲈久相待，南国鸣雁何时安？还家一笑奉菽水，赖有文字娱寒酸。君看仕宦得意人，罢官忽若无馀欢。人生得失未可较，海鸥奚事侪鹓鸾。因君致声问匡鼎，说诗之乐何般般！
此诗作于道光壬辰、癸巳（1832—1833）年间。从所写内容看，当是描写道光十年（1830）至十二年（1832）胡氏失察假照、被议镌级、回归故里时的事情。在诗中，祁氏所述培翚之师授、年少治经义、治学三《礼》、京城做官及被议镌级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难能可贵的是，由祁氏所述可见，培翚失官还家后的心态——不计较人生得失、一笑了之。其益友夏炘也曾述及培翚当时的心态：“自是南归，无复有仕进之志矣。”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所以在道光十三年（1833）可奉旨准捐、官复原位时，培翚极力推辞，从此绝意仕途。可见，培翚后来绝意仕途非一时之冲动。
自道光十二年（1832）至十三年（1833），应陶澍之邀，培翚承乏南京钟山书院讲席。期间，培翚刻《钟山书院课艺》，并成《钟山书院课艺序》一文，告诫学子为学勿沉溺于时文而荒废实学，为学不应为科举所累。后培翚又重梓钱大昕《学约》，以诒在院之士。自道光十四年（1834）至十七年（1837），培翚主讲泾川书院，曾作《泾川书院志学堂记》，倡导“士子之学，必以通经为先，而志尤不可不立”，认为“士苟有志于经，则必熟其本文，详其注释，深求乎圣贤立言之旨，以得乎修己治人之方。苟读之而茫然无得于心，即或有一知半解，而自矜自是，不知亲贤取友以集其成者，皆志之未立也”。并号召说：“泾之先贤，讲明正学、著为事功者甚多，近日先达诸公，亦多以博学敦行为务，著述斐然，皆诸生所宜法者。”
可见，培翚讲学不仅讲求通经致用，还以博学敦行为务。
培翚主讲泾川书院期间，曾为胡承珙校读《毛诗后笺》一书。道光十七年（1837），培翚付梓《燕寝考》。又于此年自行付梓《研六室文钞》十卷，张舜徽先生认为该书“在清人文集中，最为纯粹”。
集中之文“古劲闳深，实有汉、唐风味；其解经，不尚新奇，不事穿凿，惟以经证经，心得最多”
，“书中所考订礼制名物，皆深求经注之间，不逞私见，故谨严精核者居多”
。
道光十七年，培翚重修家祠，并捐资创建世泽楼，收藏大批图书，同时捐置义馆、义学，以诒乡学。道光十八年（1838），培翚承乏娄东讲席。次年，主讲云间书院。秋，初会张文虎，一见如故，遂定为忘年交。
道光二十二年（1842），培翚任惜阴书院山长。后因战事和足疾复发，培翚辞却山长一职，临别时作《惜阴书院别诸生文》，认为：“夫经者，制行之准，然非寻章摘句之谓，必体验乎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以淑身心，而求为约，先求为博。”
此外还对士子们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勉励之语：“自今以往，愿诸生日有就，月有将，无忽乎‘惜阴’之称，无昧乎经、史、文之义，无急功名而薄气节，无骛浮华而忘实践。异时羽仪王国，本所学以用于世，俾朝廷收得人之效，与周之治内、治外比烈焉，是则余之所深望也夫！”
同时，他还告诫士子要博通经学，学成应为朝廷效力。
道光二十三年（1843），培翚病疽。此时，《仪礼正义》未卒业，便“命从子肇昕手录《士昏》、《乡饮》、《乡射》、《燕礼》、《大射》诸篇，采辑诸说，鳞次排比，授以己意，令附诸后”
。道光二十五年（1845），培翚招侄胡肇智南归，时《仪礼正义》之《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已成。《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初具。其馀各篇，皆经考订，尚未排比。是年四月，培翚患风痹，犹力疾从事撰著《仪礼正义》。病中虽右手不能写字，但仍坚持以左手作书，并嘱咐族侄肇昕，留心经学，命助校写
。道光二十六年（1846），培翚得疾归里，以十数年修脯所入，节省赢馀，欲捐置义仓、义学、义田，扶助乡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仍极力撰著《仪礼正义》。是年夏，培翚曾寄书胡肇智，曰：“假我数月，全书可成。”
可惜是年七月，背疽复发，不幸弃世，享年六十有八。去世时，《仪礼正义》尚有《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五篇未具。后经族侄胡肇昕与弟子杨大堉在原稿的基础上增补、校勘并加以联缀成篇，从而完成了四十卷的皇皇巨著，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学术含量极高的经学研究著作。
晚年，培翚曾辗转多处讲学，其主讲之书院，按先后顺序应为：钟山、泾川、娄东、云间、惜阴、泾川。培翚讲学，“士饫其教。讲舍百数十人，服膺归仁，拳拳弗忘”
。史称其教学以“引翼后进为己任”，离开泾川书院时，“门人设饮饯者相望于道”
。培翚“以大儒主讲席，学者得其指示，皆能有所表见于世”
，故而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弟子较著者有汪士铎、杨大堉等人。
对于培翚恪守家学、研治《仪礼》等情况，其好友胡承珙曾写诗《赠家竹村培翚孝廉》作过介绍：“何论四海与弥天，独抱冬心守一编。大雅材堪芸阁选，小同经本礼堂传（令祖朴斋先生熟精《三礼》，君具有家学）。公车懒削三千牍，行箧常携十七篇。为问苏湖二斋后，家风谁克继前贤。”
此诗可视为对培翚学术生涯最简明的概括。也正是由于培翚平时有着孜孜不倦、专治一经的态度，以及克继家风、替往圣继绝学的决心，因而能够“独抱冬心守一编”、“行箧常携十七篇”。培翚一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一生，是为撰著《仪礼正义》而孜孜不倦的一生。他以著书立说与奖掖后进并举，注重友谊，“不忘死友”，在当时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总之，培翚是一位谨严刚正的学者，他为官清廉，不与胥吏为仇；治学不逞私臆断，务求其是。《清史列传》云“时人称其治官如治经，一字不肯放过”
，诚为得情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