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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二版校正了许多排版和数据及史实的错误，在此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汉学荣誉讲座教授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Dean Lung Professor Emeritus），因他惠予提供本书第一版的勘误表；他以自己主持“《明代名人传》编写计划”（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所累积的大量资料中撷取资料，来校正拙作中若干明代官员与学者的年代与生平事迹的疏误，这几乎是别人无法办到的。因拙于校对，这些版本的校订大部分要归功于富路德教授。
这一版最主要的修订在于统计数字，在这本书的书稿交给哥大出版社后不久，我才收到邮寄误期迟到的1958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让我非常惊喜的是：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进士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的书目，而且都记载着举子先人的信息，可以填补先前我的统计数字系列中某些关键年代的空隙。这些极为珍贵的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原来是翁同龢（1830—1904）的私人收藏，他是晚清两位皇帝的老师，一般被西方人认为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中的关键性“首相”。在最近一次到东亚的旅行中，我也偶然在中研院史语所发现4种稀见的明朝进士登科录；结果我就利用这些新收到的资料修正与增补表9、表10与表12，这几个表是本研究的统计经线中最值得注意的。
本书出版以来，相关的二手研究成果增加了许多，虽然不是直接触及明清中国社会流动问题，但是与本研究讨论的某些制度面相关，在此只提几件：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61）是至今研究明代黄册制度史最详尽的著作；贺凯教授的《明朝政府组织》，《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21卷，1958年12月（Charles O.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XXI，December，1958），直到我交出书稿时仍未出刊；这篇文章的许多好处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明朝主要和次要政府机构与职官名称的英文译名。我自己的中文著作《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专章论述各地商帮为提供赶考的家乡子弟食宿，在北京与各省城、府城设置的会馆。由于出版经费的昂贵，不可能对本书内容全面重加增补，尤其书目是在日本印的，最为费时。尽管整本书的原来页码有必要保留，在本书第二版，我还是对文本与统计方面做了相当大的改进。
在过去几年里，我得到的印象是：一些社会科学家比史学家与汉学家更不愿有系统地关注各种中国传记资料的不同性质问题，而这些资料却是许多现代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流动的依据。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无疑地是语言文字的障碍，我可以无愧地说：在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流动，评估所依据的各种中国传记资料，目标是要充分地引起那些不熟悉中文文献资料学者的注意。本书的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结果，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原著页258，中译本页326）。认为这独一的结论很难估量的学者，就请他们读读狄伯教授（Vernon K.Dibble）和我合写，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学报》第3卷第3期（1961年4月）发表的《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一个辩论）。 [1]
何炳棣
芝加哥，1967年4月
[1] Vernon K.Dibble and Ping-ti Ho，“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Vol.III，No.3，April，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