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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胡培翚生平简述

培翚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前,读书求学阶段;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道光十年(1830),在京做官阶段;道光十一年(1831)以后,讲学、著书阶段。关于胡培翚一生经历,族弟胡培系曾加以概括云:“综念公之生平,少即刻志励学,中年效用于世,晚而著书垂教,为善于乡,虽以中寿告终,而未竟厥施也。” 胡培系的概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至于培翚一生的为人处世,其学生汪士铎也曾加以概括:“窃见故户部主事绩溪胡竹村先生,行为士则,学蔚儒宗,练校足以干事,贞慤足以厉俗,严毅足以正奸,廉介足以风世。” 此概括近是。

一、读书求学阶段(1782—1818)

培翚幼年即从祖父胡匡衷受学,并笃志励学。胡韫玉《胡培翚传》记载:“(培翚)幼颖悟,受经于其祖朴斋先生,即笃志励学。” 胡肇智对叔父培翚幼年所学也曾提及:“先叔父幼受先曾祖父朴斋公庭训,讲求《礼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培翚年十三,从叔祖胡匡宪受业,且“沐公之教深” ,并“益自奋勉,而所学大进” 。平时,父亲对其要求极严,常常督其读书,故而培翚“昼夜攻苦,强力不怠,业日进” 。可见,培翚幼年即受到良好的家学熏陶。

嘉庆六年(1801),培翚年二十,与夏銮交游,从此定下长达三十年的师生情谊。约于此时,培翚“于诸经已悉得要领” 。此后,培翚转益多师,不断增进个人的学术修养。嘉庆八年(1803),山阳汪廷珍视学安徽,对培翚文章很赏识,遂以第一名入学,补为县学生,第二年又以一等第一食廪饩。嘉庆十年(1805),夏銮莅任徽州府训导,培翚以师礼事之,时培翚为博士弟子。嘉庆十一年(1806)冬,培翚执弟子礼,师事歙县学者汪莱。

嘉庆十二年(1807),培翚就读歙县城南紫阳书院,师事经学大师凌廷堪,得窥凌氏治礼之途径。此年,培翚举优行。嘉庆十三年(1808),培翚始治《礼经》 。从此,培翚与《仪礼》结下了不解之缘,至死,历四十一年矣。培翚治《仪礼》,“初意专解《丧服》”,“从丧祭诸礼起手” 。其治《丧服》,“于郑注外,兼存马、王诸家说,至贾疏之可从者,亦多采录焉” ,故其对《仪礼·丧服》篇疏解尤显功力。嘉庆十四年(1809),会考取优咨部。嘉庆十五年(1810)举于乡,“时邑令长白清公欲延致门下,赆以白金三百,公(培翚)曰:‘因赠金而师事之,是以金为师也。’不受,亦不往” 。来年,培翚即游学京师,与叔父胡秉虔同寓处,“每夜读书,必尽银烛二条,虽日间酬应纷纭,而夜课不减”

嘉庆十八年(1813),培翚与胡承珙定交于北京,从此结下深厚友情。胡承珙,字景孟,号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究心经学,尤专意于《毛诗》,著《毛诗后笺》三十卷,另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小尔雅义证》十三卷、《尔雅古义》二卷等。培翚撰《正义》,于《仪礼》今、古文多取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之说。此年,培翚撰著《燕寝考》,先撮其大略,就正于山阳汪廷珍。后又请教于高邮王引之,《燕寝考》始定稿。在撰著《燕寝考》过程中,培翚拟就《东房西室疑问》一篇,于本年问质于洪颐煊、张聪咸、胡承珙、包孟开诸人,以书信展开了学术讨论,并结下了深厚情谊,于学术也有所增益。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培翚奉特旨考取国子监学正学录。此年参加会试,落第。逗留北京期间,曾为张阮林《左传杜注辩证》一书校字。至胡承珙处度夏时,成《郑公传考证》一卷。是年七月初五日郑玄生日,培翚与郝懿行、朱珔、胡承珙等九人祀于京师海岱门外之万柳堂,他们“登楼凝眺,怀古思旧,酌蔬赋诗,尽欢而退” 。同年,培翚校刻先祖胡匡衷《仪礼释官》,萌发重疏《仪礼》之志。此后,培翚作《仪礼》新疏从未间断。

嘉庆二十一年(1816),培翚校毕祖父胡匡衷《仪礼释官》,家刻之。次年,培翚应礼部试时,与方茶山交游,并于此年拣选注册以知县补用。嘉庆二十三年(1818),胡氏家族修族谱,培翚出任纂修一职。约于是年校补先祖胡仔《孔子编年》五卷,书成后由胡氏家祠耘经堂刊刻成书。在纂修族谱期间,培翚编辑成《胡少师年谱》二卷。

二、在京做官阶段(1819—1830)

嘉庆二十四年(1819),培翚在京应恩科试,中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出王引之门下。后授内阁中书,充实录馆详校官。书成,擢户部广东司主事,故时人以“中书胡氏”或“户部胡氏”称之。同年与陈奂定交,并于七月初五日郑玄生日,再次组织蒋廷恩、陈奂等人复祀于海岱门外之万柳堂,事后写成《汉北海郑公生日祀于万柳堂记》一文。是年夏炘进京,培翚曾与夏炘就“东房西室之制”展开讨论。另外,京都绩溪会馆因王照管会馆账目不清,也于是年交培翚经理馆事,培翚倡捐添盖房屋。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七月初五日郑玄生日,培翚与同人二十三人复祀于陶然亭。

道光三年(1823),王念孙八十寿辰,培翚上《王石臞先生八十寿序》,称:“先生博学以综之,精思以审之,伟识以断之,集诸家之大成,为后学之津导。……盖能会音、形、义三者之大原以言文字,使古籍之传,得存真面目于天壤者,千百年来,先生一人而已。” 道光四年甲申(1824)初冬,乞假归里,与合邑绅士商议,捐输银两,作为宾兴盘费。得银五千馀两,发典生息,每科以息银分给绩溪县应试者旅费。并呈请太守与县宰制其条规,予以立案。次年,倡捐创立宾兴文会,作为地方教育经费。道光六年(1826)七月五日,培翚集同人祀郑玄于住所,礼成,绘为卷子。同人歌诗。龚自珍作《祀义》篇质胡培翚。次年,为郝懿行校刻《春秋说略》、《春秋比》,并作《刻郝氏春秋二种序》。道光八年(1828)七月五日,再次祀郑玄于万柳堂,绘图征诗。

自中进士后,培翚一直在京谨慎做官。道光八年(1828)十月,培翚充捐纳房差,针对当时书吏舞弊者,与蔡绍江“实能严密稽查,吏咸畏之”,当时书吏,背人呼培翚名为“倍晦”,以遇之者,技辄穷也。“有捐纳房书吏桑培元,在部年久,素称‘积蠹’。(道光)五年,御史刘光三,参奏假照积弊,大学士英和,以桑培元送步军统领衙门。研讯累日,竟逃法网,仍在捐纳房,上下其手。胡君查出弊混数事,将革之,有同人长跪胡君前,求胡君省释,胡君漫应之。忽于除夕,诸同人未至署时,大书:‘革出书吏一名桑培元’,揭于署外,群吏皆惊。胡君深沉有识,在捐纳房,察出书吏假照,自以本朝定例,司员无奏事之责,乃白上官,与蔡君定章程十一条,自此窜稿之弊遂绝” 。可见培翚为官确能恪尽职守并清明廉政,不愿与人同流合污。此年,培翚又在故乡绩溪东门外大屏山麓创建东山书院,亲自手定规条,对乡人影响极大。道光十年(1830),因京师绩溪会馆年久失修,“倾欹摧朽”,培翚乃复建京师绩溪会馆尚义轩,作《绩溪会馆尚义轩记》。

由于培翚为官清廉,不为权贵所容,不幸于道光十年(1830)失察假照,被议镌级。此后虽于道光十三年(1833)可奉旨准捐,官复原位,但以亲老为由,从此绝意仕途。后来,培翚一直以讲学、著书为业。培翚为官清廉,办事认真谨慎。他曾对自己为官态度做过总结:“翚在任,每办一稿,必先核封册籍,稽查例案,然后将书吏拟稿改定,其有事关重大者,则自行起稿。每日进署,与吏为仇,晚则将册籍带回寓内,钩稽查核,夜分而后已。” 《清史列传》也评价说:“居官勤而处事密,时人称其治官如治经,一字不肯放过。绝不受胥吏财贿,而抉隐指弊,胥吏咸惮之。” 可见,培翚不仅为官清廉,而且竭尽职守。后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惟培翚及蔡绍江无所污,然犹以随同画诺而镌级归里。

对于培翚此阶段的主要经历,祁寯藻作《送胡竹村培翚同年归绩溪》进行概括与评价:

古人著书不得已,书成身废良可叹。若使勋名照竹帛,何为雕琢愁肺肝?君尝为余述师授,斯语闻之汪文端。因言年少治经义,独于三礼心尤单。瓣香欲祝北海郑,苦读每笑南阳韩。中年通籍习吏事,回翔凤阁迁农官。农官急务在心计,抉剔常恐遭欺谩。既不被议且归去,小谪总荷君恩宽。秋风莼鲈久相待,南国鸣雁何时安?还家一笑奉菽水,赖有文字娱寒酸。君看仕宦得意人,罢官忽若无馀欢。人生得失未可较,海鸥奚事侪鹓鸾。因君致声问匡鼎,说诗之乐何般般!

此诗作于道光壬辰、癸巳(1832—1833)年间。从所写内容看,当是描写道光十年(1830)至十二年(1832)胡氏失察假照、被议镌级、回归故里时的事情。在诗中,祁氏所述培翚之师授、年少治经义、治学三《礼》、京城做官及被议镌级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难能可贵的是,由祁氏所述可见,培翚失官还家后的心态——不计较人生得失、一笑了之。其益友夏炘也曾述及培翚当时的心态:“自是南归,无复有仕进之志矣。”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所以在道光十三年(1833)可奉旨准捐、官复原位时,培翚极力推辞,从此绝意仕途。可见,培翚后来绝意仕途非一时之冲动。

三、讲学著书阶段(1831—1849)

自道光十二年(1832)至十三年(1833),应陶澍之邀,培翚承乏南京钟山书院讲席。期间,培翚刻《钟山书院课艺》,并成《钟山书院课艺序》一文,告诫学子为学勿沉溺于时文而荒废实学,为学不应为科举所累。后培翚又重梓钱大昕《学约》,以诒在院之士。自道光十四年(1834)至十七年(1837),培翚主讲泾川书院,曾作《泾川书院志学堂记》,倡导“士子之学,必以通经为先,而志尤不可不立”,认为“士苟有志于经,则必熟其本文,详其注释,深求乎圣贤立言之旨,以得乎修己治人之方。苟读之而茫然无得于心,即或有一知半解,而自矜自是,不知亲贤取友以集其成者,皆志之未立也”。并号召说:“泾之先贤,讲明正学、著为事功者甚多,近日先达诸公,亦多以博学敦行为务,著述斐然,皆诸生所宜法者。” 可见,培翚讲学不仅讲求通经致用,还以博学敦行为务。

培翚主讲泾川书院期间,曾为胡承珙校读《毛诗后笺》一书。道光十七年(1837),培翚付梓《燕寝考》。又于此年自行付梓《研六室文钞》十卷,张舜徽先生认为该书“在清人文集中,最为纯粹”。 集中之文“古劲闳深,实有汉、唐风味;其解经,不尚新奇,不事穿凿,惟以经证经,心得最多” ,“书中所考订礼制名物,皆深求经注之间,不逞私见,故谨严精核者居多”

道光十七年,培翚重修家祠,并捐资创建世泽楼,收藏大批图书,同时捐置义馆、义学,以诒乡学。道光十八年(1838),培翚承乏娄东讲席。次年,主讲云间书院。秋,初会张文虎,一见如故,遂定为忘年交。

道光二十二年(1842),培翚任惜阴书院山长。后因战事和足疾复发,培翚辞却山长一职,临别时作《惜阴书院别诸生文》,认为:“夫经者,制行之准,然非寻章摘句之谓,必体验乎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以淑身心,而求为约,先求为博。” 此外还对士子们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勉励之语:“自今以往,愿诸生日有就,月有将,无忽乎‘惜阴’之称,无昧乎经、史、文之义,无急功名而薄气节,无骛浮华而忘实践。异时羽仪王国,本所学以用于世,俾朝廷收得人之效,与周之治内、治外比烈焉,是则余之所深望也夫!” 同时,他还告诫士子要博通经学,学成应为朝廷效力。

道光二十三年(1843),培翚病疽。此时,《仪礼正义》未卒业,便“命从子肇昕手录《士昏》、《乡饮》、《乡射》、《燕礼》、《大射》诸篇,采辑诸说,鳞次排比,授以己意,令附诸后” 。道光二十五年(1845),培翚招侄胡肇智南归,时《仪礼正义》之《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已成。《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初具。其馀各篇,皆经考订,尚未排比。是年四月,培翚患风痹,犹力疾从事撰著《仪礼正义》。病中虽右手不能写字,但仍坚持以左手作书,并嘱咐族侄肇昕,留心经学,命助校写 。道光二十六年(1846),培翚得疾归里,以十数年修脯所入,节省赢馀,欲捐置义仓、义学、义田,扶助乡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仍极力撰著《仪礼正义》。是年夏,培翚曾寄书胡肇智,曰:“假我数月,全书可成。” 可惜是年七月,背疽复发,不幸弃世,享年六十有八。去世时,《仪礼正义》尚有《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五篇未具。后经族侄胡肇昕与弟子杨大堉在原稿的基础上增补、校勘并加以联缀成篇,从而完成了四十卷的皇皇巨著,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学术含量极高的经学研究著作。

晚年,培翚曾辗转多处讲学,其主讲之书院,按先后顺序应为:钟山、泾川、娄东、云间、惜阴、泾川。培翚讲学,“士饫其教。讲舍百数十人,服膺归仁,拳拳弗忘” 。史称其教学以“引翼后进为己任”,离开泾川书院时,“门人设饮饯者相望于道” 。培翚“以大儒主讲席,学者得其指示,皆能有所表见于世” ,故而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弟子较著者有汪士铎、杨大堉等人。

对于培翚恪守家学、研治《仪礼》等情况,其好友胡承珙曾写诗《赠家竹村培翚孝廉》作过介绍:“何论四海与弥天,独抱冬心守一编。大雅材堪芸阁选,小同经本礼堂传(令祖朴斋先生熟精《三礼》,君具有家学)。公车懒削三千牍,行箧常携十七篇。为问苏湖二斋后,家风谁克继前贤。” 此诗可视为对培翚学术生涯最简明的概括。也正是由于培翚平时有着孜孜不倦、专治一经的态度,以及克继家风、替往圣继绝学的决心,因而能够“独抱冬心守一编”、“行箧常携十七篇”。培翚一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一生,是为撰著《仪礼正义》而孜孜不倦的一生。他以著书立说与奖掖后进并举,注重友谊,“不忘死友”,在当时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总之,培翚是一位谨严刚正的学者,他为官清廉,不与胥吏为仇;治学不逞私臆断,务求其是。《清史列传》云“时人称其治官如治经,一字不肯放过” ,诚为得情之言。 tGkRRDBdB9BDCXftccroqdDOyPc2LEbTGJOqwvvn+AIsW+r/nlgSS8IfqpFaSG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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