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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首先建立的就是等级制度。在中国，等级制度是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周取代殷商统治天下以后，礼不断地被精细化，以至于达到了被称之为繁文缛节的程度。繁复的传统礼仪，大体包括了祭祀之礼、丧葬之礼、朝觐之礼、会盟之礼、聘问之礼、射御之礼、宾客之礼、婚嫁之礼、冠笄之礼等，掌握并参与主持各类礼仪的职业称之为儒。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儒家常以礼教为本，而中国常被称为礼仪之邦。
最早的中华礼仪都记录在礼经之中，就是我们常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礼”。这个“礼”包括了三本书，《周礼》、《仪礼》和《礼记》。
《周礼》，又称《周官》或《周官经》，是古老的官制系统文献。该书记载官职超过360个，担任每个官职的有一人至数十人不等，整个王朝共有官员数万人。《周礼》迟至西汉前期才被发现，公元前155年，有李氏献该书于河间献王。该书记载了周朝官制及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原书应有六篇，然而李氏所献只有五篇，分别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独缺第六篇。献王为补全该书，悬赏千金，然而无果，最终以内容类似的《考工记》补作第六篇《冬官》，呈现给汉武帝。此后，该书一直被藏于深宫秘府，不为人知，直到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书时收入《七略》，才得以广为人知。现存最为著名的注释本是由汉儒郑玄作注、唐代贾公彦作疏，并收入了《十三经注疏》。
《周礼》乃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周公认为，只要礼乐制作完备，便能天下大治。但其实，《周礼》只是保留了部分周公制礼的内容，且主要成于战国后期。其主体内容，则是建国置官的设想，并非是真实的记载。《周礼》记载，天子下属第一等官为天官，最高职位称冢宰或大宰，该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即协助天子，统领六官，总理政务。其次为地官，最高职位称司徒，该职“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抚邦国”，意即掌管天下教育，教化万民，以安邦定国。再次为春官，最高职位称大宗伯，该职“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意即掌管邦国礼制，严明等级，协调各国关系。再其次为夏官，最高职位称司马，该职“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意即辅佐天子平定邦国，管理军务，决定征伐。其次为秋官，最高职位称司寇，该职“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意即主管邦国刑罚讼狱等司法事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为冬官，最高职位称司空，根据补入的《考工记》可知，该职掌管天下百工之职，管理国家的经济发展。
《周礼》各官开篇皆道：“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意思是，天子建立都城，必须确定方位，划分疆域，设置官阶，使民以之为准绳。这里暗含了一种以王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即民以官为中心，各官皆分属六官，以天子为中心，自上而下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稳定的专制政权体系。事实上，除了职官系统外，该书还涉及了天文地理、草木鱼虫、典章名物、生活起居、农商医卜，凡是与邦国建制有关系的，几乎无所不包，可谓博大精深。
《仪礼》，先秦称之为《礼》，汉称之为《礼》或《士礼》，大约在东晋元帝时出现《仪礼》的说法。该书记载了先秦贵族日常生活的具体礼仪，是一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汇编，据说是经过孔子删定而成的。古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然而由于战乱与秦火，至汉初时只留下了17篇，且主要是士阶层的礼，故有《士礼》的说法。《仪礼》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三礼中最早取得经的地位。西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仪礼》便是其中之一。该书最早的注释本是东汉郑玄的《仪礼注》，唐代贾公彦为之作疏，最终收入《十三经注疏》。
《仪礼》影响深远，包括了祭、丧、冠、婚、射、乡、朝、聘八个方面的基本礼仪，既涉及了士之间、大夫之间、诸侯之间对等的交往礼仪，也有士与大夫、大夫与诸侯等不同等级间的交往礼仪，因此，《仪礼》中规定的礼制非常细致。其中《士冠礼》专论加冠时的礼仪陈设与致辞，适用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贵族。《士昏礼》专论士娶妻成婚的礼节。《士相见礼》专论士与各等级贵族之间相见的礼仪。乡射礼有四篇，《乡饮酒礼》专论乡人习射前的聚会宴饮之礼，《乡射礼》专论州长在春秋二季与民习射之礼，《燕礼》专论诸侯习射前的宴饮之礼，《大射仪》专论诸侯与群臣习射之礼。朝聘之礼三篇，《聘礼》是诸侯国的邦教礼仪，《公食大夫礼》是诸侯飨大夫之礼，《觐礼》是诸侯朝觐天子之礼。丧礼有四篇，《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分别记述丧礼的各个环节。祭礼有三篇，《特牲馈食礼》专论士岁祭祖祢（mí）
之礼，《少牢馈食礼》专论卿大夫祭祖祢之礼，《有司彻》专论上大夫傧（bīn）尸
与下大夫不傧尸之礼。后世许多贵族礼仪皆源于此，并深刻影响到日本与朝鲜的礼俗文化。
《仪礼》规定的贵族礼仪虽然是等级社会的反映，但其中的教化意蕴仍具有一般性。比如《士冠礼》在篇后的《记》中说：嫡子在宗庙阼（zuò）阶
上进行冠礼，表明儿子长大了，将会是父亲的继承人。加冠礼要加三次，分别为布冠、皮冠、爵冠，一次比一次尊贵，意味着年长者对下一代人在德性与功业上有所期望，期望下一代人能配得上一次比一次尊贵的冠。所以冠礼不仅仅是形式，而是一种通过仪式行为对成人理想的美好寄托。其他的礼仪，也都蕴含了一般的伦理意义，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物质形式。
《礼记》，是儒家礼学论文集，是三礼中地位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部。属于礼仪的学理类著作，因此它早期属于《仪礼》的参考书，故称作“记”。成书的时间跨度相当大，各篇的完成时间不同，上自战国，下至汉初。相传河间献王搜集相关著作131篇，此外，西汉晚期，刘向又采集到类似的书，共计214篇。西汉儒者戴德将之编辑成85篇，称为《大戴礼记》。其侄戴圣删繁就简，编成46篇，称作《小戴礼记》。此后，东汉儒者马融又补加了3篇，共计49篇，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又由于得到了东汉大儒郑玄出色的注释而愈加出名，《礼记》的地位从《仪礼》的参考书一跃而成为教科书。有唐一代，政府将之与《周礼》、《仪礼》并列为经。而《大戴礼记》在与《礼记》的竞争中黯然失色，亡佚大半，至今只保留下来39篇。
《礼记》的内容也非常庞杂，但主要不是完整的仪式流程，而多细小的礼节、规章制度，以及儒家的政治理想，且补充了许多《仪礼》未记载的内容。《礼记》首篇为《曲礼》，即细小之礼节，涵盖了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君臣日常问答所应遵守的礼节、臣子进献国君物品时的礼节、接受国君赐食赐物的礼节；不同年龄的人交往的礼节；师生往来的礼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互相称名的方式；祭祀时对不同身份逝者的称名，以及围猎、祭祀、丧葬过程中的各类禁忌，不可胜数。
其次为《檀弓》，主要讨论丧葬之礼。檀弓，姓檀，名弓，鲁国人，精通礼仪。该篇由檀弓吊丧时，质疑公仪仲子立庶子为继承人而不立嫡孙开篇，记述了服丧期间，服丧者应该遵守的言谈举止、饮食起居、发髻服饰等礼节规范，以及丧葬器物的位置摆放与装饰等规定。相关的还有《奔丧》、《问丧》、《三年问》、《丧服小记》、《丧服四制》，都是对士丧礼细节的补充，以及对丧葬礼仪意义的补充。
此外，《王制》记述古代君主治理天下的规章制度，涉及封国、职官、爵禄、祭祀、丧葬、刑罚、选官、教育，甚至养老等各方面制度。《内则》记载了士大夫的家庭规则及敬老制度。《月令》详述时令、星宿、农事、祭祀的匹配制度。《少仪》则杂记各类，诸如相见、祭祀、事奉长者等相关“细小威仪”。《投壶》介绍了古代贵族投壶的社交礼仪。《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诸篇都是补充《仪礼》的不足之处，且有独到的史料价值与哲学意蕴。由于《礼记》的篇幅很大，内容庞杂，可谓面面俱到，不一而足。
其中，最为著名的篇目莫过于被朱熹选入四书之中的《大学》与《中庸》。所谓“大学”，即最大的、至高无上的学问。在儒家看来，最大的学问莫过于道德上能臻于完美，功业上能平定天下，这就叫作“内圣外王”。其最高理念的实现路径被称为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还把这三纲领与八条目进行了总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强调在社会与政治中，道德具有绝对性。
《中庸》首次提出了天命人性的概念，开篇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人性源自天命，学会率性而为，就能符合天道，率性而为是需要修习的，这就是教化。《中庸》所指的教化，就是礼乐教化。通过礼乐教化，人就知道如何在日常行事中做到不偏不倚，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后世称《中庸》一书为儒家心法，便是这个道理。孔子曾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正因为孔子感叹了中庸的难得，更使得中庸成为儒者们极为推崇的伦理原则。
事实上，历朝历代情况各有不同，从来不存在严格按照礼经来制作礼仪的情况。廿四史皆有各自的《礼书》、《礼志》、《礼乐志》等，如孔子所说：“殷商继承了夏的礼乐，但有所损益；周继承了殷商的礼乐，也有所损益。将来也会如此。”所以并不存在源远流长的物质形式的礼，更何况《周礼》本来就是理想政治模式，不具有现实性，而《仪礼》的实用性也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销蚀。《礼记》则不然，开篇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是从《周礼》与《仪礼》的具体礼仪制度中开出的价值原则，具有普遍性、一般性，自然也能超越时代，被更多的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