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礼仪，则是最具典型的代表。本书不是对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研究，而是对传统礼仪做常识性的疏解，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全貌。

之所以需要做常识性的疏解，是因为许多传统礼仪在今天已不受人关注，甚至不被理解。然而在古代社会，它们的确是常识。那么古代社会的常识，今人是否有必要了解，又是否有必要转化为今人的常识呢？答案是，有必要。

所谓“常识”，并不意味着浅显易懂；所谓“常识”，也不意味着雕虫小技；所谓“常识”，更不意味着可有可无。美国独立战争的理论源头，便是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它的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极具洞见地认识到，将北美从黑暗的不列颠帝国统治中独立出来乃是大势所趋。该书清除了早期反抗者对英国君主制残存的幻想，使华盛顿等人意识到世袭与专制必然被历史淘汰，而民主与共和是那样的理所当然。该书由此被誉为《独立宣言》的精髓，这就是“常识”的力量。

当然，本书所关涉的中华传统礼仪的“常识性”知识，是经历了时光流转、历史更迭后，仅仅停留在我们习惯用语里的“文化传统”。因此，本书的中华传统礼仪文化之常识主要是知识形态的常识，并非《常识》一书那样属于观念形态的常识。但是，本书之知识形态的常识，却是亟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文化复兴的今天所不能缺失的物质基础。

比如，我们总自豪地说，中华文明乃礼乐文明。然而，这礼乐究竟是怎样的？何为传统礼乐？古人要行的都是哪些礼？古人为何要行那些礼？哪些礼是我们需要扬弃的？若不清楚这些“常识”，又如何能发自内心地“自豪”起来？

又比如，我们大体都知道，待人接物要“彬彬有礼”，这便是所谓“礼貌”。然而，传统的“礼貌”何止于待人接物！更何况，待人接物之“礼貌”乃各种文明必备之要素，又如何能体现“中华传统”？若对传统礼仪文化不具备一定的常识，我们如何能确证礼仪之于中华文明的特殊意义？

当然，今天我们厘清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意义不止如上之说。纵观传统礼仪文化，如果从正面讲，可谓泱泱中华，乃礼仪之邦；但从反面讲，又不得不感慨，巍巍礼仪，真繁文缛节。

“繁文缛节”一词，乃是古代贤哲对儒家礼仪的批评之辞。如晏婴批评儒家说：“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 （《史记·孔子世家》）意思是，礼仪过分繁琐，就会导致奢靡浪费，尤其是厚葬主张，有时甚至会让某些家庭破产。不仅如此，繁文缛节还会导致不良的社会风气，如墨子所说：“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 （《墨子·非儒下》）也就是说，一旦形式被弄复杂了，形式的重要性便超过了内容，于是就导致了敷衍了事的形式主义，又或者导致口惠实不至之伪君子的盛行。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批评一针见血又入木三分。

质言之，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博大精深，然而，今天我们在探讨传统礼仪文化之常识时，却不能仅仅将认识停留在赞美与歌颂上，而必须时刻秉持着辩证的、统一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它。要知道，传统文化对民族性的塑造具有绝对之意义，而民族性又始终反映着历史的传承。因此，本着对民族性的改造与发展之责任，我们就应该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来理解传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继承。

总的来说，本书以述为主，辅以略论，然而要之，本质往往寓于现象中，若常以思辨的视角去认识现象，那人人皆可对本质有所洞悉。如此，则必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幸也。

是为序。

周贇
2019年6月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