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初版自序

对研究明清社会与制度史的学者来说，能使用的文献不但数量大而且品质非凡。这批资料中最有系统性的是进士登科录（拥有进士功名者几乎自动成为中阶官员），它提供举子三代祖先正确的信息。这里使用的48种登科录等名录，共含12，226个案例，正好涵盖整个明清时代，始于明朝第一次进士考试的洪武四年（1371），终于科举制度废除的光绪三十年（1904）。这些资料构成这个研究统计数据的主体，另外补充清代最后几百年的20种举人与贡生的名簿同年齿录（拥有这些中阶科名者有资格受任为低阶官员），分析的总案例数达23，480个之多，再补充长江下游为主的三种生员题名录（拥有这些初阶科名者并不能受任为低阶官员），其中两种涵盖顺治元年至光绪三十年（1644—1904），另一种涵盖洪武元年（1368）以来的整个明清时期。对初阶、中阶和高阶举业造成的社会流动的统计研究，构成本研究的经线。

本研究的纬线主要包含评量各种形式的质性证据，诸如政府律令、方志、传记、家谱、社会小说和观察当代社会与家庭事务的著作等等。虽然大部分是不能计量的，但仍然可以阐明社会流动各面向的一般情况，如个人与家庭从一个身份地位移到另一个身份地位，几乎不存在有效的法律与社会壁垒和阻碍；社会流动存在着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著名的家庭和家族都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社会与经济地位逐渐和其他家庭、家族趋于平等；导致社会流动的某些社会概念与神话，向某些部分人民的渗透扩散等。本书研究举业造成的社会流动及一般社会流动的主要结论，取自累积的统计的与质性的事证所作的注释、评估及总结。

就如本书的副题所指出的，我的研究普遍受益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我必须明确地说：本研究的重点在社会与制度史的一些有机面向，而不是历史社会学。历史资料不论其品质多好、数量多大，都很少能如现代社会学调查所要求的那样；历史学家不能如社会学家一般，以精巧设计的问卷与田野调查的实施来找到特定的资料。此外，统计数据的分类和一些社会现象的注释，都需要仔细讨论某些面向的制度史，虽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种工作是费力而乏味，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却十分重要。因此，本书处理社会流动的各个层面与处理制度史一样多，讨论的焦点则集中于官僚体系的社会成分。为避免读者误解，我曾认真地考虑这本书的副题是否需要改易；最后我还是决定保留这个副题，主要是因为我使用的理论框架，在最近的15年里，已为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所扩大和改进。

关于一个跨度长达五个半世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有些相关的论题，可以说，比研究血液循环更具挑战性和启迪性。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和其他更一般的社会流动面向，向来就是我长期以来研究明清史计划中的优先项目，社会流动的研究工作始于1954年秋天，几乎在同时我也初步发现一个历史大谜团的破解，那就是明清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

在筹画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获益于结交各种学科的学者以及与他们多年来的讨论。我受惠于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图书馆长尼尔·哈罗先生（Neal Harlow），他为我取得这个研究所需要的一般资料与稀见资料；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系的霍桑教授（Harry B.Howthorn）、贝萧教授（Cyril Belshaw）、尼格理教授（Kasper D.Naegele）和柏理申教授（Bernard R.Blishen），在这研究的形成阶段给予的谘询；英文系的史密斯教授（Marion B.Smith）在文字编辑上给予的帮助。我必须特别感谢瞿同祖先生，他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哈佛大学，他是结合社会学与汉学最有成就的学者，我们早从1945年就展开长期的讨论；感谢巴纳德学院的巴伯教授（Bernard Barber of Barnard College）与巴伯博士（Elinor Barber）为我阅读本书导论一章的初稿；感谢耶鲁大学芮玛丽教授（Mary C.Wright of Yale University）为我读整本书的草稿；感谢芝加哥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的主编索普教授（Sylvia L.Thrupp）和另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狄伯（Vernon K.Dibble），他们为评论我这个研究的期中报告，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帮我澄清某些基本概念。我也应该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萧梅克小姐（Elizabeth L.Shoemaker）为这本书做的编辑工作。

我受惠最多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东方部（Division of Orientalia，Congress Library）、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与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Library），感谢它们的慷慨相助。感谢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裘开明博士，他对我不计其数的图书馆馆际借书要求有求必应。我也要感谢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和北京国家图书馆王一飞副馆长为我复制极为稀见的明朝与清朝初年的进士登科录。

本研究如果没有来自以下机构的赞助是无法进行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研究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三个暑期研究奖金，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慷慨赠予一整年的资深研究奖助金。1958年9月到1959年8月，我在哥大担任资深研究员，此期间经常和韦慕庭教授及其他的研究所同仁来往，使我获益良多。我要特别感谢施坚雅教授（G.William Skinner）对我在技术层面的宝贵批评，他当时在哥大，现在康乃尔（Cornell）。希望以此书作为我对母校那快乐而又丰收一年的小小纪念。

何炳棣
1961年5月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