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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季海先生（1916-2011）去世已有八年，生前他曾向我说过，不喜欢人家写他。我没有问原因，感觉似乎是他怕写的人歪曲了他。他还对我说：“我的痛苦，你们可以感受得到，但我的幸福，你们也许永远也感受不到。”这种自信确实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且在暗示：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不待求证的“痛苦”和无法求证的“幸福”。正如叔本华所说——“常人只能为功用的目的而生存，也常常遭遇相似命运的苦痛，但却毫无希望，得不到任何精神慰藉”，而这种“精神慰藉，它是天才人物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不可让渡于其他人的，而只能为其自身而专享”，那么——真正的朱季海确实是我们难于理解的，那种“幸福”的“精神慰藉”，“只能为其自身而专享”。正因为有了这个“暗示”，我一直不敢动笔写他，生怕“歪曲了他”，尽管从见到他的那天算起，至今已有二十八个年头。可是执拗的《掌故》主编，却偏偏在这时跳将着约我写写季海先生，并开导我说：“于情于理，你都得写。”深知我一向是个碍于情面的人。
有关朱季海先生的文字已然不少，这些出于各自目的和不同心境的文字，搜罗起来竟然也可编出一本书，或者编出一篇挺像样的学术年表来。霍金说“任何事情，只要在印刷品上出现过许多次，就会变成事实”——写这些文字的作者，有不少是出于真心的赞叹和怀念，但包藏私心，借先生来“消费”的也大有人在。后一类作者所要表述的，无非就是近年网上流行的那句话——“小丑在天堂，大师在流浪”，好像在对他们所谓的“大师”抱以“惋惜”和致以“哀叹”。但细细想来，这实在是“标题党”们所用的一种阴鸷手法，目的是吸引读者的眼球，博得点击率，最终达成对所述对象的一种“消费”。我想说的是，首先小丑的“天堂”不是大师会去的地方；其次真正的大师可以将身心自我放逐，但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在流浪”。我曾经也和许多人一样，对季海先生平生际遇“抱以唏嘘”，以为如果他能够“先屈后伸”，境况及成就必定将如何如何。可现在想来，这种假设推论并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在季海先生去世以后；而几乎所有报道季海先生生平的文字，都会针对他无业、饥困、治学条件差、脾气怪等进行外在的描述，但最终还只是说说而已。尤其是先生在世时被视为一种“遗响”，去世后则成了“绝响”，乃至——“他带走了一个时代”。这种调调，好像套在凡是具有“国学”背景的老先生身上都比较合适，如不久前去世的饶宗颐先生。这似乎又应了叔本华的另一句话“只有在他死后，世界才会发现他存在的标记”。当然，我们为了“行文需要”，适当地提及这些倒也无妨，然过度地论述或阐释，反而让人感到离真正的季海先生更远，好像整天说人家如何之“贫困”者，难道你一定就是“富足”的？这应该也是季海先生不喜欢人家写他的原因吧！
既然季海先生是我们难于理解的，就面临着如何来写的问题。八年间我对此也不是完全未曾考虑，但总是怀有畏难的情绪，而这次只能迎难而上了。我拟了个相对易于应付的题目，叫“片谈”，不难理解，就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说。我和季海先生见面，几乎每次都是临时性的，是想到就去，或是偶遇于途，专门约见也就寥寥几次（我清晰地记得，与先生二十年的交往，见面地点不超过四处：最多的是在定慧寺双塔，其次则是我原先的单位苏州博物馆，另外则是观前街采芝斋二楼茶室和他初照楼下家里的门房），所以，想要完整地谈他既不可能，理解地谈，更不可能；加之我又是个“懒笔头”，从未想到过“怀铅握椠”记下些什么，有许多细节已记不清楚，一片片地丢失了；只能有所选择地凭记忆加以叙述，又一片片地拾起。因此，在叙述理解上又是较片面的。关键是我可以向《掌故》交差。
俞明先生的《痴子》一文，是我知道季海先生的“启蒙读物”。俞先生离休前是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痴子》载于他所著的《姑苏烟水集》中，写的就是季海先生。文章中说，当时有些人“背地里把章太炎先生唤作‘章痴子’。太炎先生仙逝后若干年，他的一个关门弟子一个有大学问而性情古怪的朱季海先生也被苏人冠以‘痴子’的美称”。读罢，我于是就“想见其人”起来。不久，这个愿望竟得实现。
1992年夏天，有位张指逵老先生来找我祖父。张老先生身穿中式麻布衬衫，布钮颗颗分明，手里握着一柄包浆锃亮的折扇，快九十岁的样子精神依然矍铄，一看就是出身于以前那种殷实人家。后来读到周瘦鹃的《紫兰小筑九日记》，里面就提到与这位张老先生一起“大快朵颐”之事；又从吴梅1935年2月9日的日记中见到张老先生的午宴“菜品绝佳”的记载。方悟之前会有此印象。我当时学书法已有多年，最早由祖父启蒙，后来又师从华人德先生，华师也认识季海先生，当我读过《痴子》后就问华师，华师当然是很敬佩季海先生的，并说朱先生的书法也很好，如此就益加地“想见其人”了。可是请华师介绍我去拜访季海先生有点不好意思，不知这样做对华师和季海先生而言是否会很冒失，张老先生的到来确实为我打消了顾虑。
我曾祖父王佩诤先生（1888-1969）是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的大弟子，季海先生则是他的小师弟。虽然在年龄上我祖父王劼安先生（1911-1994）要比季海先生还大上几岁，可从学行上说却要晚了一辈。对于这位小师叔，祖父对他的学问常用“好得弗得了”来形容，当然又加重了我“想见其人”的想法。这时，祖父对张老先生说：“我孙子学了几年书法，欢喜看书，想见见朱季海。”张老先生毫不犹豫地答道：“小事体，小事体，我来去帮季海讲，他天天都在双塔吃茶。”没过几天，张老先生真就带我到双塔去见季海先生了。
太白诗云“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其实封个“万户侯”当当，太白哪有不想的？当不了，却借此把韩荆州“拔拔高”还是可以的。而我见到了久仰的季海先生，了却了我“瞻韩之忱”，意图或许比太白要来得更真切吧。
到了双塔，见季海先生头戴鸭舌帽，身着白衬衫和灰裤子，虽经多年的漂洗显得有些陈旧，却十分干净得体，脚上一双布鞋也是这样。桌上放着一个热水瓶和一只当茶杯用的酱菜瓶子，还有几本家里带来的书。那天天气十分地好，张老先生引我上前，对先生说：“季海，这个就是王佩诤的曾孙。”刚说完，季海先生突然挥手示意让张老先生离开，张老先生唯唯地往后一退，连声说：“好咯好咯，你们谈。”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张老先生，当时也忘了说声感谢，现在想起真的很感激他。但季海先生对张老先生的“挥之即去”，确实让我尴尬，他一点也没顾忌人家的面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正如人们对他的通常评价“狂狷”、“古怪”。
时间过去了二十八年，那天和季海先生都谈了些什么已记不太清楚，但我冒失地向他求证关于他的“狂狷”和“古怪”的话题，却还清楚地记得。除了之前读过俞明先生的《痴子》，在拜访前我还另外做了点“功课”：因为家里订有《文史资料选辑》，对有兴趣的文章也时常翻阅，其中有一期上就刊有任启圣的回忆文章《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这位任先生是1935年夏山东省教育厅的保送生，并非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在文章中提到季海先生名为“朱浩”，实是“朱学浩”的漏略，惟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故意。我关注的当然不是这个，所关注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浩，苏州人，学问渊博，颇得（章）先生器识，因藐视诸助教，甚少听课。及先生殁，浩亦挽以联，上联为“赐尔来何迟也”，下联为“禹吾无间然矣”，运用自然恰合身份。余以同学关系，曾交谈数次，其人面目俊秀，言吐风雅，惟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盖亦狂狷之流。
这段文字中，我最关注的是末句，也就是第一次见到季海先生所要求证的话题。季海先生听过后大笑：“我哪里狂了？”我知道，先生的回答是缘于“不自知”罢了，哪有承认自己“狂”的？这或许就是一般或是初次见到他的人，对之所产生的一种很自然的印象——要不，他怎么会把那位张指逵老先生“挥之即去”呢？顺便补充一句，那天季海先生见到我后十分客气，叫我自己到茶室边上拿个椅子和他慢慢聊，与对张老先生的态度截然不同。
从此，我总算了了“瞻韩之忱”，总算是“得遂瞻韩”了。
第二次去拜访季海先生要隔了一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称他“朱阿爹”，“阿爹”是苏州话中对祖父辈的称法，如那位张老先生我就叫他“张阿爹”。但苏州人把“爹”字念作“嗲”的平声或上声，我小时候有段时间住在北方，回来后已不会说苏州话了，后来渐渐会说了，但总不纯正，特别是对苏州方言中特有的一些词语掌握得不太好，需要临时进行“对音”，而说出来后自己都觉得怪，所以一般都不怎么说。可第一次却用苏州话和季海先生说，是因为他和张老先生交谈一上来就用苏州话，我也不觉随着情境。然而聊了不久，我就发现季海先生的苏州话不仅不算纯正，并且一些词语却是用普通话来表述，原来他和我也差不多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上海浦东三林塘人，不是地道的“老苏州”。因此，第二次去拜访他时就改用普通话，交流起来确实顺畅了许多（先生的普通话非常纯正悦耳）。这样却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阿爹”在普通话里是父亲的意思，若用普通话念成“阿嗲（平声）”表示爷爷似乎也可以，但感觉总是怪怪的；喊他“朱爷爷”，我们又不是北方人，也不习惯；按规矩说，从学术行辈上我应称他为“太公”的，但“朱太公”念起来又感到滑稽；也不知怎么的，聊着聊着就称他“朱老”了。在第二次拜访他时就这么称他，从此没有改变。
这次拜访依然是夏天，有人告诉我双塔有新疆古尸展览，恰好我刚在苏州古旧书店买到一本《新疆出土文物》图录，想正好借展览机会向季海先生请教，于是带上这本大册子去。先生早已在那里，把书先给他翻阅，我去看古尸了。双塔外面是公园和茶室，里面是苏州文保所的办公区，这个展览就是他们从新疆文保单位拉来的。为了吸睛，这个展览好像是“千年楼兰美女”之类的标题。绕了一圈出来，拿把椅子坐下，季海先生突然问我图录上的一个字怎么念？我看了一下是“尕”，是新疆的一个地名中的字，我说不认识。他又转身去问新疆来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她不假思索地告诉先生读与“乃”同。人家是新疆来的，应当不会读错吧，当时我也没有回去翻下字典，今天为了写本文还是要确定一下的，原来那位女士也不太负责，这个字读gǎ，读如“小兵张嘎”的“嘎”。当然，再有学问的人也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任你把字典上所有的字全认识，也未必就是有学问的人。季海先生不认识这个字并不令人奇怪，但他这种不耻下问，甚至是“问道于盲”的精神，真让我感到敬佩。
先生将我这本《新疆出土文物》翻看了很久没有放下，我也不忍心催他，于是狠狠心就送他吧。先生也不推托，只说了句“这么贵”，就笑纳了。那天我做了件令他开心的事，同样我也很开心。从此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些，至少是“可持续发展”了。
晚上我打开电视，看到记者采访季海先生的镜头，正是在说新疆文物的事情。
说季海先生贫困，这一点也不假，而且是衣食之忧。因为无工作、无工资、无劳保，所以有人称他为“三无人员”，吃饭穿衣确实是问题。除了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有的文章将此归咎于他的家庭，这是不公允的，当时他家人的生活条件也并不好。这里先讲吃饭问题，1995年我参加工作，有了工资，有时上午去看他，就请他到外面定慧寺巷小店里吃饭。当时他已八十高龄，但胃口却不输于年轻人，通常肉和虾是必点的，不吃羊肉，他说“这是野蛮人吃的”，而我说“我喜欢羊肉，今天野蛮人请文明人吃饭”，他大笑起来。啤酒也要，以一瓶为度。我工资微薄，经常请他当然做不到，偶尔而已。外面说他不吃家里的饭，中午吃个烧饼馒头打发一下，但我从未见过，也不相信家人不给他吃饭。这是他的家事，不便过问，但吃饭方面的问题却是显然的。
至于穿衣，对于先生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问题。俗话说“富人怕夏天，穷人怕冬天”，富人穿衣不愁，冬天尽可貂裘，但到了夏天总不能老是赤膊或扯层皮吧？而穷人则相反。1996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我见先生还穿着单薄得已经有些板结的布袄，于是就跑到五卅路的外贸服装店花四百元买了件羽绒服，可是羽绒裤却没钱买了，就想到我小姑妈，让她给买条裤子。这样凑了起来，送到先生那里，先生当然高兴，也笑纳了。可是没过两天，先生突然让管理茶室的陶女士打电话给我，说：“朱老又发怪脾气了，不肯收你送的衣服。”我问为什么？她说：“朱老说太贵。”原来我忘了将价目标签撕掉，由于是出口转内销，所以上面是四千日元。我急忙跑去解释，才让他定心。那天还有件好玩的事，我解释完以后，先生指着我身上的风衣说：“你身上的这件好看嘛。”我急忙回道：“不如您的暖和，而且很重。”心想，这老头还真挺爱美的。后来，小姑妈告诉我，季海先生充满谢意地对她说：“真得谢谢你们，不然肯定挨不过这个冬天了。”
那天我又做了件令他开心的事，同样我也很开心。今天我将此事说出来，并不是要谁来表扬我一下，只是因此使季海先生挨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是最令人欣慰的事情。
孙晓云老师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以前我和她的关系是“师友之间”，后来我成了她的硕士生，如此就正经八百的是师生关系了。孙师小时生长在部队大院，后来又参了军，性格豪爽且又细腻，书法学有渊源，主要来自她母亲和舅舅朱右隆先生的传授。说起这位朱老先生，可是大有来头的，他的尊人是近代著名的金石篆刻大家朱复戡先生，也就是孙师的外祖父。右隆先生和季海先生一样都是从小衣食无忧，并且心高气傲有脾气的大公子，也正是这样，中年后吃了不少苦头。他们最相似之处就是早年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优质教育，都是天生的读书种子，用现在的话说是“学霸”。所以，如果你随便和他们大谈艺术或大谈学术，差不多就是在等着他们看笑话。所不同的是，右隆先生吃的是“体制内”的苦头，季海先生则吃了“体制外”的苦头，但无论哪一种都是苦头，却又是殊途同归了。所幸，右隆先生的晚年生活是充实而幸福的，除了看书写字，还要打打乒乓、下下象棋，兴致来了还和金陵诸老们诗词唱和一番。孙师对她这位老舅的照顾无微不至，尽管脾气来了也奈何不了。
季海先生和右隆先生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都姓朱，但两人晚景却又如此之不同。大约是2000年后，我将先生的处境和南京工作的师兄薛龙春说了，龙春又告诉了孙师。孙师听了很是激动，她拿右隆先生和季海先生的晚年生活做对比，认为他们都姓朱，一个这样一个那样，差别实在太大，季海先生如果手里有点钱，过得会更体面些。于是嘱咐龙春每月把钱送到先生手里，并关照不要提起她的名字，只说是一个仰慕他的晚辈的一点敬意。此后连续几次都由龙春到苏州转交季海先生，开始是每月四百元，过年八百。但龙春也不能经常来苏州，于是由我垫付，我当时工资也就六百来块，即使垫付也很吃力，这样又想到了我住在双塔附近的小姑妈。也许是时间长了，我姑妈也有些烦了，结果还是请龙春送。最后是每年一万元，一次送达，就不必每月往复奔波了。一直到先生去世。
孙师的这个举动，于季海先生的日常开销无疑是有所改善的，可每次季海先生似乎只把我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转手”，对我的所为并无特别明显的表达，不免使我产生异样的感觉。我不知道龙春和我小姑妈是否也有同感。确实，拿着别人寄来的礼物，何必非得感谢原本就应该干好本职工作的邮递员呢？
前引任启圣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评价季海先生是“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盖亦狂狷之流”，这似乎是他给人的普遍印象吧。虽然所述是对季海先生十九岁时的印象，但从前面我说的几件事来看，也隐约能感受到一些。至于“恃才傲物”，我倒没有特别的感到，或许是由于年纪大了，阅历深了，“收敛”了？“旁若无人”，我也没有觉得，至少他对我是很亲切的，可能只对他看不惯的人才这样？“狂狷之流”，也是个宽泛的类比，勾勒得太大条。然而无论怎样评价，哪怕不甚恰当，却可看到论者对季海先生的性格都要极力刻画的——他的确是个太有性格的人。
任启圣先生只是“官派”的保送生，应该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章门弟子”。他的评价如果不算数，那么真正的“章门弟子”王佩诤先生的评价算数吗？不妨来看一下。
佩诤先生留下来一册名为《流碧精舍师友渊源录长编》的稿本，记载的是他所交往过的老师、朋友和学生姓名，以及他们的著作和专长，一般都写得很简略，实际上就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而已。当然，小师弟“朱学浩”也名列其中。唯与对其他人叙述不同的是，在佩诤先生的笔下，只描述了季海先生一人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兀：
朱学浩字季海，善音韵，性孤僻。
寥寥十二字，就把他这位小师弟勾画了出来。这不正说明季海先生的性格实在是太强、太显眼了？佩诤先生竟也忍不住要重加落墨。若换成大白话来讲，不就是——“学问好，脾气怪”？
王佩诤《流碧精舍师友渊源录长编》稿本选页首行记朱季海
由于和季海先生熟了，有一次我就忍不住将这本册子斗胆带给他看，好奇他会作如何反应。但又生怕他看到“性孤僻”后会“冲冠一怒”，就像樊樊山读了李越缦的日记后那样一把火烧掉，所以事先复印了一下，带着复印本去。没想到的是，他看过后竟然很平静，笑着说：“‘善音韵’不错，但‘性孤僻’哪里是？”我悬系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于是借机开玩笑说：“朱老，您的确是‘孤僻’啊，我太公最了解您了。”他问：“什么意思？”我说：“您天天一个人到双塔来喝茶是‘孤’，喜欢坐在角落里是‘僻’，放在一起，不就是‘孤僻’？”听完我的这个滑头的解释，先生大笑着夸我：“你的训诂学真学得太好了。”
“学问好，脾气怪”是贴在季海先生身上的标签，一辈子也没有撕下来。我曾祖父用 “性孤僻”这三个字来评价季海先生的性格，我也无法作出是非判断。因为这个评价，也是依照青年时代的季海先生而得出的。后来我还好奇地问过他与我曾祖父的关系如何，他说我曾祖父的学问很好，50年代在上海的公交车上见到就点了点头，没有再多的交往了。可能这最后的印象，也是导致佩诤先生将“性孤僻”三字笔之于书的原因吧。
大约在2004年以后，由于年纪和路程的原故（好像双塔茶室也关张了），季海先生有时就在离家很近的观前街采芝斋楼上喝茶。我有了孩子以后忙于家庭琐事，和他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也去过采芝斋看望他，但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他“孤僻”地坐在双塔茶室外的样子。现在这道风景少了，双塔我再也没有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