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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写的第二部著作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 ，简译为《明清社会史论》。英文原书于196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距今已近半世纪矣。我生平治史素重选题，始自明清，上溯宋金的人口、大北魏洛阳城区；数年之后又自修多种科学工具，于1975年以英文完成《东方的摇篮：公元前5000年至1000年华夏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 Cradle of the East：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 .）一书。之后30年间，中国各地丰富而多彩的考古发现，帮我驳斥了西方与东南亚人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对《东方的摇篮》的恶意攻击。上世纪末，我先后自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退休后的20馀年来，又另辟领域，专攻先秦思想史与制度史，对数十年前已经问世的有关明清人口以及社会阶层间流动的旧著，不免有点陌生之感了。
我感到高兴的是，台湾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在过去数十年间先后主持台大、香港科大、暨南、东吴等大学教研工作之馀，致力于拙著《明清社会史论》的译注工作。徐注的特色是力求详尽，例如我在原书中提到明太祖开国伊始，由于亟需人才，往往数以百计的国子监生，无需较高的功名，即可出任州县，甚至可当更高的地方或中央官吏。但是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俘，蒙古入侵京郊，明政府遂自景泰元年（1450）起，不得已颁发一系列的谕令，准许纳马纳粟即可入监读书，初限生员，倏而惠及一般庶民。此后19年间捐监者共6，869人，占全部监生16，070名的42.6%，导致州县底层吏员供不应求的现象，降低了监生的社会地位。我早年治史多在美东国会、哥大、哈佛等汉学图书馆，遍览多种史料，而叙事则力求简要。上引史实仅采自简明可信的《明会要》，徐注除《明会要》外，详列《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明史选举志》、黄瑜的《双槐岁钞》、其孙黄佐的《南雍志》、《明英宗实录》，以及近年郭培贵的《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此一脚注长达八九百字，足以教导入门者如何收集与运用史料。
译者注释详尽，无意中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与方式。事缘上世纪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出版社和许多学术期刊，为了节省经费，把正文与脚注中的所有汉字，照例挤排在书尾。即就这本《明清社会史论》而言，成千上百的中文人名、地名、年代、官名、科名、书名等等，阅读时必须往返检索，不胜其烦。徐译将全书每一脚注都与同页正文密切联系，读来令人重生亲切之感。
长达万言的译注，详列并评介过去几十年来凡涉及明清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的各种文字的专书与论文，对我这个原作者以及广大读者都极有参考价值。除了《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一书外，我从不回头深究旧著，所以1962年出版《明清社会史论》后，未再注意这方面的著作。在华府与台北关系恶化，两岸极度紧张的政治情势下，我虽尽最大努力，仅得80种具有登科者三代履历的名录，可用以分析明清两代一万四五千名进士和晚清二万五千名举人及特种贡生的家世背景。我曾几度函请宁波范氏天一阁提供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缩微胶片，都无结果；不料《译者序》中提到竟有大陆学人抨击拙著弱点之一是未利用迟至2006年才由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
至于《译者序》详列各种文字所写与拙著类似的专著，或由拙著启发的论文，其中对我早年的方法、观点、分类、量化等等，都不免有所批评或质疑。这些批评与质疑或为我前所不知，或久知而不答，或迟迟才作答，之所以如此，因我近年将精力专注于先秦思想史的攻坚。然而对于早年著作所据原始史料之丰富多彩，以及论证之平衡有力，仍具有相当信心。《明清社会史论》从三万四五千例案中所得出家世背景的分类和量化，应与明清500馀年社会阶层间之流动率，大体相符而不悖。《译者序》谓拙著“无论在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仍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此一评价乃译者比较1962年以来中、日、韩类似著作后所得，是接近事实的。事实上，当英文原著出版后，即已获得高度评价，如名闻寰宇，主编《剑桥中国史》的杜希德（译者按：Denis C.Twitchett，1925—2006，自订汉名原为“杜希德”，或译作“崔瑞德”）教授，早年曾在他主编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集刊》（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发表书评，对拙著推介如下：
This is a brilliant book which，together with the same author’s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
，provides the English reader with the best outline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ing and Ch’ing China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the author combines first-rate Chinese scholarship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a lively creative imagination，and a sharp eye for telling illustrative detail.（这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与同一作者所写《中国人口史论 1368—1953》，
均为英文读者提供了在所有文字中最精要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纲。此书作者之所以能达到第一流水准，由于他能兼通中国传统学问与近代西方史学之长，且具充沛的原创想像力，并能以敏锐的眼光写出动人的案例。）
徐泓的序与杜希德的书评对我早年学术著作价值的肯定，不啻是我近20馀年来，孜孜不倦考证先秦思想与制度的精神支柱。
这本《明清社会史论》在我所有的著作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较多，也最为谨慎，曾引起不少学者仿效。但此书问世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我对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最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类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诞。因此我自退休以来20馀年间，“仅”求诸己，致力于考证学的更上层楼，欣然颇有所获。此日回想，这本旧著可称我个人学术路程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今旧著以“译注”的新颜出现，于我个人固然可喜，更希望对广大的中文读者有所助益。我当然也要感谢徐泓教授不懈的努力。
我于序文撰就之后，重阅《译者序》，发现第三章第126页注2译者按语谓拙著当初不利用朱卷，是由于潘光旦和费孝通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9卷第1期（1947年10月）上合撰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文中引用了晚清直隶、江苏、浙江、山东诸地朱卷917种，而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仅藏有300多种。我几十年来不曾公开讨论朱卷的史料价值，实因雅不愿与潘仲昂师（译者按：潘光旦）、费孝通学长辩难，当初友朋之中有瞿同祖兄（2010年6月在北京逝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朱卷即使具有种种优点，并不是研究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理想史料。朱卷大致包括两个部分：谱系和师承。谱系详于直系与近支，兼及母系各世代的姻戚，故能“追寻各家婚姻结合，推见各家生物性的关联”。师承包括朱卷作者的学术源流，详述受业、问学、授知三种有关个人的思想和成就。类此生物和社会教育并重的资料有利于潘先生对遗传与优生学的探讨。然而朱卷的内涵即使优于家谱，若不能置于朱卷作者同年的全部齿录之中来看，仍无法得出社会阶层间流动率的统计。其中至理，容后有馀力时再详论之。
何炳棣
于美国加州尔湾龟岩村
2011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