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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丽于天者谓之天文，精于地者谓之地理（《周易》、《吕氏春秋》、《论衡》、《汉书·郊祀志》）。理本治玉之称（《说文解字》），谓之地理者，以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周易义疏》）。川泽陵衍，各有形兆，故地理亦称地形。《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虞翻、王廙均注“形”为“山泽”（《周易集解》、《太平御览》），其明征也。亦或称曰舆地，则申车底之义，以为负载之义耳（《史记索隐》）。自班孟坚志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风俗之由来，以地理名篇，遂成地志之专称。后儒继作，宪章为多，虽有纷更，终莫之能易也。
古代地书，仅载方域山川土宜地俗，或综其宏纲，或条其纤目，若《禹贡》、《职方》，及《管子·水地》、《淮南子·地形》之属，其大较也。自《山海经》旁述胜迹，太史公兼言水利，《汉书·地理志》以星野、户口益篇，《太平寰宇记》以人物、艺文入录，而方域志书条目遂广。清初修《一统志》，其府县所载，凡分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一门，缕析丝分，务衒赅博。风气所趋，州县志书尤多踵华。于古人所谓“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而舆图反若附录”（《四库总目》）者，盖莫能免焉。杜君卿曰：“凡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通典》）过此以往，非所尚也。
吾国地志，既分载方域、山川、人口、风俗、物产，故其书之分类亦不相远。清代《四库》收书，列地理类为：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十目；是为地书部居厘定之始。其后毕沅、章学诚、张之洞续有分合，终不逾其范。此虽书录之部居，然潜研地理学者固可循而求之也。
昔汉高入咸阳，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汉武封三王，御史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是知古昔地理记载属诸政典，藏之秘府，守在官司，非民间归儒所得肄习。太史公石室金匮之书，其所记，但述河渠而已。盖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隋书·经籍志》），不容其更述也。逮成帝时，刘向略言郡国域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列风俗，班孟坚辑而论之，以入《汉书》，于是地理一志，遂为后世官史不可或缺之目，而兰台之秘亦随之传在民间矣。
魏晋而后，地学益昌，长篇巨制，往往而有。若晋裴秀《禹贡地域图》、挚虞《畿服经》、阚骃《十三州志》，齐陆澄《地理书》，梁任昉《地记》，陈顾野王《舆地志》，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其尤著者也。唐魏王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梁载言《十道志》，亦一代巨著。赵宋地书之称者，则有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存之《元丰九域志》、欧阳忞之《舆地广记》，而乐书最称赡博，然体例之变亦自兹始。元有岳璘《大元一统志》，明有魏俊《大明志》、李贤《大明一统志》，皆官书也。卷帙虽繁，疏缪时见。明代徐宏祖有《游记》十二卷，均步履所经，非同耳食，则又卓然高视于前代者也。
往昔交通未繁，故地理载籍多以华夏为限，其述外夷者，则有晋法显《佛国记》、智猛《游行外国传》，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长春真人西游记》，明费信《星槎胜览》诸作，虽属叙述异域之书，然其耳目所经，仍不越东亚一洲也。
有清一代，地学最盛。语乎总志，则《大清一统志》最为大观。余若赵一清、戴震、全祖望、张匡学、杨守敬、王先谦之于《水经注》；顾祖禹、胡渭、钱大昕、钱坫、洪亮吉、李兆洛、陈芳绩、魏源之于古地理；黄宗羲、齐召南、洪颐煊、陈澧、吴承志之于水道；徐松、张穆、李文田、何秋涛之于西北地理，均一代之宗匠，精博可信。
大抵地理之学，愈后而愈精。若夫考求一代因革，辨究经文史事，则前代地书有足取焉。
自班孟坚首志地理，而西汉郡国之开置、疆理、垦田、户口，厘然昭晰；嬴秦以前，惜罕专书。然文献所存，非无足征。今考古地理，即以班志为断，凡先汉文献有关地理者，先辨其信讹，次寻其本真，更进而求古代之方域及所知边裔之界限。若夫郡县建制之沿革，历代幅员之展蹙，则沿革地理之事也。