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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仪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仪式。传统的仪式有五种：“祭祀之说，吉礼也。丧荒去国之说，凶礼也。致贡朝会之说，宾礼也。兵车旌鸿之说，军礼也。事长敬老、执赞纳女之说，嘉礼也。” （郑玄《曲礼注》） 礼仪是诸要素的总和，其主体还是仪式。但仪式又并非仪式本身，而是各种意识、价值的载体。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武王即位后三日，召尚父吕公望，询问古圣人黄帝、颛顼之道是否还有流传。尚父答道：“还保留在丹书之中。如果大王想了解古圣人之道，就必须斋戒三日。”三日后，武王穿戴冕服
在大殿中等候尚父。此时，见尚父也穿着冕服，双手捧着丹书缓缓进入大殿，然后背靠着屏风站立。武王于是走下宝座，南面而立，准备接受丹书。但尚父却说：“先王之道不北面。”于是武王缓缓走到西边，随后东面而立。尚父则走到东边，西面而立，然后庄重地开启丹书，念诵起来。
这个故事给我们勾勒了一段古圣人传道仪式的场景。仪式前，必须斋戒三日；仪式中，必须穿戴祭祀天神的礼服；授书时，武王不能南面而立。然后，尚父才愿意开启丹书，念诵起来，这样整个仪式才算完成。可以发现，从斋戒、冕服到作为天子而不能南面，古圣人之道不可以北面，整个过程从头至尾体现出了四个字：庄严神圣。
其实《丹书》的内容很简单，即：“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简言之，就是为君王者要有仁心，有敬畏心。但是简单的道德律令，通过这样一套庄严神圣的仪式来传播，就使之不同凡响了。所以，《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说，武王通过这样一套仪式的洗礼后，表现为“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之后他把这段话篆刻到了所有能接触到的器物上，席之四端为铭焉，于几（几案）、于鉴（镜子）、于盥盘（脸盆）、于楹（柱子）、于杖（手杖）、于带（腰带）、于履屦（鞋子）、于觞豆（盘子）为铭焉，于户牖、于剑、于弓矛为铭焉。
武王将格言刻满所有能接触到的东西，这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你是否能接受生活在一个写满道德律令的房间里？恐怕你会受不了，但武王却能够接受。所以，这里必然存在着使他去膜拜这条道德律令的强大精神动力。其实，这个精神动力的产生就是传道仪式熏陶的结果。
仪式是用来营造场域的，武王所经历的这个传道仪式极其庄严神圣，即使贵为天子，在先王之道面前，也不能南面而立，且必须斋戒、冕服。其潜台词是，先王之道的尊贵性胜过天子。可以说，这套仪式直接激活了道德的神圣性，使武王不得不发自内心地顶礼膜拜。
《史记·叔孙通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登基做了皇帝以后，尽去秦法，一切从简。然而问题来了，有一次，高祖宴请群臣，酒过三巡，宴会场面混乱起来，有些人开始比拼酒量，有人“醉或妄呼”，甚至还有人“拔剑击柱”，总之堂堂皇宫，竟沦为市井酒肆。刘邦作为皇帝的尊严，在近乎失控的场面下荡然无存，于是“上患之”。此时，博士叔孙通对刘邦讲，他愿意征招鲁地儒生与他的学生百余人，训练诸侯、将军、军吏等学习儒家朝拜礼仪，规范君臣秩序。刘邦同意了。
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在长乐宫接受诸侯、群臣的朝觐。与前一次情形截然相反，只见诸侯、群臣由礼官引入殿门，廷中车骑、戍卒、卫官整齐划一，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数百人东向陈列方阵，文官从丞相起西向陈列方阵。待皇帝车辇缓缓驶出时，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接着，诸侯王以下至俸禄六百石官吏，依照等级，近前朝拜。朝拜完毕，群臣宴饮，整个过程“无敢欢哗失礼者”。整场仪式给众人的感受是，“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史记》记载，高祖由此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第二次朝拜后，刘邦感叹道，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啊。刘邦的感叹反映了一个道理，皇帝的尊贵不是天然的，而是由仪式赋予的。是仪式改变了君不君、臣不臣的无序局面，是仪式让众臣感到诚惶诚恐。这正应《礼记·曲礼》所说：“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也就是说，是礼仪激活了专制政权的神圣性，因此看似好像是众臣对君主的顶礼膜拜，但其实是作为仪式参与者的众臣对权力的顶礼膜拜。
中华文化被称为礼文化，而礼文化中，大半属于祭祀之礼。祭祀之礼中，最为隆重的莫过于祭天之礼，又称作郊祀。
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清人入关后，祭天之礼愈来愈虔诚。顺治十八年（1661），八岁的康熙玄烨即位。当年十一月冬至，康熙亲自南郊祭天，并昭告天下，以后每次祭天大礼都要亲自主祭，无故不令人代理。直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至，天寒地冻，年过半百的康熙仍然拒绝了臣子代祭的请求。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于康熙处于病中，便由李光地代行郊祀。然而两年后，康熙又亲自郊祭。康熙六十岁以后，因脚病不得不再次由大臣代行祭祀，而他本人却坚持斋戒，并亲自巡查祭品的准备情况，且量力跪拜，一直坚持到祭礼完毕才回宫。
古代祭祀讲究配祀。顺治初年，规定以太祖努尔哈赤配祀上帝。顺治十四年（1657），又下诏说，太宗皇太极的功德与太祖并隆，当一同配祀。康熙六年（1667），又增加世祖顺治配祀上帝。雍正时，继以圣祖康熙配祀上帝。乾隆时，世宗雍正也得以配祀上帝。嘉庆时，又奉高宗乾隆配祀上帝。道光年间，仁宗嘉庆亦得以配祀上帝。直到咸丰时，又升宣宗道光配祀上帝，但与此同时，下诏说：“自后郊祀配位，定为三祖五宗，永为恒式。”因此，咸丰以后的清帝便不再郊祭配祀了。
从康熙皇帝对祭天仪式处处亲力亲为的表现可知，古代帝王对鬼神的祭祀持有无比虔敬的态度。而咸丰以前的八位皇帝，则全部升为郊祭的配祀，可知祭天仪式之庄严神圣。孔子讲：“祭神如神在。”虔敬的祭祀仪式，可以有效地营造出神灵在场的氛围；而庄严神圣的配祀格局，则进一步激活了鬼神的神圣性，使仪式的参与者对无形的鬼神或无常的命运产生高度的敬畏心理。
总的来说，仪式营造场域的目的就是“引人入胜”，让仪式的参与者得以接受仪式所要传导的价值或理念。因此现代人也同样需要仪式，比如婚礼仪式，婚姻的缔约双方通过仪式感受到婚姻的神圣性，坚定风雨同舟的信念。又比如入党宣誓仪式，入党积极分子能在仪式中感受到入党行动具有神圣性，坚定把自己奉献给伟大事业的理想信念。职是之故，仪式是传统礼仪的基本要素，也是传统礼仪价值意蕴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