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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拙著《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曾提到，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领导者们在理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韩、柳等人针对当时文坛的实际，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探讨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规律，提出了相当明确、相当系统的革新文体、改进文风、进行散文创作的主张。这些主张，作为一种理论纲领，在指导文坛、诱掖后学上起着巨大的号召、动员、教育作用，也是他们自身从事创作活动和理论宣传的思想支柱。所以“古文”之造成统治文坛的声势并被后人视为“运动”，以及“古文”创作水平的提高与扩大影响，都直接得益于韩、柳诸人在“古文”理论方面的创获。这也是韩、柳等唐代“古文”家们文学活动的一个重大优点。
在这个方面，韩愈在整个唐代“古文运动”的历史发展中做出了他人不可比拟的杰出贡献。正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并阐发了“文以明道”的理论，从新的角度与高度，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文”与“道”的关系问题，重新确定了作为文学散文的“文”的性质、作用与地位；同时，他又大力探讨“文”的艺术特征，把“古文”当作艺术创作来加以重视。他以“文”来明道，因此又为卫道而重“文”。仅就这两点说，韩愈就抓住了当时文坛面临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创新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又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反映了时代思想发展的潮流。在同时代人中，例如与他并列为“古文运动”“双璧”的柳宗元，不仅在理论的明确性与系统性上不如他，而且整个理论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他的影响之下的。柳宗元同样提出“文以明道”，但从时间看就远在韩愈以后。
因此，探讨韩愈的散文艺术，我们应首先讨论韩愈对作为文学散文的“文”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