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笔者准备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国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散文创作艺术，做以初步的探讨和评介。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生活于中唐时期的代、德、顺、宪、穆宗朝。他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算是一个有重大影响、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作为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诗、文兼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独特成绩，而尤以散文创作成就更大。他处于中唐那种矛盾丛生、世道渐衰的大变动时代，思想上、政治上都显得矛盾、复杂。因此，后人对他的评论，也是异说歧出。但不管这些评价如何不同，对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一般是给予肯定的。他在生前就受到“学浪词锋压九州”（王建《寄上韩愈侍郎》，《全唐诗》卷三○○）的赞誉。苏轼更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这虽然都不无溢美的成分，但也确实表明了他引领一代文坛、改变一代文风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在时人、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散文上，他不仅有卓越的创作成果，而且有较系统的理论建树。他更诱掖后学，倡导“古文”。在他与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之下，把唐代已有长期发展历史的文体改革和散文革新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造成了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高峰。他们倡导的“古文”，一时间形成了席卷文坛的声势，出现了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局面。而他本人的散文创作，更影响当代，沾丐后人，成了宝贵的艺术财富流传至今。从而他也就成为一代文坛宗师、中国散文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韩愈创作散文，倡导“古文运动”之得以取得成功，主、客观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他的很大的长处，就是他十分重视散文写作艺术，努力于散文艺术的完善与提高。他的文章千余年来代代相传，影响深远，原因也很多，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和巨大的美学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散文是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的统一的。韩愈追求“文以明道”。对于他所“明”之“道”的内容与价值，历来就有争议，今天批评更多。但他的文章的艺术技巧，一般总是得到承认并被给予很高评价的。鲁迅先生论及文学创作中艺术方面的重要，曾精辟地指出：“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致蔡斐君》，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二页，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之作为艺术创作，首要的它得是文学，它得具有文学特有的艺术特征。这与评价文学作品的政治效果首先要看它的思想内容好坏是两码事。韩愈是主张张扬儒道的，他对于卫道有极高的热忱；但他写的多是文学散文，又很讲究写作艺术。结果尽管他思想上有很多局限，但他在散文创作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样，研究韩愈，就必须重视研究他的散文艺术。然而从韩愈生前到如今，对他的散文推重的人很多，学习的人也很多，从理论上对它们的写作艺术加以细致分析、评价的却不多。明、清以来不少人评点韩文，评点人不乏见解精审者，评点内容也不乏真知灼见，但他们用的不是科学的方法，所见也多在枝枝节节。这样，研究韩愈散文创作的艺术方面，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这方面，近年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出现一些有价值的成果。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韩愈散文艺术加以探讨。见解肯定是浅薄粗疏的，但愿与喜读韩文者共同赏析、商量，愿向前辈与同道请益。这是笔者动笔的第一个用意。

再者，韩愈作为中国散文史上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所表现出的艺术特征及其内在矛盾具有很大的典型性。认识和理解这些特征与矛盾，对于加深理解中国古典散文的特点与规律，会有一定的助益。中国散文形成、发展的历史，在整个世界文学中显然有其独特处。因此它在艺术形式与创作方法上，与另一些国家的散文，如西欧各国的就很不相同。譬如，早期中国散文是与学术、政令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以后发展中高度政治性与实用性的传统。这就造成了一个按现代文学观念如何区划中国散文界限的问题。具体到韩愈研究上，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古文”哪些算作文学散文？《原道》那样的哲学著作是不是散文？大量的碑、传、书、序等实用文章算不算散文？这也涉及到六朝以来对“文”的看法的长期纷争。直到清末，阮元提倡新“文笔论”，还在否定“古文”之可以称为“文”。他说过：“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古文’乎！”（《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三集》卷二）这就完全否定了“古文”作为文学散文的价值。而清初桐城派古文家方苞则认为“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后来的姚鼐更提出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文章观。这就又把“古文”视为中国“文”的正统。近年来，人们用形象思维的标准来衡量古典散文，对韩文的文学价值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研究一个课题，明确它的对象是个根本出发点。散文界限不搞清楚，也就谈不到研究散文艺术，而这就关系到中国散文特点的根本问题。结合韩愈这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实际，我们来分析他的散文的艺术特征，对于认识整个中国散文的特殊规律，会是有益的。涉及到中国古典散文的文体问题、语言问题、表现方法问题，也是如此。所以，分析韩愈散文艺术的成就，将有助于探讨中国古典散文的规律。笔者想在这方面做点工作。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二个用意。

第三，中国散文的悠久而优秀的历史传统，是近、现代散文发达的前提条件之一。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哺育下，才出现了鲁迅那样伟大的散文家。现代和当代文坛上的代表人物，如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卓越的散文大师。“五四”以来，散文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革命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直到现在，散文仍是广大群众喜爱的文学形式之一，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与教育作用。今天，提高散文的艺术水平，有一个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的问题。通过对韩愈这样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散文大师的研究，会为当代散文创作实践提供很好的借鉴。从中国新文学史发展看，现代散文创作受到西欧与日本散文的影响。连“散文”一语也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和中国传统上与骈文对待的“散文”意思上完全不同。这种西方的影响对于中国散文的发展自然是积极的、有益的。但中国现、当代散文，从根本上说，是古代散文的历史的发展。它也应当在历史传统中更多更好地汲取营养。我们读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等哀祭文字，从中自然会体认出韩、欧等人哀祭文字的影响。所以，研究韩愈散文艺术，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中国散文的历史经验，发展今天的散文创作。这是写作本书时的又一个想法。

以上三个方面，涉及的问题太广了，题目是太重大了。完成这些任务，对于笔者来说，只能是一个奢望，一次初步的尝试，或者，只是提出一些问题，抛砖引玉，求得指教。

笔者对古典散文有点“偏爱”。宋代以前，诗与文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主流。宋代以后，小说、戏曲等渐趋繁荣，古典诗文逐渐僵化与衰落。但是，后者也并不是没有成绩。在衰落的潮流中是有曲折、有反复，也时有高潮激起的。但从近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看，对散文所做的工作，比例太不相称了。就是韩愈这样的大家，从作品的出版与普及到专门的研究，成果还是很有限的。与地位相似的诗人、小说家以至戏剧家的情形简直不可比拟。笔者虽然学疏才浅，但有志于在这方面略尽绵薄。谨以这本拙作奉献给读者，期望有更多的人对古典散文艺术加以关注，并写出更好的论著来。这也算做笔者写作本书的最后一个用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